梁柱：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正面戰場評析

【公孫明按：這是篇公允到位的好文，值得我們花時間一讀，也算是國民黨當年抗日價值的上限了！】

梁柱 · 2015-09-21 · 來源：思想理論教育導刊

“堅持抗戰、團結、進步，是爭取這場民族解放戰爭勝利的要求，國民黨在這方面曾做過一些利國利民的好事，因而得到了人民群眾一定的諒解和擁護。但是，國民黨統治集團並沒有把它貫徹到底，而是採取錯誤的政策，違背了歷史發展的要求和人民的根本願望，從而使自己走向了反面，這對國民黨來說不能不是一個嚴重的歷史教訓。”

抗日戰爭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反侵略戰爭，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個重要起點。這次反侵略戰爭，是在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進行的。由於歷史的原因和第二次國共合作的特殊形式，抗日戰爭在其發展初期就形成了兩個戰場，即由國民黨軍隊擔負的正面戰場和由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它們是相對獨立的，形成各自的指揮系統。但從戰爭的總體上說，它們又是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是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的。對國民黨正面戰場，採取簡單的否定，或不加分析地全盤肯定，都不符合歷史事實，是不可取的。我們要全面客觀地分析它在抗日戰爭中的歷史作用，既恰如其分地評價它在抗戰中的貢獻和作用，又實事求是地指出它的歷史局限性。這樣才能科學地說明這樣一場全民族團結禦侮的偉大的反侵略戰爭，同時也有助於正確地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共同維護抗日戰爭的歷史成果。

一、存亡危急之秋的國共第二次合作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開始了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戰爭。當時，中共中央通電全國，首先指明了這次事變的嚴重性質和堅決抗戰的必要性。在日本滅亡中國的威脅下，在全國人民強烈義憤的要求下，國民黨開始改變過去的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轉而採取比較努力抗戰的態度。

盧溝橋事變發生後，國民政府雖然仍想通過外交談判的途徑力求避免事態擴大，但同時也對事變採取了強硬的立場。7月9日，蔣介石密令平津前線：“具備必死之決心，與積極準備之精神應付，至談判尤須防其奸滑之慣伎，務期不喪失絲毫主權為原則”。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提出解決盧溝橋事件的四個條件：(1)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2)察冀行政組織，不容許任何不合法之改變;(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察冀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4)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人的約束。他表示中國已臨到“最後關頭”，“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不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這個談話的基本精神是好的，正式表明了中國政府的立場。這時日本已大量增兵關內，公開拋棄了所謂“不擴大方針”的欺騙宣傳。7月30日，日軍相繼占領北平、天津;8月13日，又開始進攻上海。8月15日，日本正式成立以松井石根大將為司令官的上海派遣軍，並下達了全國總動員令，於是開始了對中國的大規模的戰略進攻。

對此，中國政府採取了相應的措施。8月14日，中國政府發表《自衛抗戰聲明書》，宣告“中國決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實行天賦之自衛權以應之”。次日，蔣介石下達總動員令，20日蔣自任陸海空軍大元帥，決定將政府軍事委員會作為戰時最高統帥部，並將前線省份劃為四個戰區。與此同時，經中共中央一再呼籲和敦促，國民黨對聯共抗日也採取了積極態度。9月23日，蔣介石為中共關於國共合作宣言的公布發表談話稱：“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應計較過去之一切，而當使全國國民徹底更始，力謀團結，以共保國家之生命與生存”，使國共第二次合作得以實現，為實現全民族抗戰提供了政治前提。

毛澤東曾熱情指出：“國民黨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內，抗戰是比較努力的，同我黨的關係也比較好，對於人民抗日運動雖有許多限制，但也允許有較多的自由。”[1](P941)這是符合歷史實際的評價。在戰略防禦階段，國民黨及其軍隊的抗戰是比較積極努力的，發揮了正面戰場的作用，是有歷史功績的。

首先，在戰略防禦階段，國民黨正面戰場發揮了主要戰場的作用。從一般軍事學上說，在通常的情況下，正面戰場總是擔負着主要的作戰任務。但由於國民黨實行的片面抗戰路線和日軍對華作戰重點的變化，使正面戰場在抗戰不同階段所起的作用有很大的區別。應當肯定，在抗戰初期的戰略防禦階段國民黨戰場確是起了主要戰場的作用。

