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東兵：《政壇秘聞錄》(2)“完全如實地寫江青能出版嗎？”

——訪《江青秘傳》作者、老革命家王稼祥夫人朱仲麗

這些人都當過高官或者高官的秘書。在訪談中,他們都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次,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或所見所聞,披露了當年政壇台前幕後許多鮮為人知的內情。本書努力挖掘歷史真相,深入了解文化大革命爆發以來二十餘年的重大事件。本書是作者採訪了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期間在中國政壇風雲一時的政要的談話匯編而成的。具有特殊的參考價值。

“完全如實地寫江青能出版嗎？”——訪《江青秘傳》作者、老革命家王稼祥夫人朱仲麗

王稼祥（1906年8月15日－1974年1月25日）

朱仲麗（1915年2月——2014年2月8日）

　　現在，反映歷史的紀實文學作品多如牛毛，良莠不齊。這類文學作品的真實性往往由於作者的現實地位和所處的環境而收到影響。只要不是存心偽造歷史，只要不是有意製造歷史的混亂，紀實文學作品的歷史價值是會在這類作品中得到體現的。一些歷史重大事件的當事人紛紛拿起筆來寫回憶錄，這無疑是一件大好事，但是由於種種的原因，紀實文學成了一些人發泄私憤、推萎罪責、抬高自己、美化親朋好友等目的的工具；一些本來在歷次史上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也採取了獵奇和介紹偉人的方式牟取暴利或把自己打扮成了解什麼內幕的人物如所謂的毛澤東的私人醫生一類；個別歷史人物甚至僱傭一些筆桿子偽造歷史，如某人的回憶錄竟把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上主席團的排名榜說成了1967年2月老帥抗爭中雙方人物的坐次，等等。一些細小的疏忽，暴露了一些人對歷史的不負責任。在這種情況下，我作為一個作家，總是要產生一種弄清歷史真偽的責任感，為此我採訪了許多的重要人物。

　　誰也沒有料到，在中共歷史上留下深深足跡的老革命家王稼祥的夫人朱仲麗，會在她63歲時一改醫生的職業，成為舉國皆知的作家。她在10多年的時間裡寫出了近百萬字的文學作品。其中，《女皇夢》、《黎明與晚霞》、《愛與仇》、《燦爛紅葉》、《難以忘卻的昨天》等長篇巨著使讀者爭相購買，毀譽不絕。這些作品描述的事實不管多麼令史學家感到震驚，作者的身份必然要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於是，我產生了拜訪她的念頭。在歷史人物里，她的份量很輕，在重大的歷史事件里並沒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她的幾本書卻給人們留下了有關她的許多話題。據接觸江青的一位她的親屬對我說：江青看了朱仲麗寫的《女皇夢》後，輕蔑地說：“她懂得個屁！曾幾何時，她對我巴結得要命，給我寫了無數的信件，把我吹捧得上了天。當時我對她還是有好感的，幾次在毛主席面前說她的好話，說王稼祥同志的功勞。現在她根據一些亂七八糟的材料，對我進行毫無根據的誣衊，說明她的品質是多麼的惡劣！”這番話，更使我對朱仲麗產生了極大的好奇。

　　1988年12月23日上午，我經有關方面的介紹，來到她的寓所，和她暢談了四個多小時。我進她小院的時候，她在樓上打量着我。到了她的客廳後，她很客氣，親自簽名送了我她寫的幾本書，並給我提供了有關王稼祥的一些材料。她說：“有關稼祥同志的故事和歷史，我寫得已經不少了。但是由於我的身份，我不能完全按照他的本來面貌寫出來，我看了你寫的許多作品，願意給你提供一切我能夠提供的材料，希望你能根據中國革命的大舞台，把稼祥同志的真實形象寫出來。所以我聽說你要來，有意識地給你準備了這些東西，但願我們之間能夠合作得愉快。”

　　我說：“我們之間是互相提供方便和資料的關係，目前還談不上合作。但是我希望能夠得到你的幫助，那就是把真實的王稼祥告訴我。我看了你寫的江青和其他的革命領袖的作品，總覺得離我所接觸的歷史相差有距離。我希望我們通過今天和以後的談話，能夠使我縮短這個差距。”

　　“你看了我的全部作品，有什麼看法和感想？”她有點迫不及待了。“特別是我寫江青的那幾本書，讀者對此很感興趣。你也在一些作品裡描寫了江青，有些史料我還沒有看到，能否給我提供一些？我們交換也可以呀！今天我們都不要客氣，有什麼就說什麼，什麼樣的觀點都可以講，我們以作家的身份來研究歷史。”

