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近代民權運動發展史》（第十九章）

就像羅馬和長城皆非一夜可成一樣，馬歇爾的律師事業是起步維難的。他在1933年夏天從霍華德大學法學院畢業後，就面臨着兩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是接受霍華德大學法學院的全額獎學金，前往哈佛大學法學院繼續深造；第二個選擇是回老家巴爾的摩，開設律師事務所，養家煳口，等到經濟基礎穩定後，再從長計議。馬歇爾選擇了後者。選擇後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為了自己的學業，母親和妻子都做出了巨大的奉獻和犧牲，自己覺得實在是應該有所回報才對；第二，馬里蘭大學至今尚且頑固地拒絕接受非洲裔美國人學生，對馬歇爾來說，這是一種難以忍受的奇恥大辱，他要儘快起訴這間學府，作為自己擂鼓出山的第一炮；第三，馬歇爾要向世人證明他並不比在白人學校畢業的法律學生差。

要將馬里蘭大學送上審判台，一直是馬歇爾心中的一個願望，他已經無法再等上幾年才去採取行動。未來的計劃定好了以後，首先要取得馬里蘭州的律師資格。這對馬歇爾來說，乃手到擒來之舉。1933年10月11日，在第一次考試就通過了律師資格認證後，馬歇爾宣誓成為了馬里蘭州的律師。

馬歇爾雖然成為了律師，但是對於律師業務的經營之道，卻是兩眼一抹黑，什麼都不知道。為了更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他拜訪了在巴爾的摩開辦律師事務所多年的老前輩沃納·麥吉恩(Warner McGuinn)，向他請教業務上的秘訣，順便看看能否在他的律師事務所里謀個一工半職，作為自己法律業務的起點。

畢業於耶魯大學法學院的麥吉恩，別看他個頭很小，卻是一個趾高氣揚、勢利現實、眼睛長在頭頂上的傢伙，馬歇爾去見他那一年，麥吉恩已經是一個六十開外的老人了。 

馬歇爾剛坐下，還沒開始喝麥吉恩的秘書送過來的咖啡，就碰了一鼻子的灰。馬歇爾才一張嘴，麥吉恩就將他的話語打斷了：“小伙子，算了吧，你就節省點自己的時間吧，也好讓我的耳朵歇一歇。打從你一出生我就認識你，我對你在霍華德大學法學院的一舉一動，也都瞭如指掌。你學業之好的確是沒有話說，可是如果想憑着幾句甜言蜜語就要來牽我的鼻子，對我來說是難以接受的，你必須自己出去闖蕩天下，有了成績以後再回來找我談條件。”

麥吉恩雖然有意地打擊馬歇爾的積極性，但卻答應了從旁協助他將律師事務所開辦起來，並介紹一些小案件給他去歷練和辦理，馬歇爾走出了麥吉恩的辦公室後，第一個對他的直覺就是：好一個不通情理的狗娘養的傢伙！

麥吉恩的律師事務所是在巴爾的摩市中心的鳳凰大廈(The Phoenix Building)，當年巴爾的摩所有着名的非洲裔美國人律師，幾乎全集中在這棟建築物里。

馬歇爾在麥吉恩的幫助下，在他的律師事務所里租了一間最小的房間，作為開業之用。馬歇爾的父母為了祝賀自己兒子的律師事務所開業大吉，特意地從自己家的客廳里捲來了一張老舊的地毯，作為賀禮。

麥吉恩借了他一套舊桌椅，另外送了他一台舊電話，就是如此，簡陋的“瑟谷德·馬歇爾律師事務所”於是乎誕生面世。

馬歇爾的律師業務幹得並不怎麼樣，所辦的案件，不是偷，就是砸，再不然就是成立公司或是分居離婚，這些案件使馬歇爾有點兒心灰意冷，即使是辦得很好的案件，可是在兵荒馬亂的經濟蕭條時代裡，基本上是沒有人有錢來支付他的律師費。