從日軍方面看，這時其憑藉兵力和裝備上的優勢，在戰略上強調“速戰速決”，企圖集中兵力在最短時間內摧毀中國軍隊的抵抗能力，迫使中國政府屈服，以實現其獨占中國的目的。七七事變前後，日本軍國主義者一再揚言3個月之內就可解決中國，當時日本的杉山陸相甚至叫囂“支那事變可以在一個月內完全結束”。戰爭開始後，日軍不斷增派兵力，到1937年9月，其侵華兵力已超過戰爭初期所預定的11個師團的最高限額，達到了14個師團。它同時在華北和華東展開進攻，然後南下華中，幻想實現其速戰速決的企圖。到日軍占領南京後，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發表聲明：“帝國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而期待真正能與帝國合作之中國新政權的建立與發展。”這些都說明，這個階段日軍作戰是以國民黨政府為主要對象，其目的是要摧垮國民黨軍事力量，迫使中國政府投降。

就國內情況而言，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倡導者、組織者，對團結抗日的實現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有良好的政治和軍事素質，但在戰爭開始時，在數量上還只有幾萬人(當時在華北前線的八路軍共32 000人)，武器裝備很差，還不能給敵造成足夠的威脅。而這時國民黨是第一大黨，掌握國家政權，它參加抗戰後，在一定程度上起了聚集全國抗戰力量的作用。1937年8月初，國民政府在南京召開國防會議，中共代表朱德、周恩來、葉劍英應邀與會，共商國防問題。此外，廣西、四川、雲南、山西等地的地方勢力首領白崇禧、劉湘、龍雲、閻錫山等都參加了。原來由於蔣介石歧視和消滅異己的獨裁統治，造成國民黨中央與地方實力派之間矛盾很深，互相猜疑。盧溝橋事變發生後，蔣介石曾電邀李宗仁、白崇禧到南京共商大計，龍雲、劉湘曾電李、白加以勸阻：“未可輕易入京，萬一抗日不成，反而失去自由。”可見疑慮之深。但在民族敵人生死威脅面前，他們暫時捐棄前嫌，同意聯合抗戰。正如李宗仁所表示的：“今日的局勢只有兩條路可循，不是抗戰圖存，便是投降亡國”，表示要秉“先國難而後私仇”的大義，擁護中央參加抗戰。因而這次作為抗戰決策的南京國防會議，停止了國民黨內部四分五裂，各自為政，內戰迭起，紛爭不已的局面。此後，各地軍隊陸續開赴前線作戰。抗戰初期，國民政府能夠先後調動包括中央嫡系部隊和地方實力派軍隊近200萬人，在華北、華東和華中等地對日作戰。這時開赴華北前線的八路軍，以自己英勇頑強的戰鬥，積極配合正面戰場作戰。當時《大公報》社評曾稱：“中國此一戰，徵調兵隊及於全國，凡奉命赴戰的軍隊沒有不勇敢，沒有不拼命的。”這種情況說明，抗戰初期國民黨的正面戰場是作為主要戰場出現的。

其次，在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比較積極認真地進行了正面戰場防禦作戰，並打了一些硬戰。抗戰開始後，日軍處於戰略進攻態勢，中國軍隊處於戰略防禦態勢。南京國防會議根據敵強我弱的形勢，確定實行持久消耗戰略的國防方針，即以空間換取時間，以持久作戰消耗敵人;同時根據日軍主要以華北為進攻方向，因此決定在平漢、津浦兩路沿線地區設置三道防線，以正面的陣地防禦戰來保守城市和戰略要道。從全面抗戰開始到武漢、廣州失守的15個月的戰略防禦階段，國民黨軍隊在華北、東南及華中兩大戰場展開正面防禦作戰。據統計，國民黨軍隊在這期間同日軍進行重要戰役戰鬥270多次，殲滅敵人77萬。其間著名的有忻口(太原)、淞滬、徐州、武漢等4次大的會戰，並取得了台兒莊戰役的勝利。