　　沒想到我還沒有開口講打消顧慮，她倒先提起了這方面的內容，使我們之間立刻有了共同點。於是，我說：“我看了你的《女皇夢》，感到有些描寫和事實以及歷史的文獻大不相同。今天我是以一個作家和歷史研究者的身份和你探討問題的，希望我們能坦率和誠懇地交換看法。”我只得實事求是地亮明我的態度，“你寫的所有的作品中，唯有《女皇夢》影響很大，但是引起人們爭論的焦點也最多。主要的問題是你寫的情況和眾人所掌握的事實不符。江青作為毛澤東的夫人，多年來披着一層神秘的外衣，不管現在人們對她是什麼評價，我只想把許多的歷史真相搞清楚。這既是作家的本份，也是一個歷史研究者的天職。從這一點出發，我對江青的歷史也有很的興趣。我正在多方面地搜集材料，尋找當事人，翻閱有關的檔案，準備在適當的時候寫一部反映江青的紀實作品。研讀和再現江青的真實歷史和故事，這對我們進一步認識和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總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是有重大意義的。江青在她參加革命，也就是入黨的時候出身在一個貧苦的家庭，她的出身很苦，這也是她要求加入革命行列的一個原因。我看了她30年代寫的一些文章，並不是個人的發泄。其中對文藝的認識，比如說主張到工農大眾中去體驗生活，對當時國外的一些名著的理解，都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要求的。毛澤東之所以看中了她，並不單純是由於她的美，而是多種因素，其中包括她在在30年代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她的思想是激進的，她的革命要求體現在她30年代的許多活動之中。毛澤東曾經在文化大革命中和別人這樣評價江青：[ 她在30年代是追隨魯迅的，她在文藝上的革命觀點同時啟發了我。她在政治上很敏感，看問題有她自己的特色。正是因為她在30年代有那樣的膽量和水平，我們才在延安結合。這一點，總理知道，康生同志也知道。你們在適當的時候向全黨講一講江青同志的這個革命經歷。] 這說明，江青的歷史是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和贊同的。你說對嗎？”

　　朱仲麗點點頭，說：“你說的這些，我也想到了。但是，你可以想一想，完全如實地寫江青能出版嗎？就是我寫的《女皇夢》，人民文學社出版社要出版的時候，也是相當難啊。有些部門就是不讓出版，送審也不批，他們也批不了。最後，人民文學出版社還是擔負了很大的風險才出版了《女皇夢》。我對此，很有意見。我們的出版部門的主管人豈不是自己捆綁自己嗎？我也看到過你的許多作品，沒想到你能掌握那麼多的材料。我敢肯定，有人給你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不然你不會知道那麼多重要的東西的。其中你寫的內容，我也知道，但是不那麼詳細。我們這些人都是許多事件的當事人，但是如果沒有材料和文獻的提示，也是不能夠全面地了解情況的。越是要掌握更多的材料，就越要下很多的功夫。我寫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和她被捕後的情況，我主要的是依據當時中央下發的文件和各地揭發的材料，其中也有我的合理想象。文學作品嘛，沒有合理的虛構是不行的。往往在這樣的時候，才能寫出驚世之作。”

　　我感到了一種震驚，像她這樣的作家如果搞合理的虛構和想象，是否能行？我說：“是的，文學作品不能夠當作歷史來看待，但是一些歷史事件的當事人寫作品應該怎樣想象和虛構？這恐怕應該好好地討論。我寫作的時候，在材料面前必須多作分析。提供材料的人身份不同，政治觀點不同，所表達的事實也會有區別。我接觸過許多的重大事件的當事人，他們所講的事實就不完全一樣，甚至是根本的顛倒。這就要求作家具體分析了。我寫作的原則態度是，依靠材料但絕不迷信材料，相信文獻也要注意掌握當時的客觀環境和當事人的全部活動。認真地聽取現在當事人的回憶，了解當事人的性格和心理特徵，絕不在空想和猜測上作文章。就是文學加工也要有歷史資料為依據，絕不能離開歷史事實和人物本身的行為而想象。如江青沒有想當女皇的行為與念頭，你想象了她的那麼多的言論和行為，能算是歷史嗎？”

　　“你對王稼祥同志的歷史了解嗎？”朱仲麗打斷我了我的話題，突然提到了這一點。

　　我說：“王稼祥同志所寫的東西我都看過了，包括他在文化大革命時給中央和其他領導人所寫的東西。當然，我也看到了你所寫的全部文章和作品。但是，這些材料還遠遠地不夠，我很想聽聽你的介紹，給我一個真實的王稼祥同志和真實的你。我寫東西首先是要熟悉大量的材料和歷史背景，特別是涉及到人物的言論和行為的時候，必須要看他們所寫的文章和經過檢驗的講話記錄。不能只聽一些人的介紹，也不能只看個別的文獻。研究歷史和研究歷史人物的活動，沒有第一手的資料是很難準確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點的。”

　　朱仲麗被我的表述說服了，這才認真地給我講起了他丈夫的全部歷史：“稼祥是個書呆子氣十足的老實人。如果不是革命的需要，他可能是一個學者而不會成為黨的領袖人物。幾十年來，他只知道默契地為黨工作，從來不會追名逐利。正是他的高尚品質激勵着我，才使我決心拿起筆來。”從她所講的事實里，我更加清楚地感受到，不管是曾經多麼偉大和演出過多少威武雄壯舉動的人，其實他們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他們和一切人的特徵都是一樣的，並沒有什麼特異功能。只是他們所處的環境和歷史條件不同，他們所受的教育和影響不同，於是要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才能走着與眾不同的道路。任何偉大的歷史人物，如果沒有造就偉大事業的歷史條件，他們絕對不可以造就影響和推動歷史前進的功績。這正是歷史唯物主義者的基本觀點。