還有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在當時的年代，做一名非洲裔美國人律師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美國白人是絕對不會聘請一名非洲裔美國人律師為其辯護人的，而非洲裔美國人的重大刑事案件，又不相信非洲裔美國人律師有能力救得了他們，非洲裔美國人律師夾在種族群兄屑洌�前后矇拿，靠天吃饭、�/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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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正是美國經濟大蕭條的開始，沒有什麼行業是蓬勃的，整個巴爾的摩的失業率高達25%，馬歇爾從自己六樓的辦公室朝着大街望下去，看到一條長長的人龍排隊領取政府發放救濟的麵包時，他就有點兒後悔：當時應該接受霍華德大學法學院全額獎學金，前往哈佛大學法學院繼續深造。

幾個月的律師業務經營下來，馬歇爾的律師事務所累積了三千五百元的債務，他連每天的午飯錢都掏不出來，只好不是麵包夾花生醬，就是靠從家裡帶來的剩餘飯菜維生。

有一天，一名操着鄉下口音的非洲裔美國婦女來到了馬歇爾的辦公室，點着名要找瑟谷德·馬歇爾律師，說她有了法律麻煩，需要能幹的馬歇爾的幫助。  

馬歇爾聽後，精神為之一振，誤以為生意終於來了，但是等到她開口確認是否免費提供法律服務時，就把馬歇爾弄煳塗了。馬歇爾一頭霧水，急問其故。這名非洲裔美國婦女說，她跑去問巴爾的摩的法官，如果自己沒有錢但又需要律師的話，該怎麼辦呢？那名幽默的法官笑着告訴她說，那只有找瑟谷德·馬歇爾了，因為他是又好又免費。馬歇爾一聽，就知道是白人法官在拿自己來窮開心，被氣得都笑了起來。  

其實辦辦小案件是馬歇爾用來養家煳口的臨時策略，這並不是他的志願，他發現與其在自己的辦公室里浪費時間，倒不如答應恩師休斯頓之邀，二度深入南部諸州，繼續為全國有色人種進步協會做關於黑人學校實際情況的實地的考察和調研，作為剷除《吉姆·克勞法》的前期準備工作，這樣來得更有實質的意義。 

休斯頓這次帶着攝影機和馬歇爾，兩人深入維吉尼亞、肯塔基、密蘇里、田納西、南卡羅來納、北卡羅來納和密西西比等州，將非洲裔美國人中小學校的悲慘境遇，纖悉無遺地記錄了下來。

馬歇爾和休斯頓兩人給全國有色人種進步協會寫的調查研究報告書，是坐在汽車裡，將打字機架在膝蓋上一字一字地敲出來的。

他們發現這些美國南方諸州的非洲裔美國人小學的環境，可以用無法忍受四個字來形容。由於經費短缺，大部分的學校都是些木料建築物，大多數的教室都可以透過霉爛的天花板看到藍藍的天空，下雨時，則外面下大雨，室內下小雨，而教室的地上，則是泥濘四處，無法落腳。

在20世紀30年代，兩名黑人，光天化日之下，隻身跑到南部諸州去調查研究關於種族歧視與種族隔離政策的行為，那意味着是在與死神開玩笑，因為隨時都有被三K黨暴徒私刑處死的可能。

當馬歇爾和休斯頓二人在密西西比州做調查研究時，就接到了有生命危險威脅的警告，全國有色人種進步協會西西比州分部負責人不敢大意，在當地的殯儀館裡特別請了兩名體格強壯且有力氣的黑人，背着長槍，全天候寸步不離地保護他們。

這趟美國南方之行，徹底地改變了馬歇爾和休斯頓二人之間的關係，兩人已經超越了師生的關係，變成了朋友、知己和工作夥伴，這倒是馬歇爾的一個意外收穫。整個行程，馬歇爾和休斯頓就美國的過去和未來的種族問題，反覆不停地討論。