再次，廣大官兵對日作戰英勇，不怕流血犧牲，表現了中華兒女同仇敵愾，保家衛國的愛國精神。抗日戰爭發動後，國民黨軍隊廣大官兵中長期被壓制的抗日愛國精神被激發起來了。同樣一支部隊，由於戰爭的目的性不同，會表現出完全相反的精神面貌。國民黨軍隊在抗日戰場上，除少數畏敵潰逃外，廣大愛國官兵積極主動，浴血奮戰，湧現出許多感人至深的英雄事跡。像在淞滬會戰中，守衛寶山的姚子青營500官兵，面對2000日軍、30余艘敵艦、20多架飛機和近30輛坦克的攻擊，奮勇抗擊七晝夜，一次又一次打退敵人的進攻。最後敵軍施放硫磺彈，燃起全城熊熊烈火，並在戰車掩護下沖入城內。全營官兵與敵巷戰肉搏，激戰兩晝夜全部壯烈犧牲。當時上海《大美西報》著文讚嘆：“此次姚營全部殉城，其偉大壯烈，實令人內心震動而肅然起敬，此非僅為中國人之光榮，亦為全人類之光榮。其偉績將永垂史跡而不朽。”又如，團長謝晉元奉命率500多人從北站進駐四行倉庫，掩護主力從蘇州河北岸撤退。他受命後曾以詩明志，寫道：“勇敢殺敵八百兵，抗敵豪情以詩鳴。誰憐愛國千行淚，說到倭奴氣不平。”他們在人民群眾的熱情支援下，堅守陣地，奮戰4晝夜，擊退敵人6次進攻，殲滅敵人200餘人，擊毀戰車兩輛，孤軍傷亡37人。後奉命退入租界，被迫將武器交給租界當局，人被軟禁在膠州公園。在3年多的孤軍營生活中，謝晉元仍然勵精圖治，繼續訓練部隊，準備重上戰場殺敵。1941年4月24日，謝晉元慘遭叛徒謀害。國民黨軍隊中的一些高級將領，也同樣表現了可貴的民族氣節和英勇殺敵的愛國精神。像第九軍軍長郝夢齡，過去曾參加過內戰，痛感流血千里，人民遭殃，一度要求解甲歸田。盧溝橋事變後，他主動請纓北上抗日，並與家人立下遺書，決心拼死在抗日戰場。忻口會戰時，他任中央兵團指揮。他寄出的最後一封家書中寫道：“此次抗戰乃民族國家生存之最後關頭，抱定犧牲決心，不能成功即成仁，為爭取最後勝利，使中華民族永存世界上……故余犧牲亦有榮，為軍人者，對國際戰士，死可謂得其所矣”。在作戰中，他身先士卒，終於履行了自己為國捐軀的諾言。此外，如佟麟閣、趙登禹、劉家麒、王銘章、李必蕃等將軍，都先後以身殉國。毛澤東對他們的為國犧牲精神曾給以很高的評價，讚譽為“崇高偉大的模範”。

由上可見，在抗戰初期的戰略防禦階段，國民黨正面戰場進行了比較頑強的抵抗並取得個別戰役的勝利。但是，從整體上說，正面戰場的防禦作戰是失敗的，在僅僅15個月的時間裡，日軍長驅直入，很快就囊括了華北、華中大片土地和華南的要地，歷次會戰也都以失敗或退卻告終。當然，對於這種情況，也應該給以全面、客觀的分析。

