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毛時代醫療衛生是什麼樣子的？

【公孫明按：較之今天的中國醫療沒錢就放在大街上的實況，就是為人民服務與為人民幣服務的天淵之別！】

無名無姓 · 2015-11-06 · 來源：破土網

採訪者：無名無姓

被採訪者：蘇阿姨 (應本人要求，隱去其真實姓名及工作地點)

”無名無姓“按：母親大人若干年前遷入現在的這所公寓房，自然結識了一批新鄰居，從中又發展了一批好朋友。說來也巧，她最要好的幾個朋友恰恰都是從醫療衛生部門退下來的。 我每年都要去探望老母一到兩次，自然就與這些常來家裡聊天的阿姨們結識了。 多年的研究工作可能把我的眼睛都搞綠了，貪得無厭都快成了我的第二天性。所以從“自然聊天”的方式開始來“榨取”儲存在這些阿姨頭腦中的信息，到後來乾脆約定時間來正式採訪她們。去年三月底，我在探望母親時，兩次採訪了蘇阿姨， 記了密密麻麻的一大堆筆記。 本想用採訪對話的方式發出來。在重溫筆記時發現，這樣做很困難。因為蘇阿姨與艾阿姨(見《偉大的毛澤東時代：為了搶救一個普通工人的姓名》一文)不一樣。艾阿姨有問有答，不太跑題。蘇阿姨頭腦非常活躍，不受問題的限制。如果受過一些文學寫作的基本訓練的話，她會是一位很成功的意識流作家。加上她本人又是一位古道熱腸，心直口快的幹練婦女，這給我的採訪增添了極大的困難。我跟不上她的語速， 更跟不上她跳躍的思維。為了使讀者不被她跳躍的思維暈迷糊，我決定將採訪她的筆記進行整理， 把它條理化， 按照幾個問題來把分散的信息集中起來，把表達不順暢的地方理順，把多餘的車軲轆話去掉，但前提條件是絕對忠實於被採訪者的原意不做任何具體內容上的修正。(我的採訪也是嚴格地按照人類學的方法， 絕不對被採訪者做任何暗示，提示，引導，嚴格杜絕我本人介入任何與意識形態，方針，政策，路線乃至具體事件等相關的評論，議論等)儘管這樣， 我還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難—難以理清她40多年工作的時間鏈條。採訪中我反覆追問最多的問題都與時間有關，但是她那跳躍的思維(加上記憶的重疊)基本上是不太配合的。 我只能盡力整理。 以下內容為整理後的結果， 採用被採訪者自述的形式。

1. 建國後的第一批護士學校的學員

1935 年，我出生在山東的一個地主家庭。解放後的第二年 ， 我剛好初中畢業，成為解放後的第一批護校學員(50年到52年)。當時進護校要求年滿17歲。我虛報了兩歲(15+2=17)。這個護校是為了朝鮮戰爭緊急籌辦的，因為當時需要大批的醫療人員上前線支援抗美援朝。所以我們護校的學生成分很雜，有高中生，大學生， 也有我這樣的虛報了兩歲的小不點。

52年畢業後， 有的同學上前線了， 而我被分到一家縣醫院做護士，成為52年第一批下鄉的護士。(無名無姓按：這一段不是很清楚，不知道她是指縣醫院為下鄉， 還是在去縣醫院前先分配到農村，或者是指在縣醫院掛職，但實際工作是在鄉下。從我的筆記上理不清楚。) 1960年我到一家上級醫院學習麻醉，回來後當麻醉士。 我先後在兩家醫院分別工作過兩年，五年。 1960年調入山東一家市立醫院，在那裡又工作了三十多年。退休時我是主治麻醉師。

2. 醫療事業為農民服務

我們醫院70%的病人是農民。全縣70多萬人口，多數是農民。(無名無姓按：這可能是指她在縣醫院工作時的情況。)