休斯頓認為，美國政府目前所執行的隔離但公平政策，完全是一種詐欺行為，因為在白人掌控下的政府是不可能達到對黑人完全的公平原則的，他們親眼目睹的實際景象，就是最佳的證據。

他們認為非洲裔美國人的智慧與天賦絕對不差於白種美國人，只是環境加條件造就了目前的黑白學童之間的差異，如果將他們混在一起教育，那就會證明他是對的，多少年來，他對於這種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政策，無日不覺如芒在背，誓與之不共戴天。 

馬歇爾亦有同感，他很清楚地看到，這種不公不義的種族歧視制度一天不去，這個國家將永遠算不上是一個現代文明之國，整個社會充滿了暴戾之氣而永無寧日，所有的罪魁禍首就是害己害人的《吉姆·克勞法》，而要結束這種毒禍整個美國社會與民族精神已經半個世紀的《吉姆·克勞法》，靠遊行示威，靠以牙還牙，靠冤冤相報，是治標不治本，沒法從根本上來解決真正的問題。

美國真正的問題不是無法可依，而是有法不守；有憲法而無憲政，不是法律歧視人民，而是權勢凌駕於法律之上；種族偏見壓倒了普世價值，邪惡壓抑了真理。

要糾正這種時代錯誤的方法，而且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訴之以法，服之以理，屈之以威，折之以正，待之以誠與感之以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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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歇爾從中學時就對《美國憲法》倒背如流，深感這部人類第一部的成文憲法，已經被後代的陰謀家們扭曲和誤導，只要能撥亂反正，只要能實際執行之，一切的不公不義，一切的烏煙瘴氣，將會自動地銷聲匿跡，灰飛煙滅。

馬歇爾的家庭經濟狀況是一直亮着紅燈的，他哥哥奧布里雖然當了醫生，還在巴爾的摩的凱里街(Carey Street)有了自己的醫療所，但是一來由於經濟大蕭條，二來因為他是一名非洲裔美國人，在那個年代，美國白人是絕對不會相信一名黑人醫生的。

奧布里的業務範圍，也就只能局限在當地貧窮的黑人社區里，而當時的黑人是不習慣花錢在私人醫生身上的，這樣一來，他的收入也就極其有限了，奧布里迫於無奈，只好到巴爾的摩市政府衛生局兼差，才勉強地將家庭支撐下來。

理想和現實之間是有段遙遠距離的，在經濟蕭條的大環境下，儘管馬歇爾當了律師，但是遠水救不了近火，並沒有解決現實的經濟問題。

巴爾的摩的杜吉德希爾大道1838號(Queued Hill Avenue)是一棟老房子，雖然有五間房間，但只有一間浴室，奧布里夫婦兩人和剛出生的小男孩，另外他老岳母也擠在這裡湊熱鬧，馬歇爾自己兩口子和雙親，一家總共八口人，就是每天生活在這裡，家人之間的小摩擦，無日無之。

馬歇爾的母親威廉姆斯是整個家庭的靈魂，也是整個家庭的主心骨，如果沒有她的把持主事，這個家早就七零八落地散掉了，老太太在家裡的權威是無人可以替代的，每天由誰先用浴室，到吃什麼晚飯，全由她說了算。

馬歇爾父親酗酒的老習慣，給全家帶來了不少煩惱。但是令馬歇爾真正煩惱的，並不是他父親的酗酒習慣，而是伯雷的習慣性流産，這使極度想要個兒子的馬歇爾有着相當難以言喻的失望和不快。

伯雷是一位典型的賢妻良母，她知道自己丈夫的艱難處境後，毫不猶疑豫地走出客廳，跨出大門，四處工作，她從不計較職業，無論當店員、賣帽子、擺地攤、送雜貨，都是敬業如一，深得鄰居和朋友們的好評和尊重。

伯雷吃苦耐勞，無怨無悔，她有着堅持原則、不向惡劣環境低頭的優秀個性。有一次，伯雷替一家廣告公司工作了兩個月，但只拿到了兩個星期的薪水，她覺得受了委屈，要馬歇爾替她到法院去起訴那家廣告公司，要求賠償。