從戰爭全局上說，這是由敵強我弱的形勢決定的。由於日本是憑藉軍事上的優勢，採取全面進攻的方針，中國居於戰略防禦地位，在戰爭的一定階段上，敵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勝利，我則會遭到一定程度的打擊，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們在總體戰略上，應自覺地採取戰略的持久戰。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應避免在不利條件下的無把握的決戰，勇於實行必要的退卻，雖然喪失若干土地，但贏得爭取勝利的時間，“這是抗日戰爭的上策。”[2](P507)從這一方面看，抗戰初期正面戰場的防禦作戰是有積極意義的。其一，它打擊了敵人的氣焰，振奮了民族精神，從而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全國性的抗日高潮。戰爭初期，日本帝國主義曾大肆宣傳中國不堪一擊，幻想3個月就可以滅亡中國。但是，戰端一開，中國不僅沒有迅速滅亡或屈服，相反卻加強了抗戰到底的民族意志，使日軍“速戰速決”的企圖徹底破產。在這一時期，國民黨不但調集了自己的200萬軍隊參加抗戰，成為防禦作戰的主要力量，而且在政治上也進行了一些有限度的改革，承認了中國共產黨及其他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修改了一些反動法令，公布了《抗戰救國綱領》，成立了諮詢性的國民參政會，等等。國民黨作為一個執政黨，在軍事上和政治上採取的這些抗戰的措施，是有利於統一全國抗戰力量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時期的國民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國防政府的作用。毛澤東在《論新階段》中曾指出：“抗戰以來，把國內各個互相對立的階級、黨派、集團都團結起來了，各個不同的區域，不同的軍隊，都統一於國民政府與軍事委員會指揮之下了，抗戰十五個月的堅持，沒有這個統一團結是不可能的。”正因為這樣，抗戰初期比較順利地出現了全國軍民抗日的高潮和蓬勃向上的新氣象。其二，爭取了15個月的時間，為實現持久抗戰創造了條件。這一時期雖然喪失了大片國土，但也給敵人在軍事上和經濟上造成了嚴重困難，迫使它不得不停止戰略性的進攻。這就為我贏得了時間，保障了我國政治機構和軍隊主力逐漸西移，也使一部分經濟和文化設施能夠由沿海遷往內地，從而有可能在大西南和西北建立新的戰略基地，使持久抗戰得以實現。同時應該指出，國民黨軍隊的正面防禦，在客觀上也掩護了八路軍在華北敵後就位，減輕了敵人對我們的壓力，為敵後戰場的開闢創造了一定的條件。當然，八路軍、新四軍向敵後的挺進和敵後戰場的開闢，也是對正面戰場的有力支持和配合，因為“這種挺進是在敵人戰略進攻階段上我方的反進攻”。[3](P138)它阻止敵人繼續長驅向西南、西北進攻，促使了相持階段的到來。

誠然，在戰略防禦階段喪失若干國土雖是不可避免的，但正面戰場失地如此之快、之多，則是國民黨主觀指導上的失誤造成的。敵強我弱是中日戰爭中的一個特點，但不是唯一的特點。從敵人方面說，它還有許多缺點可資我們利用;從我們方面說，也有許多優點可以發揮。僅就軍事力量看，抗戰開始時，國民黨軍隊共有291個師另52個旅，近200萬兵力，日本現役兵員僅38萬，雖然中國的海空軍力量劣於日軍，但在南北戰場上國民黨軍隊在兵力上都占有優勢;更何況還有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可資發動和組織。日軍在裝備上雖占有優勢，但其在戰略和戰役指導上還是有懈可擊的。毛澤東在總結抗戰以來的經驗時曾指出日軍在指導上的五大錯誤：逐漸增加兵力，沒有主攻方向，沒有戰略協同，失去戰略時機，包圍多殲滅少。這些“表現其指揮的笨拙”，因而使我有“用自己聰明而有效的動作，在有組織的民眾掩護之下，造成敵人錯覺，調動敵人就我範圍”的可能性。[2](P505-506)但是，敵之弱點與我之優點，國民黨都沒能很好地加以利用和發揮，以至一退再退，使敵長驅直入。究其原因，是國民黨在政略和戰略指導上的錯誤，實行的是片面抗戰路線和消極防禦方針，這表現了國民黨在抗戰中的局限性。

二、戰略相持階段的國民黨正面戰場

隨着戰局的擴大和戰線的延長，使日本兵力不足、資源匱乏、財政困難的弱點日益顯露。中日戰爭趨向長期化。這時，日本侵略者為了擺脫長期陷於戰略被動的局面，及早結束在中國的戰爭，確定以確保占領區為今後主要任務，對國民黨採取了以軍事打擊和政治誘降兼施並用的方針。這樣，自日軍占領武漢、廣州後，基本上停止了對正面戰場的戰略性進攻，抗日戰爭進入了戰略相持階段。