　　據朱仲麗介紹，王稼祥和朱仲麗結為伉儷，還是毛澤東牽的紅線。那時的毛澤東，和中共高級的領導人之間，相處得非常融洽。中共中央的各級領導人，都把毛澤東作為領導全黨奪得解放的最高領袖。面臨着多於自己幾十倍敵手的打擊，革命隊伍里的內訌和爭鬥已經沒有市場，除了毛澤東其他任何人都不敢出來挑這副擔子。那是需要一個英雄而又能夠出英雄的時代，毛澤東自然地在中國共產黨內樹立了自己的權威。他日日夜夜地召集有關的領導和人員開會、談話、研究問題、決定大事，從來沒有高距於黨內任何同志之上的特權。他關心同志們的生活和身體，包括他們的婚姻。所有的領導同志都把他當作尊敬的兄長和良師。那時，起碼在朱仲麗的心目中，毛澤東是一位了不起的巨人。一次，她和江青提起了黨內的領袖人物，朱仲麗說：“我最佩服毛澤東，他身上有一種偉大的吸引力，使人們甘心情願地接受他的領導。”江青不以為然地說：“其實也不全是這樣，有的人擁護是因為他們自己已經沒有了基礎，當初反對他的人現在有幾個是真心實意的？這還要考慮考慮。在任何時候都會有一批隨大流的人。”朱仲麗感到她的話很奇怪，就反問：“你也是隨大流的人嗎？”江青作了個怪臉說：“我和你一樣，也是被他巨大的吸引人拽過去的。”

　　朱仲麗後來才知道，江青到延安不久，已經和毛澤東暗暗地相戀了。我追問：“到底他們之間誰是主動的？”朱仲麗說：“應該說，還是毛澤東。江青到了延安以後，很快就成了著名的人物。第一，她長得漂亮；第二，她會演戲，已經在全國是出了名的演員，唱京劇唱得相當不錯，絕不是人們所說的她是三流演員，那是根據政治需要在貶低她，其實她的表演是很好的。 這在的延安當然是鳳毛麟角的人物了；第三，她善於學習，寫得一手好字，而且會寫文章。30年代她在上海所發表的那些文章，都是出自她的手筆。第四，她看過不少馬列的著作，對《共產黨宣言》一類的經典著作背得滾瓜爛熟。她和中央一些領導同志談話，很快就引起了注意。毛澤東首先看上了她的這些長處，引以為知音了。毛澤東正為他和賀子珍的婚姻而傷腦筋。”

　　這番話，可是在朱仲麗的文章里所沒有的。來之前，我已研究了她的簡歷：朱仲麗1915年生於湖南長沙。其父朱劍凡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曾在民國初期擔任過湖南省的教育廳長。後來又辦了周南女子學校。早在“五四”運動前後，朱劍凡就和毛澤東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1938年，23歲的朱仲麗來到陝北革命根據地延安。毛澤東得訊後，特地來看她，一見面就風趣地說：“我們終於有了自動化第一流的醫生了！小朱，以後我們這些 [共匪] 頭子可都交給你了！”不久，她擔任了中央機關醫務所所長，毛澤東和中央的其他領導人都把她作為自己的保健醫生。而她正是求之不得的。

　　那年初冬一天，朱仲麗吃完飯正在窯洞外散步，只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王稼祥、任弼時等中央領導人會餐出來。毛澤東一見朱仲麗就笑呵呵地對王稼祥說：“我給你們介紹一下，這位小姑娘是我的老鄉，還是蕭勁光的小姨子，老教育家的女兒喲。稼祥同志是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你們以後要多打交道呢。”

　　朱仲麗用羞澀的眼睛瞟了王稼祥一眼，他那修長的身材，白皙的面孔，寬闊的天庭，明睿的眼睛，深深地印在她的腦海里。其實，王稼祥的名子和革命經歷她早就聽說了。這位比自己大9歲的首長是安徽涇縣人，他出生於小地主兼小商人家庭，很早就參加了革命。他是蘇聯中山大學畢生的，知識淵博，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1930年他從蘇聯回國後，就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工作，擔任中央第一張機關報《實話報》的主編。朱仲麗經常看他寫的文章，對他崇拜得不得了，只是無緣見面。

　　毛澤東看出他們都有點意思，便把話題一轉，微笑地問道：“小朱，你敢不敢開個牛皮公司，當老闆呀？你如果有膽子，搞個宣傳工作挺可以呀！”接着，他帶有諷刺意味地說：“我們黨內現在有人就搞牛皮公司，當牛皮公司的老闆得臉皮厚，不要臉紅。”說完，哈哈大笑。說這話的時候，王明剛剛從窯洞裡出來，毛澤東的話就是針對王明講的。朱仲麗看了王明一眼，就衝着毛澤東和王稼祥說：“我可當不了牛皮公司的老闆，我幹不了！”據她自己說：“那時我就看出了王稼祥是和毛澤東站在一起的。”

　　此後，朱仲麗常到王稼祥那裡給他看病。這個雖然已經32歲但仍是獨身的首長，始終把朱仲麗當作同志和下屬。倒是朱仲麗從王稼祥平凡的語言中，感覺到了他的品質和對她的感情。不久，王稼祥給蕭勁光寫了一個便條：“請你調給我兩匹小蒙古馬。此外，如果可以的話，請帶你的姨妹子來我處一玩。”朱仲麗感到，這是王稼祥正式把她當作朋友來邀請的信號，也是一種求愛的表示。

　　朱仲麗很高興地和蕭勁光到了王稼祥的住地，王稼祥請他們下圍棋、打撲克。漸漸地，他們更家熟悉了。又經過了幾個月，王稼橡突然地問朱仲麗：“我們什麼時候結婚？”朱仲麗措手不及措失聲問：“為什麼要這麼快？”王稼祥哈哈大笑起來：“那好，你同意了就好。”