但是馬歇爾認為，一來這點兒小事不值得他去浪費精力，二來自己實在是有點兒懶惰，就找個理由推掉了。伯雷二話不說，自己寫狀自己告，說什麼也要爭個公道，討個說法。

她本來就是理直氣壯，老法官在判決她勝訴後，忽然問她：“咦？我們的馬歇爾大律師為什麼不替你來告他們呢？”

伯雷不假思索就據實回答道：“因為一來他很懶惰，二來我沒有錢付他的律師費。”這個答案逗得老法官和旁聽席上的人笑成了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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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了一段過渡期，馬歇爾的律師業務略有起色，由於他個性溫和，謙恭有禮，許多法官都願意將一些案件介紹給他，除了離婚、債務、車禍等的民事案件外，他也開始接受強姦、謀殺和種族歧視等刑事案件。

馬歇爾在執業律師後的第一件涉嫌謀殺兇案，給他帶來了第一次要獨當一面地去全程辦案的經驗，但也帶來了一次災難性的信心打擊和無情的考驗。

1934年年中的一天中午，馬歇爾在他的辦公室里接到了他的鄰居派特·派特遜(Pat Patterson)的緊急電話，說他的朋友有一個二十五歲、叫做詹姆斯·高路斯(James Gross)的兒子，剛在馬里蘭州的南方被司法當局拘捕，並控以一級謀殺罪名，他向朋友大力推介馬歇爾，認為他是此案的最佳律師候選人，請他出面為其辯護。   

馬歇爾接案後，經過了解實情，發現事情是這樣的：高路斯與另外兩名同案犯，都是馬里蘭州惡名昭彰的黑幫首領約翰·迪林格(John Dillinger)的手下，這三個人，平常除了好事之外，幾乎是沒有不干的勾當，由於他們三個傢伙的罪行累累，輿論稱之為迪林格三黑(Three Black Dill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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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路斯在這件犯罪中的角色，是負責把風和開車，雖然有分錢，但是沒有動手殺人，所以馬歇爾的辯護策略不是想使高路斯無罪釋放，而是希望他能越過鬼門關，不要被全是白人組成的陪審團宣判死刑。

案件在充滿了種族歧視的馬里蘭州厄珀馬爾伯勒郡(Upper Marlboro, MD)開庭，沒用幾天就草草結束了，馬歇爾用盡了力氣來告訴陪審團，他的代理人只不過是案件的開車司機，並沒有動手殺人，因此不可與另外兩名嫌疑犯同罪。

可是陪審團並不同意馬歇爾的理論和說辭，宣布三名被告的一級謀殺罪名全部成立，這意味着他們已經全無生路，必然會被法庭判決死刑。1935年4月19 日午夜，高路斯在馬里蘭州監獄內被當局依法執行吊刑，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 

馬歇爾的代理人死了，但是另外一名同案罪犯，就是真正動手開槍殺人的唐納德·帕克(Donald Parker)卻在幾個月後被改判為終生監禁，原來帕克的辯護人是一名交際廣泛的白人律師！   

馬歇爾心中的不忿與難平是可以想象到的，不該死的死了，該死的反而逃出了生天，這是個什麼樣的世界？這是什麼樣的司法體系？人類的膚色，私人的關係，難道就是決定法庭判決的重要因素嗎？

這是馬歇爾第一次對馬里蘭州的司法系統感到厭惡和反感，但卻不是最後一次。兩年後，馬歇爾又受到另外一次更大的衝擊，不過這次的衝擊是正面的，是激勵人生的，是柳暗花明的，那就是馬里蘭州的《沃特士·盧克斯案(Vertis Lu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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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特士·盧克斯案》是一件謀殺案，而且是一件涉嫌黑人謀殺白人的敏感刑事案。事情是這樣子的，在高路斯被吊死後的兩年，全國有色人種進步協會馬里蘭州分部邀請馬歇爾來處理一件他們認為是特大號的冤獄案件。  