對於這一時期國民黨的抗戰及其政策也要作全面的具體的分析。應該指出，日本對華策略上的變化和這時英美策劃的“東方慕尼黑”活動，很快在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得到了反映。1938年12月，親日派的汪精衛等人公開投敵叛國，1940年3月又在南京成立了漢奸政權。英美派的蔣介石集團則開始了其政策上的變化，逐漸將其重點由抗日轉移到反共反人民。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就是這個轉變的重要標誌。在五中全會上，第一，它雖仍申言抗戰到底，以期獲得最後勝利與建國之成功，但又把“抗戰到底”的含義解釋為“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第二，它雖仍提出繼續聯共抗日，但又通過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針。這表明國民黨的妥協和反共傾向有所增長，這和抗戰初期的情況相比較，確是明顯後退了。

進入相持階段後，國民黨雖然開始出現消極避戰，保存實力的意圖，但仍然在支撐着正面戰場，維持持久戰的局面。從武漢失守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期間，日軍對國民黨戰場發動了幾次規模不等的戰役性進攻，這些攻擊不是以攻城掠地為主要目標，而是以摧毀中國繼續抗戰的力量，掠奪戰爭資源，控制交通線等為主，企圖通過軍事壓力，迫使中國屈服。在這期間，日軍雖然在南昌、棗宜、豫南等戰役中取得一些勝利，但由於日軍已無力進行大規模的戰略性進攻，因而戰局沒有大的變化，雙方基本上保持相對固定的作戰線。

這期間國民黨軍隊仍表現了一定的作戰能力，並取得諸如第一次長沙會戰、上高戰役等勝利。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國民黨軍隊進行了一次較大規模的“冬季攻勢”。在華南，1939年12月，國民黨軍隊在白崇禧的統一指揮下，向被日軍攻陷的崑崙關發起反攻，經過激戰。斃敵中村旅團長以下4000餘人，收復了崑崙關。在華中，國民黨軍隊以七八十個師的兵力進行攻勢作戰，歷時40多天，給敵以一定的打擊。在華北，傅作義部曾於1939年12月一度攻入包頭，次年2月收復五原。這次“冬季攻勢”是正面戰場唯一的一次大規模反攻作戰，它對於打擊敵人，堅持抗戰起了積極的作用，但它取得的實際戰果不大。從此以後，國民黨正面戰場沒有過這種大規模的攻勢作戰。

應該指出，這時國民黨實行的消極避戰、積極反共的政策嚴重影響和削弱了國民黨軍隊的戰鬥力，也被敵人充分利用。例如，1941年初的豫南戰役，日軍就是利用國民黨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之機進行的，它準確判斷此時湯恩伯部東進目的在於攻打安徽的新四軍，乘機大舉進攻以消滅湯部主力。這次歷時半個多月的戰役，敵軍占領了確山、南陽、上蔡、項城等10多座縣城，湯部損失嚴重。又如，1941年5月間，日軍集中六個師團又三個旅兵力向晉南等地進攻。國民黨在這裡有20多個師的兵力，雖然守衛部隊進行了頑強的抵抗，師長王竣、寸性奇等都壯烈殉國，但由於消極避戰方針的影響，全部退出了中條山地區。在20多天作戰中，部隊損失慘重。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雖然英美等國在開始時陷於十分被動的局面，但總的形勢對中國抗戰是有利的。因為由此形成了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以1942年1月由中蘇美英等26國聯合簽署發布的《聯合國家共同宣言》為標誌)，中國人民抗戰事業得到更多更廣泛的國際同情和支持;同時太平洋戰爭爆發也宣告了西方帝國主義綏靖政策的徹底破產，美國為了重新取得太平洋戰爭的優勢，也要仰賴中國戰場，因而從這時起美國對中國的軍事和經濟援助大大增加。1942年1月，在美英兩國的建議下，設立了中國戰區統帥部(含中國、泰國、越南和緬甸北部)，蔣介石為統帥，史迪威為參謀長，統一指揮這一地區聯合作戰。美國的參戰和“美援”的增加，對於一貫依賴美英的國民黨是一個很大的鼓舞，也有利於蔣介石繼續抗戰。