　　1939年陰曆正月，王稼祥和朱仲麗正式結婚了。

　　這時，我們的話題再次回到了江青的問題上，我問：“你和江青認識以後才和王稼祥結婚的，是不是？”

　　朱仲麗點點頭，說：“應該是的，因為我和稼祥結婚後，發現江青早就和毛澤東在一起了。江青此人，我在《江青秘傳》和《女皇夢》這兩本書裡已經詳細地寫到了。但是裡面的細節，我是有誇大的，不誇大不行，出版不了，這有當時的背景在裡面。我寫江青的時候，許多領導同志都說，你寫江青有資格，你了解她。其實我也是了解她的表面，深層次的東西不好挖掘。”

　　我說：“裡面的材料一看就可以發現你是參考了大量的中央專案組整理的東西，那些不同的人揭發的材料雖然都是有關江青的佐證，但是我對你和她直接接觸的材料更感興趣。你知道，我作為一個紀實文學的作家，沒有經過核實的材料我是不敢用的。我對你直接感受的東西更為信服。”

　　她說：“你說得不錯，比如我揭發江青和四人幫、林彪之間的勾結，就是根據中央專案組的材料和其他的揭發材料而寫的。我的書是紀實文學嘛，是可以藝術加工而合理地想象的。由於工作上的原因，我和毛澤東及江青長期接觸，對他們最為了解……”

　　她的話題再次回到賀子珍上來。她說：“其實，造成她和毛澤東離婚的原因，她應該負主要責任。賀子珍沒有文化修養，長期以來情緒不穩定的時候，就衝着毛澤東發脾氣，還動不動就揮槍動手。一次，一個美國女記者採訪毛澤東，採訪完畢後按照外國的禮節擁抱了毛澤東，賀子珍見狀撲上去就給了美國記者一個耳光，罵人家不要臉。這一次，氣得毛澤東也動了手。此外，賀子珍的神經也出了問題，經常和一些男同志夜間往來，幾次流產。毛澤東曾經問過我一些問題，我都沒有完全如實地講出來。賀子珍要到蘇聯看病時，毛澤東再三不讓她去，她硬是要離開毛澤東。她生的孩子和毛澤東給她算的時間根本碰不到一起。這下，毛澤東震怒了！毛澤東選擇了江青，是因為他們都有共同的思想基礎和感情基礎。毛澤東知道江青在上海結過婚，但是他沒有那種傳統的封建觀念，他對中央一些同志說：“首先江青是我們黨的同志，是革命的戰友。就是她不成為我的妻子，她也是我的親密戰友，可以幫助我工作。她有這個能力和水平。她在上海的歷史不算什麼，我也是離過婚，而且是結過兩次婚的人。”此外，江青的許多觀點能夠和毛澤東一拍即合，這是他們走到一起的根本原因。毛澤東和江青結婚前徵求了黨內許多同志的意見，周恩來、王稼祥、康生、賀龍等領導人都是同意和擁護的。其實並沒有什麼中央對江青的約法三章，也沒有對江青的任何限制。所謂那些東西都是文革中的小道消息，但是為了政治需要，我們把它作了演義……”

　　我和她談了很長時間，除此之外，她並沒有再談出江青的更多新鮮東西來。於是，我只得改換了話題：“你和王稼祥同志生活了近40年，能否談談你對他感受最深的幾件事？”朱仲麗用手點着我說：“你這個人真會抓問題，好，今天我們就敞開時間長談吧！”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李立山提出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案，形成了“左”傾路線的高潮。王稼祥根據全國各地的材料和報告，毫不猶豫地提出了自己的反對意見。當時剛從蘇聯回國的王明也從個人的野心及不良動機出發，反對李立山。但是，王稼祥在蘇聯的時候就對王明的政治野心有所警惕，認為他的許多活動不符合組織原則。但是反對李立山的共同立場，使他和王明走到了一起。他擔心自己將來會受王明的連累，果然不久，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召集會議，宣布了對王明、博古、王稼祥、何子述等四人的處分決定。25歲的王稼祥離開了上海，被派往香港作黨報記者。可是不到四個月，共產國際糾正了李立山的錯誤，王稼祥重新回到中央，並在64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1931年，王稼祥要求到中央蘇區工作。經批准，他和任弼時、顧作霖以中央代表身份，來到江西中央蘇區，結識了毛澤東、朱德等紅一方面軍總前敵委員會的領導人。王稼祥和毛澤東一交往，就被他的非凡氣度和遠見卓識所折服。他後來對朱仲麗說：“我從毛澤東身上，看到了一種能指揮革命從黑暗走向光明的嶄新藝術。所以，當王明一夥在1932年10月上旬召開的寧都會議上排斥毛澤東時，我力排眾議，保留了他的黨籍。”毛澤東離開前敵委員會的時候，對王稼祥說：“你和我都是少數，不服從也不行。我先到後方去，你們需要我的時候再回來，再見吧，朋友！”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出，即使是最偉大的人物，他也不可能離開社會環境和現實存在的客觀條件來任意地發揮他的計劃和想象。