馬歇爾接手後，稍微了解案情，就同意了全國有色人種進步協會馬里蘭州分部的分析和意見：盧克斯是一名年輕力壯的非洲裔美國人，他忽然在巴爾的摩被馬里蘭州治安當局拘捕，並控以一級謀殺海曼•柏林安特(Hyman Brilliant)的刑事罪名，而死者是一名白人。 

巴爾的摩警察將盧克斯拘捕後，首先把他疲勞審訊長達三天三夜之久，加上像野狗一般的不停毒打，終於勝利地宣布盧克斯已經自動招供，但是巴爾的摩警察並未因為盧克斯的自動招供而將之坦白從寬，放他一馬，卻把他屈打成招的自動招供作為證據，將他以一級謀殺的重罪起訴。

馬歇爾首先帶着他當醫生的哥哥，到監獄裡為盧克斯做了一次全身的驗傷檢查，並錄取了他如何被巴爾的摩警察毒打成招的全程口供，馬歇爾對天發誓，絕不允許再將盧克斯吊死！

面對着全是由白人組成的陪審團，馬歇爾將他在讀書時期所練就的演講口才發揮得淋漓盡致，馬歇爾毫不隱瞞地說出種族歧視在這件屈打成招案中的非法角色，有力地向陪審團出示了盧克斯在被捕後遭受到不人道的虐待和毒打，並將一大疊陪審團看完了的醫學報告與毒打證據，摔在檢察官的面前，使之啞口無言，無話可說。

馬歇爾義正詞嚴地告訴全是白人的陪審團說，盧克斯是一個弱智的人，在案件發生時，他剛好在命案現場附近玩槍，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所以他也就沒有逃離現場的行為。正因為他是一個弱智，又是個黑人，才符合了無能的巴爾的摩警察找不到真正的兇手，無法交差而栽贓嫁禍給盧克斯的條件。

整個陪審團，無一不被這位口若懸河而且一身正氣的年輕黑人律師所感動，他們一致裁決，盧克斯的一級謀殺罪名不成立，但是過失殺人罪名卻是成立，由於審案的法官覺得巴爾的摩警察的確是太不像話了，故輕判盧克斯入獄六個月了事。

這對馬歇爾來說，在《吉姆·克勞法》橫行的年代，一名黑人涉嫌謀殺了一名白人而不被吊死，就是一場全盤大勝的戰役。全國有色人種進步協會馬里蘭州分部對於盧克斯之不但沒有被吊死，而且在一位黑人年輕律師面對着全是白人的陪審團的挑戰下，居然只有六個月刑期的判決結果，簡直是無法置信。

這是馬歇爾與全國有色人種進步協會的首次合作，這種超然的勝利，為他們之間未來的長期合作，奠定了穩定、互信而紮實的基礎。

另外一個使全國有色人種進步協會興奮的理由，就是從盧克斯的案件里，他們知道了一個事實，那就是黑人律師一樣可以在白人的司法系統裡成功地為黑人罪犯辯護，這是美國歷史上的先例，是非洲裔美國人可以走向美國主流社會的試金石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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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30代的馬里蘭州巴爾的摩，馬歇爾成了司法界的一個異數，一朵奇葩，他開始廣泛地結交各層次的人物，由法官到檢察官，由市井小民到地痞流氓，他都與之為善，幾年下來，馬歇爾已經成為當地的一位備受各方敬仰和敬重的著名刑事辯護律師。

馬歇爾的心胸寬闊，眼光獨到，使他在巴爾的摩的非洲裔美國人律師中特別的出類拔萃，他走在時代的前端，他在一生中總是不停地超越舊歷史，開創新紀錄。

成功是為有準備的人提供機會的。馬歇爾十年磨一劍，成名的機會來了，這在他的律師生涯的第三件主要案件中，就可以看出一些蛛絲馬跡：為一名白人辯護，而且是為一名本身就是律師的白人在辯護。