從這時起，中國抗戰不僅在戰略上配合和協助了太平洋戰爭，並且也在戰役上支持和參加了英美軍隊在南方的作戰。1942年初，應緬甸英軍司令要求，國民政府先派空軍志願軍赴仰光協防(未到，仰光已淪陷)，後又派三個軍組成的中國遠征軍援緬。入緬作戰的目的是配合英軍，保衛滇緬路，維持我國的對外交通線。10萬遠征軍在異國頑強抗擊日軍，掩護英軍撤退。其中歷時12天的同古一戰，斃敵5000，傷無數。但作戰後期，由於盟軍指揮協調失當等原因，中國遠征軍作戰遭到失敗。5月，遠征軍一部退入印度，大部回到國內。師長戴安瀾和數萬壯士戰死他國戰場。1943年4月，退回雲南的遠征軍與增派的部隊組編為滇西遠征軍，撤退到印度的遠征軍同國內新派的部隊改編為中國駐印軍。10月，中國駐印軍五個師從印度進入緬甸北部，同日軍展開反攻作戰。1942年5月，滇西遠征軍17個師越過怒江，向西進攻，翌年1月在畹町與中國駐印軍會師，打通了中印公路。在緬北作戰中，中國軍隊收復大小城鎮50多處，殲滅日軍31 000多人，為收復緬甸，配合盟軍作戰作出了貢獻。

從1943年下半年開始，隨着太平洋戰爭的勝利發展，蔣介石集團依賴美英保存實力坐等勝利的思想更加嚴重，抗戰後期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和反共反人民政策，不僅嚴重削弱了中國抗戰的力量，而且也使他的大批部隊喪失了戰鬥力。1944年國民黨軍隊在豫湘桂戰役中的大潰敗，就是國民黨推行對日消極避戰、積極反共政策的結果。日軍開展的這一次戰略性進攻，是為了扭轉其在太平洋戰場的不利戰局，打通一條貫通華北、華中、華南直至越南的大陸交通線，以挽救孤懸南洋的日軍，並摧毀美國在中國的空軍基地。整個戰役日軍先後投入兵力達四五十萬人。整個作戰從1944年4月中旬至12月下旬，包括河南戰役和湘桂戰役。這次雖然是日本侵華戰爭以來最大的一次攻勢，但從總的看，日軍已經喪失了戰略主動權，整個戰局對我有利，在整個作戰中國民黨軍隊先後投入100多萬兵力，占有優勢，且在戰役前後過程中，敵後八路軍都進行了積極的配合，這同抗戰初期的形勢是大不相同的。但如前所述，國民黨長期執行的避戰、反共政策，使它的部隊喪失了戰鬥力。如擔任河南正面防禦和黃河防禦的湯恩伯(第一戰區副總司令)部30余萬人，經營河南數年，以反共、擾民為能事，結果在日軍10余萬人的進攻下，除非嫡系部隊(如孫蔚如、馬法五、劉茂恩等部)進行一些比較認真的抵抗外，號稱精銳的湯恩伯部卻一觸即潰。河南戰役前後38天，丟失城市38座，折兵過半。在湘桂戰役中，主要進行了衡陽保衛戰，堅守危城47天，連續打破日軍兩次總攻擊，打得比較頑強、出色，但最後卻以守城指揮第十軍軍長方先覺投敵告終。在豫湘桂戰役的短短8個月中，日軍長驅直入，從河南一直打到廣西，並繼續沿黔桂線推進到貴州獨山一帶，直逼重慶。國民黨軍隊損失兵力六七十萬人，丟失包括146座大中城市的20萬平方公里土地、7個空軍基地和36個飛機場，使6000多萬同胞淪於敵人的鐵蹄之下。應該指出，日軍雖然打通了平漢、粵漢和湘桂鐵路，但因運輸材料缺乏，大陸交通線始終未能全線通車，它的戰略意圖實際上未能實現。相反，由於戰線的延長，分散和牽制了大量日軍，使這次戰役不但沒能挽救其日趨惡化的總態勢，卻給中國抗日軍民的反攻造成了有利時機。

總之，相持階段到來之後，國民黨抗戰的消極方面開始突出，特別是抗戰後期它的危害作用更加明顯。但是，由於國際和國內各種因素的制約，這時的國民黨統治集團仍然是具有既抗日又企圖妥協，既抗戰又消極避戰，既聯共又反共這樣兩面性的。在相持階段，艱難地維持了國共兩黨聯合抗戰、持久抗戰的局面。