　　朱仲麗深情地說：“正是在長期的鬥爭中他認識了毛澤東的英明和正確，所以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糾正了錯誤路線，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王稼祥的功勞，毛澤東一直沒有忘記。直到1973年春天的九屆三中全會期間，他老人家還說[稼祥同志極早就擁護我，他和張聞天不一樣。遵義會議，他出了很大的力。這樣的老幹部，只講自己的過錯，不講自己的功勞，很難得。他是有大功的人，應該讓他很快站出來工作。]”朱仲麗講這話的時候，我看到她的眼睛裡含着淚水，神情依然是十分激動。

　　過了一會兒，朱仲麗才緩緩地說：“我最佩服的是稼祥同志的忍辱負重、從不爭名利的忘我精神。黨的 [七大] 召開的時候，他正生病，連會都沒參加。當中央委員的名單公布以後，我們才發現沒有他的名字。要知道，他當時還是中央軍委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啊！可是他連一句怨言都沒有。他只對我說：[我能當一個好黨員就足夠了，除此再無他求。] 還是毛澤東發現正種不正常的現象後做了工作，大會才選王稼祥為候補中央委員。再比如，1946年他到東北局主持城市工作部的工作，把哈爾濱市的工做搞得很好。全國的城市領導同志都來學習哈爾濱的經驗。這時林彪出來插手，批評他搞右傾。稼祥不和他爭，主動退讓。後來我們就到河北西柏坡去了。稼祥這個人，對權力看得很淡，絕對不像那種爭名於朝、爭利於市的人。”我也知道，一個人走到這個境界是很不容易的。一種人是從殘酷的現實競爭中意識到了自己的力量有限，所以急流勇退，淡泊名利；另一種壓根兒就不去做這方面的追求和努力，他們能夠準確地把握自己而認識自己存在的價值。

　　我說：“新中國成立以後，稼祥作了我國第一任駐蘇聯大使。像他這樣功勳卓著的人能上能下、能大能小，也不簡單呀。”

　　“我認為，他考慮問題從來是以黨和國家的利益為出發點，當大使是他主動要去的。到了蘇聯後，他把自己的工資定得和一個汽車司機那麼高。”朱仲麗苦笑了一聲，用手捂着自己的胸口說：“連我的供給制他也取消了。被子、衣服，他都拿自己的工資去買。在生活方面，他不好挑揀什麼，只要菜爛、有點油就行了。他從不私人請客、送禮。當我們回國時，連買維生素C的錢，也是自己的。很多的東西應該領，他都自己掏腰包。那時他需要一張很大的世界地圖，他寧可自己掏40多塊錢買也不要公家報銷。國家三機部的新產品 [熊貓牌] 收音機拿來讓我們試聽，他聽說不要錢馬上給人家退了回去。他對我說：[一個共產黨員必須公私分明。國家和人民的東西，我們一絲一毫也不能多拿]。回國後，稼祥把自己在蘇聯積攢的工資買了一輛大型吉斯牌臥車，帶到中南海交給了中央。當大使，他是肩負重任而去兩袖清風回來。這種為公不為私的情操至今還在激勵着我。”

　　在談到王稼祥的生活和嗜好的時候，朱仲麗說：“他每天除了看書、寫文章、批閱文件外沒有任何個人的嗜好。我們住在中南海時，離毛澤東僅是一牆之隔。那時禮堂經常有舞會，也經常演戲。可是稼祥從不去跳舞，也不去看戲，整天就是看書，古今中外的各種書他都看。建國後，他把很大的精力用在研究原子彈戰爭上。在這方面，他同林彪的看法不同，明確表示過自己的意見。他會好幾種外語，從蘇聯回來後又擔任了中聯部部長，創業的擔子落在他肩上，每天忙得團團轉，真是一心撲在工作上去了。”

　　我的錄音機在輕輕地轉動着。為了準確地記下她的見解，我在筆記本上作着記錄。對她講的這些內容，我絲毫不懷疑。那時的中國老共產黨人，用他們自己的實踐，給中國的後代們樹立了光輝的典範。那是一個時代的光榮，是一個歷史的光榮。

　　朱仲麗莊重地說：“最令我感動的是，王稼祥同志對待毛澤東和黨中央的一些失誤所採取的正確態度。”我對此，尤其關心，便說：“請你詳細地介紹一下吧。”

　　“1958年，我國自上而下地颳起一股[共產風]、[浮誇風]。王稼祥經過考察和研究，敏銳地覺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黨的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召開後，他經過反覆考慮，決定應該提醒黨，幫助毛澤東認識這種[左]的傾向。他同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談話，請他轉告毛澤東：[目前的形勢並不象報紙上所講的那麼好，我不贊成在農村搞共產風，不贊成把全黨大辦鋼鐵的指標定得那麼高，也不相信報紙上講的糧食產量有那麼多。我希望全黨應當注重調查研究，千萬不要犯[左]的錯誤。他和這位常委談話以後……”

　　我問：“這位常委是誰？”

　　朱仲麗笑了笑，說：“還是不要提名吧？”

　　我說：“這是為了研究歷史嘛，有什麼不方便的呢？”

　　朱仲麗說：“那麼，你在短時期請不要公開。”我答應她後，她才說：“是鄧小平同志。王稼祥同志的意見經他匯報包毛澤東那裡後，毛澤東說：[兩百多中央委員，都贊成中央的意見，就是王稼祥同志一個人反對呀！索性我們就為他開一個會，叫他到會再說說他的意見。]鄧小平再次向王稼祥轉達了毛澤東的意見，王稼祥說：[我不需要在會上談。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有不同的意見應該無條件無保留地向黨提出來，不應該隱瞞自己的觀點。如果認為我的意見對，就採納；如果是我錯了，我堅決該正就是了。不需要專門為我開會。]我聽了王稼祥的意見後，也對鄧小平說：[千萬不要為稼祥開會，那樣會把問題搞複雜的呀！] 事實證明我們對了……”