事情的起源，還是與種族歧視有關。中國清末民初一代怪傑李宗吾，他除了創出了名傳千古的《厚黑學》外，還創有另外一種理論，他說這世界上的事情，可將之劃分為兩種，一種是能說不能做，一種是能做不能說。而馬歇爾所操作的案件，就是一件能做不能說的事情。

伯納德·艾德斯(Bernard Ades)是一名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從事刑事辯護業務的執業律師，他在一件為非洲裔美國人客戶的謀殺辯護案件中，由於他認為美國法官威廉·庫爾曼(William Coleman)持有種族偏見，所以才導致了他代理人的罪名成立，於是他對新聞記者表達了他的見解。 

庫爾曼法官知道後，怒不可遏，認為這是對他人格和專業的雙重侮辱，決定要查辦這個口不擇言的律師，於是他採取了法律行動，開庭審判要吊銷艾德斯的律師執照。

庫爾曼於1884年10月17日在肯塔基州路易維爾(Louisville, KY)出生，1909年畢業於哈佛大學法學院，從1909年至1927年在馬里蘭州巴爾的摩為執業律師，從1914年至1917年為馬里蘭大學法學院教授，1927年12月6日，第30任總統柯立芝提名他出任新增設的聯邦法官職位，參議院於1927年12月19日早上通過了他的提名，當日下午就將委任狀交到他手裡。

1948年至1955年庫爾曼是馬里蘭州區聯邦法院首席法官，他於1955年6月1日辭職退休，於1968年1月12日病逝於馬里蘭州巴爾的摩，享年84歲。

由這些背景中可以看出，艾德斯在背後對他指手畫腳，會帶來什麼樣子的麻煩。艾德斯沒想到自己替別人辯護，最後辯護得自己變成了被告，無可奈何之下，他找到了馬歇爾的前法學院教授休斯頓求救，休斯頓想了一會兒，回答艾德斯說，他是可以接這個案子的，但唯一的條件就是要馬歇爾一起來辦理，艾德斯同意之。

庫爾曼法官得知了休斯頓和馬歇爾兩人是艾德斯的聯合辯護律師後，把他們師徒二人叫到他的法官辦公室里，當面告訴他們說，他之所以要查辦艾德斯，是因為艾德斯在公開的場合，不公平與不負責任地批評他是一個有種族歧視和種族偏見的法官，這已經嚴重地敗壞了他的名譽。

庫爾曼法官又鄭重其事地警告他們說，如果他們兩人還是要在法庭上做出類似的指控的話，那麼他一定會以藐視法庭的罪名，讓他們嘗一下馬里蘭州監獄的味道。

這樣一來，休斯頓和馬歇爾兩人立即陷入了一個兩難的局面里：他們接這件案件的大前提，就是要在法庭上來證明庫爾曼法官在那件謀殺案中的判決是受了種族偏見的影響，如果不允許他們在法庭上來指控庫爾曼法官的話，他們則無事可做了，案件必輸無疑，如果他們按照正常程序來辦案的話，那麼，他們兩位辯護律師都會因為惹火了庫爾曼法官而面臨着坐牢的風險。

這種兩難局面的流言，立即傳遍了巴爾的摩，大家都在屏息以待，靜觀其變，看看這場美國司法史上首次的美國非洲裔美國人律師與美國白人法官角力的好戲，會如何來收場。足智多謀而且從不向黑暗低頭的馬歇爾，又成了新聞界矚目的焦點。 

馬歇爾事後回憶說，正當他和休斯頓進退不得之際，他的一個叫做約翰·墨菲(John Murphy)的老主顧突然來找他，見面後就給交給了馬歇爾一個信封，然後說：“你一定可以出庭辯論的。”

馬歇爾打開信封一看，整個人驚呆了：信封內裝有五張一千元面額的現鈔！墨菲接着說：“這是你從監獄裡出來的保釋金。”  