三、國民黨在抗戰中的階級局限性

在民族危亡時刻，國民黨接受了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捐棄前嫌、團結抗戰的主張，這是國民黨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進步，是合乎民族大義和人民意願的行動。“當時全國人民，我們共產黨人，其他民主黨派，都對國民黨政府寄予極大的希望，就是說，希望它乘此民族艱危、人心振奮的時機，厲行民主改革，將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付諸實施。”[1](P1037)抗戰一開始，中國共產黨就制定了國共兩黨長期合作的方針，希望國民黨徹底改變十年內戰時期的錯誤政策，以實現共同抗日與民主建國的目的。

如前所述，國民黨在8年抗戰中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它並沒有如全國人民所希望的，徹底棄舊圖新，相反卻重蹈過去的一套錯誤做法，這不僅限制了它在民族戰爭中應有作用的發揮，削弱了全國軍民的抗戰力量，並且成為最終導致國共兩黨關係破裂，使它自己喪失人心的深刻原因。這恰恰表現了它作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政黨在民族戰爭中的階級局限性。這種階級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表現在政治上它執行一條不依靠不發動人民的片面抗戰路線。抗戰初期毛澤東就指出：當時“參戰的地域雖然是全國性的，參戰的成分卻不是全國性的。廣大的人民群眾依然如過去一樣被政府限制着不許起來參戰，因此現在的戰爭還不是群眾性的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而不帶群眾性，是決然不能勝利的。”[2](P375)因而，關於如何抗戰問題，即是全面抗戰還是片面抗戰，成為抗戰時期國共兩黨爭論的主要問題，也是關繫到抗戰前途的根本問題。應該看到，國民黨中的多數人是具有愛國的民族意識，是有抗戰的熱情和決心的，但它的統治集團則主要是從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出發，被迫參加和堅持抗戰的，因而它的抗日是具有不徹底性和妥協性的。國民黨蔣介石集團雖然在抗戰初期有條件地承認了人民的某些民主權利，但由於它畏懼人民力量的壯大，基本上是把解決中國抗戰問題的希望寄托在美英等國身上，因而不願利用和發揮民族解放戰爭中的有利條件，拒絕中共和其他民主黨派關於實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戰的主張。這是造成國民黨喪師失地的深刻政治原因。

相持階段到來後，由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力量迅速壯大，在華北和華中開闢了廣大的敵後根據地;由於日本基本停止了對正面戰場的戰略性進攻，對國民黨更多地採用政治誘降的策略;由於國民黨已將其主力轉移到西南後方，又有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畏懼和仇視人民革命力量的情緒迅速增長，逐漸把注意力從日本帝國主義身上移到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身上來。這時國民黨採取了對日消極作戰、對內積極反共的政策，它不但“將抗日初期人民和各抗日黨派爭取得來的某些權利，一概取消”。而且還不斷製造反共的軍事摩擦。據統計，從1938年10月到1944年3月6年多的時間，國民黨使用約190萬軍隊，製造反共摩擦事件約2500多次，其中有3次反共高潮。武漢失守後國民黨曾決定抽調三分之一兵力到敵後開展游擊戰爭，這個決定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是，進入敵後的部隊卻主要被用來對付共產黨，特別是1941年以後，蔣介石採取罪惡的“曲線救國”政策，指使敵後部隊投降敵方，以偽軍旗號進攻解放區。據統計，進入華北、華中敵後的國民黨軍隊不下100萬(1941年在華北約有80萬，華中約有20萬)，除被敵人消滅或撤回以外，投敵的竟達50萬人(占偽軍總數62%)，到1944年留在華北敵後的不過二三萬人。這樣，不僅嚴重削弱了抗日力量，而且正是由於國民黨堅持一黨專政及其錯誤的政策，導致了它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嚴重困難，日漸失去了人心。

其次，在軍事上採取消極防禦並沿襲腐敗的軍事制度。在敵強我弱的軍事形勢下，我們作戰的基本方針應採取“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以運動戰為主，以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為主要目的。而國民黨軍隊的戰略防禦，始終把陣地防禦放在主要地位，企圖以單純防禦阻止敵人的進攻。這種消極防禦的方針，即不積極尋找和利用有利戰機靈活機動地打擊敵人有生力量，不敢把主力用於側面，採取迂迴包圍的戰法，調動和分散敵人，達到各個殲敵的目的，而是在預定的陣地上擺出決戰架勢，等待敵人進攻，在固定的地域與敵人拼消耗。這就是置自己於被動地位，既不能為進攻戰役和戰略反攻創造條件，又使敵人的長處得到發揮。8年抗戰中正面戰場22次大的會戰，絕大多數都是這種陣地防禦戰。“這種笨拙的戰略，就使得前線將士英勇的奮鬥不能獲得應有的戰果”。[3](P138)