　　我靜靜地聽朱仲麗講。這樣的情節，我還沒有接觸到。我很關注類似這樣事件的具體細節，認為這是紀實文學所不可缺少的東西，但前提是必須真實。

　　朱仲麗繼續回憶當時的情景：“武昌會議沒有接受稼祥的意見，他急得病了，高燒很厲害，但是一句牢騷也沒有。那一段，他總是在走廊里散步，悶悶不樂地嘆氣。那時，我在天橋友誼醫院當中方院長，每天除了給他看病外就是盡力地安慰他。到了1959年4月，黨中央在鄭州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正式提出糾正[共產風]等錯誤，並討論了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等問題。在將會議的決定形成文件時，毛澤東指示在文件下達之前徵求王稼祥同志的意見。稼祥看後，愁容一掃，高興地對我說：[這下好了，中央文件的下達，證明了我的意見沒有錯，我放心了。] 他沒有絲毫表現自己、炫耀自己的意思，從此再沒有提這件事情。你大概知道彭德懷1959年7月的[萬言書]那回事吧？其實稼祥的正確意見要比彭德懷早七個多月，比中央文件也早四個多月。他提意見完全是誠心誠意地幫助黨。”

　　我們談到彭德懷時，朱仲麗說：“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的表現，其實影響是很壞的，王稼祥同志並不贊成他的那些做法。他在歷史上的確幾次反對毛主席，毛主席都沒有和他計較，都容忍了他。彭德懷確有取代毛主席的意思，他對毛澤東恨得要命。他曾經和王稼祥在1956年講過：[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中國的明天，老毛搞個人迷信比斯大林還要厲害。有些人上升，除了會喊毛主席萬歲外，再沒有別的本事。只要我們大家齊心協力，就可以扭轉中國的這種不正常狀態。]我聽到彭德懷這些話，一再地警告稼祥，絕對不能和彭德懷來往。廬山會議前，彭德懷曾經給稼祥打電話，都讓我給回絕了。我曾經對他不客氣地說：[稼祥已經被人利用得夠多了，你們不要再把他往火坑裡推了，你們誰有本事誰去當英雄，稼祥就是願意平平安安地當個老百姓。]稼祥有時也批評我對彭德懷的態度不好，我對他說：[這可是關繫到我們共同的命運的大事，你得聽我的。在黨內有什麼意見可以正常地提，不要故意和別人鬧彆扭。]我已經看出，多年來毛主席對彭德懷的態度是作了最大忍耐的。彭德懷對毛主席毫不尊重，指着鼻子罵毛主席，連王稼祥回來都對我說：[老彭太過份了，怎麼能那樣對待毛主席呢？他好象仗着什麼人的勢力這樣做，我沒有理睬他。他那不是在搞政治，而是要整毛主席。]稼祥才是真正地維護毛主席的威望的。廬山會議本來就是要作自我批評的，結果彭德懷那麼一鬧，會議轉向了。王稼祥那時也可以和彭德懷講幾句話，但是他和彭德懷沒有答一個腔。彭德懷勇氣有餘，方法不足，弄得毛主席三天三夜睡不着覺，終於發動了反彭德壞的鬥爭。我覺得，稼祥同志是守紀律的，也講究工作方法。這件事情，對我啟發很大。他不贊成在國際上傾家蕩產，主張量力而行。把我國的大批外匯無償地給某一個國家，讓他們完全靠我們的支援而過活，這不好。這就是後來批他的那個[三和一少]。但是他提意見，完全是抱着對黨負責的態度，是與人為善的。這點，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心裡都很清楚。毛澤東多次說：[稼祥這個人哪，不喜好玩，不愛出風頭，工作做了不少，很能思考問題。]說明他老人家是心明如鏡的。”

　　我們的交談自然地又回到文化大革命的課題上。王稼祥一生的歷史，決定了他在這場所謂大革命中的命運。毛澤東和周恩來一開始對他採取了保護性措施，王稼祥也閉門養病，沒遭受什麼衝擊。後來康生點火了，他對中聯部一些人說：“毛澤東思想在哪裡？進了中聯部的門沒有？你們為什麼不集中火力批 [三和一少] ？”

　　於是，造反派先是往王稼祥家裡送大字報，繼而是要向他調查什麼問題。當神州大地大亂之後，有些不法之徒公然置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指示而不顧，公然衝擊王稼祥的家裡，要將他拉出去批鬥。

　　朱仲麗挺身而出：“你們批王稼祥，我去陪綁！”

　　造反派問道：“你去幹啥？”

　　“我是醫生，你們提的問題，他記不住，我去了好替他記下問題回答你們呀！”朱仲麗這樣說。

　　批鬥大會上，每當一些人向王稼祥揮拳動臂的時候，朱仲麗總是不顧一切地護衛着王稼祥，用毛澤東的指示和他們展開辯論。後來，王稼祥被“隔離審查”了。夫妻倆近在咫尺，卻不得相見，王稼祥獨自坐在沙發上高聲喊叫：“我沒有罪，我沒有罪！我沒有反對毛主席！我是擁護毛主席的呀！”