當馬歇爾在1933 年取得了律師資格時，曾向在巴爾的摩的老律師前輩麥吉恩請教生意之道，麥吉恩諷刺他說：“小伙子，我根本不在乎你會搶走我的客戶，就算把客戶給了你，客戶也會很快地就再回到我這裡，理由很簡單，因為你根本就玩不轉。”言罷，眯着眼睛，朝着馬歇爾露齒而笑，馬歇爾被羞辱得滿臉通紅，也氣得七竅生煙。

麥吉恩為了顯示自己的信心，特意將《非洲裔美國人報(Afro American)》的墨菲介紹給馬歇爾，讓他辦點小案件煳口。實際上馬歇爾與墨菲是有着私人關係的，他的侄子詹姆斯不但是當年馬歇爾在林肯大學的同學，還是住在一起的同室好友，馬歇爾與伯雷在費城結婚時，詹姆斯就是伴郎。馬歇爾成為律師後，詹姆斯大力向他叔父麥吉恩推薦了馬歇爾，亦是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  

由於馬歇爾為人謙虛有禮，辦事認真，使墨菲對之印象良深，逐漸地將自己大部分的業務都交給了馬歇爾去處理，並且沒有再回到麥吉恩辦公室那裡。後生可畏，老馬失蹄，大意失荊州，這也是數次誇下海口的麥吉恩沒有想到的結果。

馬歇爾握住這位《非洲裔美國人報》發行人的手說：“我一定全力以赴！”馬歇爾決定要在馬里蘭州的法庭上，打上一場正義之戰，打上一場原則之戰！莎士比亞有句名言說：有膽量的人，最先獲得冠冕。

就在馬歇爾全力以赴地準備出庭抗爭之際，事情發生了變化。庫爾曼法官自己也覺得這種自告自判，又加之恐嚇對方律師的行為的確是有點兒過分了，況且在法理上是絕對站不住腳，所以庫爾曼法官就以利益衝突為理由，自我迴避，並且主動地將整個案件轉交給了另外一位法官來審理。

一場法庭官司下來，馬歇爾大勝。新接手案件的法官判決艾德斯應該得到口頭申誡，要他身為律師要對自己的言行負責，但同時也拒絕了庫爾曼法官要法庭吊銷艾德斯律師執照的要求。

這場官司下來，除了艾德斯保住了他的律師執照外，馬歇爾是最大的贏家：一位黑人律師，而且是一位年輕的黑人律師，居然為一位白人，而且是一位白人律師辯護，更在白人的司法體系裡，在白人的法庭上與白人的法官對抗，結果居然取得了如此重大的勝利，這意味着什麼呢？

馬歇爾像鯉魚跳龍門，一躍成為了馬里蘭州巴爾的摩非洲裔美國人中的拔尖律師，雖然是一登龍門身價重，但是個性溫和而且謙恭有禮的作風，使馬歇爾與各級法官、官員和檢察官等，都有着良好的關係，而且越來越受到各方的尊重和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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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爾曼法官的案件，是馬里蘭州司法界的一道分水嶺。案件本身的象徵意義已經超出了法律的層次，它為所有的馬里蘭州白人法官敲了一個警鍾：不要搞種族偏見，或是公諸於校�整个马厘d賈蕕乃痙ǚ縉�，因马歇尔祬痊力开始有了大幅儿o母慕�、�/span>

有許多白人法官，非常害怕被辯護律師或者新聞界貼上種族歧視或種族偏見的不光彩的標籤，多設法避免之，在卸嗟牟唄災校�租k行У姆椒ň褪翹嫦右煞剛乙晃揮判愕暮諶寺墒Γ�这佐]苑庾√煜掠朴浦�口，灾q庵智榭魷攏�马歇尔往往抽W俗羆訓娜搜。�他经常痹捚澦法箖f肴プ鋈酥ず凸宋剩�这更使马歇尔声名大振，远近闻名、�/span>