國民黨軍隊在作戰指揮上的錯誤，還和它腐敗的軍事制度緊密相關。國民黨軍隊內部派系複雜，上下爭權奪利，互相排擠傾軋，在戰場上往往各自保存實力，互不配合。其軍事系統實際上是軍事寡頭制度，在戰略和戰役指揮上，蔣介石獨攬軍權，一切由他個人說了算，使正確的意見得不到採納。他甚至進行越級指揮，各級指揮官形同虛設。一些高級指揮官患有嚴重的恐日病，腐朽無能，敵未至而自潰和臨陣逃脫的醜行並不鮮見。這連蔣介石也不得不承認，他曾說：“無論在上海或其他戰場，每次後退，都是我們高級將領，判斷敵情不明，至貪生怕死，不敢指揮部隊，先自逃脫所以不能掌握部隊，如此，你當主官的先違犯軍紀，犯了臨陣逃脫之罪，叫部下如何不潰散，不犯罪呢?”這是真實地反映了國民黨戰場一個重要方面的情況。所以毛澤東指出：“現在國民黨軍隊的制度還是老制度，要用這種制度的軍隊去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可能的”，“廣大的將士雖有忠勇之心，但束縛於舊制度，無法發揮其積極性”。[2](P370)

再者，在對日態度上表現為既抗日又妥協動搖。8年抗戰，國民黨始終不敢依靠和發動人民抗戰，開始時它把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寄托在英美蘇各國的干涉上，隨後又間接或直接地同日本秘密談判，進行所謂的“和平”運動。它是一面抗戰，一面又隨時準備妥協。1937年12月，國民黨就響應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的和平調停;1938年國民政府外交部主管對日事務官員董道寧、高宗武奉命秘密赴日，溝通“和平”渠道;1939年3月和6月蔣日代表先後在香港、澳門秘密會談，並曾達成舉行板垣征四郎、蔣介石長沙會談的協議;1944年，日本釋放吳開先(曾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上海市社會局局長)，再次向重慶試探;直到1945年7月，當日本敗局已定時，仍然有日軍代表與國民黨高級將領在河南新站集的密談。

總的說，國民黨在8年抗戰中，雖有過對日妥協動搖，但堅持了抗戰;做了許多錯事和壞事，在抗戰中後期也進行過反共活動，但終未釀成全面內戰。這從根本上說，是因為中日民族矛盾始終是主要矛盾，日本的侵略活動和它對國民黨的苛刻的和平條件，既損害英美的在華利益，也威脅着國民黨的統治，這就不能不對國民黨的反共和妥協活動起着制約的作用;同時，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的反動方面採取了正確的鬥爭策略，妥善地處理了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的關係，既使人民抗日力量在鬥爭中得到了發展，又限制了國民黨的反共和妥協的企圖，從而維護了國共合作抗戰的局面。

8年抗戰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堅持抗戰、團結、進步，是爭取這場民族解放戰爭勝利的要求，國民黨在這方面曾做過一些利國利民的好事，因而得到了人民群眾一定的諒解和擁護。但是，國民黨統治集團並沒有把它貫徹到底，而是採取錯誤的政策，違背了歷史發展的要求和人民的根本願望，從而使自己走向了反面，這對國民黨來說不能不是一個嚴重的歷史教訓。

歷史經驗還告訴我們，國共兩黨是中國的兩大政黨，兩黨合作有利於國家民族。毛澤東曾多次熱情地評介國共合作的意義，他說：“中國軍隊在民族公敵面前，互相忘記了舊怨，而變為互相援助的親密的朋友，這是中國決不會亡的基礎”。[4](P140)第二次國共合作取得的抗日戰爭的輝煌勝利和隨後發生的歷史曲折，證明了“聯共則榮，反共則衰”的真理，這對今天仍然是有益的歷史啟示。

參考文獻：

[1] 毛澤東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朱德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4] 毛澤東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