　　在王稼祥被審查的日子裡，他還幾次給毛澤東和周恩來寫信，要求給一本《俄華字典》和俄文版《毛澤東選集》，他要求給毛選校對錯字和漏字。他還要求在他有生之年，寫文章駁斥王明對黨和毛澤東的誣衊……

　　朱仲麗痛心地給我講述了她家的悲劇：

　　兒子王命先，剛滿42歲的中國人民大學統計系講師，被株連迫害，不甘心忍受侮辱，投河自盡；

　　王稼祥大姐的兒子吳振華，是北戴河中直機關的工作人員，也被逼得走投無路，跳海而亡；

　　他的侄女翟新華，阜外醫院的病房護士長，被一連串的“大帽子”壓得精神錯亂，用安眠藥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王稼祥年邁的姐姐、姐夫，被趕出北京，一路討飯回到安徽，棲身於破屋，餓死病死……

　　“你給毛主席寫信報告過嗎？”我問。

　　朱仲麗搖搖頭：“沒有。我認為這不是我一家的遭遇，寫信也沒用。但是我敢肯定，毛主席是不知道這些的。他被紅牆隔離着，好多的真實情況到不了他那裡。毛主席保護過許多的幹部，但是他能管得了那麼多人的遭遇嗎？王稼祥在他擔任黨中央的高級領導時，也曾經保護過受冤屈的同志。他在接受共產國際領導職務後，給許多被王明打成冤案的同志一一平反。1933年，蕭勁光在一次戰役中打了敗仗，中央說他是[臨陣脫逃]，軍事法庭要判他死刑。王稼祥認為勝敗是兵家常事，堅決不予批准，保護了這位戰將。同一年，遭受王明打擊的鄧小平被關押、禁閉，隨時都有被害的危險，還是王稼祥幾次給博古打電話，堅決地說：[我就是要鄧小平，你們把他給我！]硬是把小平要在他的手下，讓他當了《紅星報》的主編、政治部的副秘書長。鄧小平身邊沒用警衛，王稼祥就把自己的警衛給了他。現在，稼祥遭到了迫害、摧殘，他堅信毛主席是會搭救他的。”

　　王稼祥的估計沒有錯！

　　在林彪摔死在溫都爾汗後，毛澤東很快地指示周恩來：“要保護王稼祥。及時地解放他，讓他站出來工作。”周恩來和中央的一些領導人曾經讓王稼祥揭發林彪，王稼祥說：“林彪的歷史和表現，毛主席最清楚。他的歷史雖然有過污點，但是那不算什麼大不了的問題，誰也不是聖人，能夠在毛澤東還沒有經過大的風浪時就認為毛澤東註定是我們的領袖。林彪在歷史上反對過毛主席，恰恰說明了他也是一個普通人，而不是什麼天才。我們這些人是在經過實踐證明了毛澤東正確的時候才把偉大的領袖推舉出來的，這符合馬克思主義。至於林彪和陳伯達後來要篡權，要謀殺毛澤東，自然是人、神共憤的壞蛋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揭發、批判他也就是理所當然了。所以，我們都不是神仙，也不要搞太多的事後諸葛亮。”毛澤東聽了周恩來等人的匯報後，呵呵大笑：“還是老實人說得好，我也沒想到林彪會這樣。我們都不是神啊。”

　　周恩來在召集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老同志座談的時候，也提到了王稼祥的例子，他說：“揭發林彪一定要實事求是，不要違反歷史，也不要把一切壞事都推到林彪身上。王稼祥同志在林彪垮台後給中央寫了一個材料，完全是實事求是的態度，不了解就是不了解，不要裝扮自己。如果林彪一開始就是大壞蛋，怎麼理解中央又選他作為毛主席的接班人呢？我們誰也不是神仙，不是算命先生。沒有預料到林彪會發展到這個地步，所以談歷史一定要符合真實的情況。”

　　1973年夏天，王稼祥當選為中共“十大”代表。正當他準備為黨再盡微薄之力的時候，他那顆共產主義的生命之火熄滅了。那年，他才68歲。朱仲麗對我說：“王稼祥後來的政治態度這樣好，但是為什麼還要要受那麼大的衝擊呢？因為稼祥在歷史上曾經犯過錯誤，這就必然要在歷次運動中成為一些習慣於踩着別人往上爬的人的登天梯。那些總是想討好毛澤東的人，那些總想表示他們是革命，竭力要向毛澤東獻媚的人，就要把王稼祥端出來醜化、誣衊。慶幸的是，毛澤東這個人頭腦非常清楚，他曾經對王稼祥說過：[你放心，我胸中有數，你不要背什麼包袱。歷史問題有人願意提就讓他們提去吧，完全不讓別人講也不可能。但是他們的做法肯定會得到與他們的願望相反的結果的。許多時候，我不願意說得太早，也就是為了看看那些人的真實面孔，沒有他們對別人的態度，是看不出真正的好人或壞人的。稼祥同志我是了解你的。我希望你永遠地做一個老實人，不要動搖。]王稼祥通過長期的鬥爭和考驗，也了解毛澤東的原則和處理事情的方法。他和任何人都是主義之爭，而絕對沒有什麼個人的恩怨。也就是衝着這一點，我們可以理解毛澤東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地解放和重用鄧小平，但始終對鄧小平留有餘地。這一點，也可以看出毛澤東的真正胸懷。當然，我們只是說他的用人和為人，而不是講他的思想和理論的正確與否。”