我們除了正常在醫院裡為這些病人服務外，還要經常到農村去。醫院常常組織醫療隊，既要支農，又要治病，兩大任務要同時做。個人下去叫蹲點，集體下去叫醫療隊。

例如每年的麥收季節， 我們醫院都要抽人到農村去幫助麥收，到麥田裡去割麥子。 但是不管以什麼名義到農村去，我們都是擔負雙重任務的， 既工作又治療， 所以藥箱子從來都是要背挎的。 巡回醫療隊聽上去是為了農民治病吧，但是到了大隊，小隊， 除了治病， 學習呀，管理呀，甚至家庭矛盾調節呀等等，那些大隊幹部們要管的事我們也都得管。 不管不行呀。不光隊幹部來找，社員有了問題也來找我們這些城裡來得幹部。 我下鄉住在那裡的時間比較短， 大概就十幾天， 因為醫院經常有手術，我離不開。 我們醫院其他的人有住一個月， 兩個月，還有三個月的不等。 我最經常去農村的方式是因急救任務。

參與急救任務，我們都是有軍事化的訓練的，從電話打到科室到出發一般不超過10分鐘。

我們那時有一套戰備的急救設備，那是一個大鐵箱子，上下兩層。下層是器械，手術用具。上面是急救藥物。接到通知後10分鐘內就可以出發。

我們常下到公社醫院， 甚至到大隊，到鄉里人家做手術。我們對各公社衛生院的人員設備情況瞭如指掌，很清楚哪些公社能做手術，哪些不能做。 我們也十分清楚到哪個公社應該拿什麼， 不用拿什麼。

舉個例子， 有一次，我們是接到某公社醫院的通知。一個農村婦女生孩子時大出血，胎盤前置， 須立即搶救。醫院接到通知後，立即通知相關科室調人，組成急救隊，不到十分鐘，我們出發了。 我們是開救護車去的，有醫生，化驗師， 麻醉師，護士， 救護車司機五個人，大約開了40分鐘到位的。我們到時， 病人的血壓幾乎沒有了，脈搏也很弱，心跳幾乎停止了。

她是失血性休克，我們就在他們家的土炕上做手術。下鄉時我們還要帶汽燈， 燒石棉套 (無名無姓按：我沒有聽懂， 但又不能頻頻打斷她。)我們為她做了剖腹產。化驗師是帶着血去的，(公社醫院求救時已經告之血型)先輸血， 然後查家屬的血型。

平時在醫院時，也是要隨時準備搶救那些送進來的農民患者。 那時從農村送來的病人最常見的是休克。 農村用擔架把病人抬來， 又冷又凍， 病號就休克了。我們搶救了許多休克患者。 先是搶救休克，然後才能進行手術治病。 60年困難時期， 許多重危病號是腸扭轉，腸壞死，胃穿孔。因為條件差，沒有救護車，拖拉機， 60，70里路全靠人抬， 有的100里也是人抬。真的是很艱苦，所以那時醫院裡所有的醫護人員不敢怠慢，都是軍事化的訓練，馬上到位。

3. 對醫院收費的記憶

費用都是上面撥款。 醫院不是盈利單位。到72年前，一個胃切除大手術，從住院到出院28元， 其中麻醉費2 到2. 5元。住院費一天是幾毛錢。(無名無姓按：我估計“72年前”可能是她的口誤， 似乎應該是“82年前”更貼近事實吧。)

我們給病人少打針，少花錢，但要以治好病減少病人痛苦為宗旨。 我們讓手術後的病人早下床活動。可以不用的藥儘量不用， 一是國家不富， 二是減少病人的醫藥費用。文革中我們又開始使用針刺麻醉與藥物麻醉相結合的方式， 更是減少了病人的花銷，並且減少了由藥物麻醉帶來的副作用。

過去的病人來看病 只付掛號費。病人的收費標準都是一樣的。

注射費5毛，

硬膜外麻醉費是2元5毛錢，

腰麻是1元5毛，

人工流產2到3元

診斷刮宮1元5毛

胃大切除18元

闌尾炎切除8元

這麼多年了，我可能記得不能麼准，但是這些數字是八九不離十的。

農民來看病 採取記帳方式， 先治病，後付錢。但是大部分農民都不能馬上付清。所以醫院每年都得派人下去要賬。這次要一點，下次再要點，能要多少就要多少，實在 要不上來的就免了。因為農民實在是很窮啊， 在加上毛主席又有指示，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就是因為他們太需要我們了。