　　從朱仲麗的這些談話里，我感覺到作家的一種歷史責任感，那就是乘這些當事人還活着，要趕快地搶救歷史的真相。現在我們的作家已經習慣了所謂的純文學的創作，甚至有人公開提倡坐在家裡胡編亂造的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以此來招徠讀者。正好，朱仲麗在這個時刻問道：“你這個作家，為什麼對中央上層的政治鬥爭和政治風雲情有獨鍾？”

　　我笑道：“不是情有獨鍾，而是作家的社會責任感。你知道嗎？林彪事件的真相本來在毛澤東活着的時候，已經有了一個很清楚的揭露，現在某些人又在製造混亂。包括林彪集團的當事人也在翻案，把本來已經比較明白的事實又在歷史上搞得糊塗了。這樣，一個真正對歷史和社會負責的作家就有一種天職，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給後代和歷史以真實的經驗和教訓。從這個意義上說，朱大姐，我可以坦率地說：你的那些作品也有把歷史搞糊塗了的地方，說得再明白點，你的作品裡有許多的地方不真實，誇大了你和王稼祥的作用，貶低和侮辱了許多的你的對手，包括大家現在都不喜歡的江青在內。”

　　我看到她的臉色微微一紅，變得很不自然了，她說：“你能不能說得再具體點，比如說我的書裡有哪些地方不真實？”

　　我看她的神色並沒有發怒的表示，似乎願意和我繼續交談，也就很不客氣地給她提了幾條。她不住地點點頭，坦白地說：“是的，你說得很對。為了我的書現在能夠出版，我不得不這樣寫，我也知道我現在這樣寫是政治需要，同時我對那幾個人物很反感，我是帶着我對他們的仇恨和我對稼祥同志的不公而寫的。”

　　我說：“所以我說，你是一個作者，而絕對不是一個作家。作家的寫作雖然要帶自己的感情和觀點寫作，但是根本上他要對歷史負責。在歷史的真實上是不能帶着任何的非歷史因素而寫作的，只有材料和寫作的真實可以在歷史上留下痕跡，而不能僅僅看一個作家究竟寫了多少東西。我要麼就不寫，要寫就要真實地寫。我寫作絕對不取悅任何人，也不能牽就什麼人。在我們黨內，有那麼一些人在政治鬥爭中並不是表現那麼好，也不是按照他們的編排得那樣是什麼英雄好漢，他們生怕歷史恢復了本來面貌，就千方百計地壓制和打擊秉筆直書的作家和作品。我對那些歪曲歷史和不讓真實地寫作的審查很不以為然，一方面不讓真實再現歷史風雲的作品出版，另一方面卻讓一些公開篡改和歪曲、甚至是偽造歷史的什麼作品大量泛濫。這種對歷史和後人的嘲弄實在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所能容忍的。我主張在歷史上必須允許公開討論，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單純的禁書和壓制絕對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態度。”

　　我的激動和憤怒使朱仲麗大為驚奇，她說：“想不到你的寫作竟有如此專一的信念。那好，我們之間應該定一君子協定，凡是你出的書都要送我一本，我的書也送你。如果有可能的話，我希望你也寫寫我本人和稼祥同志，我一定給你提供真實的材料。你放心，你剛才講的這些話我從心裡是贊成的，儘管我在這方面做得不夠，我有我的地位和原因。但是，聽了你的意見，我會在今後的再版中，修改一些歷史事實的。我要把你的這些話記下來：歷史絕對不會取悅任何人的，歷史是無情的法官，它可以延期判決，但是它絕對不會永久沉默；它可以被人蒙上各種外衣，但是它絕對不會被人牽着鼻子行走；它能夠對付來自各種強權的壓力，也能夠經受來自任何淚水或鮮血的洗禮；歷史的真相即使是最醜陋的、最猙獰的、最美麗的、最辛辣、最苦澀的，也是永久的財富，它不接受任何美容師的修飾和塗抹……”我沒有想到她對我的這番話竟有如此的興趣，自然感到一種興奮和自豪。

　　這時，朱仲麗微微閉上眼睛沉思了片刻，低沉地說：“稼祥雖然走了，但留給我們的遺產卻是非常豐富的。我相信，青年一代會從他的足跡中繼承下這筆寶貴財富的。這就是我為什麼要拿起筆來寫稼祥、寫許許多多的老革命家的原因。我並不想成為一個傑出的小說家而永垂文壇史冊。我只是想把我真實經歷過的東西藝術地展現出來，啟迪我們的子孫後代。”她把王稼祥生前寫的一些文章和資料複印了一部分送給我，作為永久的留念。這對我自然也是一種信任和鼓勵，我很感激地把東西珍藏起來。

　　於是，我想到了我寫這篇文章的主題和現在的這個題目。中國文壇從來都有“文若其人”的說法，似乎可以把文章和作者完全地劃上等號。我對這句名言持保留的看法。無論什麼讀者，他的閱歷總是有限的，所接觸的歷史視野和對歷史材料的了解也有限，這就給一些偽造歷史的人提供了市場。我看了現在出版的一些回憶錄和文章，真正忠於歷史的當事人似乎並不多。當初肉麻地吹捧黨內高層人物的人，現在對今天政治的失意者像躲避瘟疫般地洗刷自己，好象他們天生就是大徹大悟的能人。如果歷史的真相是如此，一本歷史的教科書就該重新編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