現在的醫院是不能花錢超標的， 超了，衛生部就不評你為2 甲醫院。所以在醫院內部， 哪個科室超出， 就扣獎金，扣經費，所以不敢收重病號。

4． 對專業訓練的記憶

那個時候的專業訓練都是在干中學，邊干邊學，根本沒有條件象現在這樣強調這文憑那文憑的。

我們是52年第一批下鄉的護士。1960年，我到一家地區醫院去學麻醉， 第一次學了三，四個月，學習全麻 (一般是半年時間。山東第一批麻醉訓練班是1954年左右)。回來後就做麻醉士。62年學習硬脊膜外麻醉，叫階段麻醉。在上級的同一個醫院學習三個月， 邊干邊學。當時教員的責任是很大的， 因為學員在實踐中出了醫療事故，直接責任者是教員。所以教員都是緊緊盯着學員操作的， 不敢有半點疏忽。 事實證明這種邊干邊學是最有效也是最快速掌握知識的途徑。 以後還有參觀學習，天天去看，有一個月的參觀。一次是在一家省級醫院 ， 再一次是到北京日壇腫瘤醫院，協和醫院。在北京呆了一個月(一個醫院一周)。理論學習又是一個月，在北京。

我成為麻醉師以後， 也帶過學員。 那時的體制是， 上級醫院要為下級醫院， 內地醫院要為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訓練專業人員。我帶過的學員包括，部隊來的兩個，西藏來的一個藏族人(72，73年左右)，公社醫院來過4 個人，再就是本院的學員了。

5. 日常的工作和生活

我們那時的職責分工不象現在這麼樣分明。我工作過的三家醫院都是需要幹什麼就幹什麼。有麻醉時作麻醉，無麻醉時做護士， 需要時還要作護理員給患者餵飯換衣服什麼的。 我還做過洗衣房的工作，洗患者的床單，病號服呢。 所以每天的工作都特別忙，但是大家都很快樂，因為有合作精神啊。不下鄉時還經常參加勞動。醫院蓋宿舍樓時， 瓦匠是建築部門來的，但是推， 拉， 挖 這樣的小工都是我們在業餘時間完成的。防空備戰時，我們去挖山洞。

我們那時是半軍事化的生活， 60年後醫院分了宿舍，我們家分得兩間房的宿舍，房租好像是2到3元。醫院職工都住在集體宿舍樓里。清早要出操。我有一個同事 半夜3點起來包餃子，包完了去跑操。有一次我跑操晚了， 我後攆他們。我跑上坡後兩條腿發軟，一站住， 腿就不能挪了。別人問，你怎麼還不下來? 我是腿挪不動了。早操結束後，我們到醫院食堂打飯，拿回家吃。幹完一天的工作後，還要參加各科室的學習。80年我院搬家了。 我們住的分散了，就不再學習了。

60年生兒子時， 正趕上困難時期，糧食不夠吃，醫院常常組織集體上山挖野菜。我懷孕三個月時， 從山上滑下來，可能是尾骨骨折，兩三個月不能坐。當時學雷鋒， 學王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輕傷不下火線。(無名無姓按：她這裡的時間概念記混了。因為學雷鋒，王傑是63年以後的事情。但是“輕傷不下火線”的精神恐怕還是屬實的。)

60年底到61年春，一家人少了10斤糧食。孩子要吃奶，丈夫得了肝炎， 真的很困難。食堂尤其困難， 這麼多職工要吃飯， 誰當這個家也是很難的。連伙房自己吃得也不好。 一個師傅還得了胃癌。食堂精打細算，到年底居然省下了好些糧食，但是省下的糧食又按人均發還給職工了。

我們家實行男女平等。我1956年結婚，離家工作，不與婆婆，母親一起住。

58年生了女兒， 60年生了兒子。孩子有保姆，大一點時送全托，星期一送走，星期六晚上接回來。文革時將機關托兒所砸了，說是幹部搞特殊化。孩子轉到一般的日托， 放了學就要自己回家。那時治安好， 一個五歲，一個三歲，五歲的領小的回家。(無名無姓按：很明顯，她在此處對時間的記憶是不準確的。 文革期間，她的大孩子應該是八歲，小的是六歲。很有可能她把兩個不同時間段發生的事情記成一個時間內發生的，或者是對孩子的年齡記憶有誤。 但是我撲捉到的信息是：“那時的治安好。”幼小的兒童放學可以自己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