馬歇爾是一位行事謹慎而且要求完美的人，無論是在法庭上，還是在起訴書、答辯狀里，都是如此，他公平合理，從不做過分的或特殊的要求，他需要的和追求的只是最基本的公平待遇。

尤其是在文字運用上，馬歇爾是極其重視的，他在撰寫法律文件時，往往為了一兩個錯字而不惜整篇重來，務求完美，長此以往，馬歇爾辦事認真與行書謹慎的名聲不脛而走，成了他的金字招牌。這在當時馬里蘭州巴爾的摩里大多數都是平庸之輩的非洲裔美國人律師中，他更顯得有如鶴立雞群，與脅煌�、�/span>

在當時以白人為主的司法體系裡，白人律師是看不起黑人律師的，更有些白人律師為了羞辱黑人律師的書寫能力和法學修養，故意在法庭上向法官提出要多點兒時間，來審查他們的訴狀或是答辯書，看看是否合乎標準與要求。

有一次，與馬歇爾做對手的一名經常刁難黑人律師白人律師又重施故技，要求法官把馬歇爾的文件交出來，看看他是否有資格來辦理此案，那名法官拒絕了他的無理要求，還當庭宣布說：“這是沒有必要的，閣下也無須擔心這個問題，只要有了瑟谷德·馬歇爾先生簽的字，那就是表示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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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歇爾雖然需要金錢來養家煳口，但並不是毫無原則地胡亂接案。有一個晚上，馬歇爾已經入睡多時，忽然接到一位法官的電話，通知他說在馬里蘭州近郊小鎮弗雷德里克(Frederick, MD)那裡，一件私刑處死事件馬上就要發生了。

那位法官要馬歇爾親自趕到現場之目的，就是因為那裡發生了一件警察拘捕一名暴力強姦白人少女的黑人嫌疑犯的事，更想讓他監視着已經極度情緒化了的白人警察，以免私刑處死事件發生。

馬歇爾開着他那部1929年還是從他舅舅那裡借錢買來的外號叫做貝特西(Betsy)的福特老爺車，一搖三晃地趕到現場時，親眼看到了一幕恐怖而混亂的場面：大批的警察到處追逐着拘捕數名非洲裔美國人，搞得雞飛蛋打，呼天搶地，人人自危，但是由於閒雜人等太多，因而沒有私刑處死的突發事件發生。

馬歇爾見狀，反而開始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起來，他把自己的老爺車，緊緊跟在一部州警的車後，他好不容易拉住了一名白人警察，要求對方保護自己，直到他安全地到達法官的家裡為止。

那名白人警察看了一下這個滿身大汗站在混亂人群中的“黑鬼”，斜着眼角問他：“什麼？你也需要保護？”聲音和表情，好像是突然看到了一個外星人站在他面前一樣驚訝。

事情原來是這樣子的，一位馬里蘭州弗雷德里克當地銀行總裁的掌上明珠、年方十八歲的傑拉爾丁·克羅茲(Geraldine Kroch)，被一個叫做威廉·卡特(William Carter)的非洲裔美國人暴力強姦，因為她誓死反抗，結果被卡特毒打成重傷。  

克羅茲報警處理。經過了深入的調查，大量的直接和間接證據都指向了卡特，使他無所遁形，馬里蘭警方將卡特拘捕歸案後，控以意圖強姦並暴力襲擊的重罪提起公訴：這是一條可以被馬里蘭州法庭判處死刑的刑事重罪。 

馬歇爾不願意爲魔鬼辯護，拒絕接手這件震驚全國的案子，為了避免種族歧視和種族偏見帶來的不公平審判，全國有色人種進步協會巴爾的摩分部與《非洲裔美國人報》聯合起來，委託馬歇爾出來全程觀察和監督，審判的結果是所有的罪名全部成立，可能是由於這是一件敏感性特強的案件的緣故，卡特並沒有被預期地判處死刑，而是終生監禁。

馬歇爾在法庭宣判後，以全國有色人種促進協會發言人的身份說：“這是一場在司法公正公平下的伸張正義的審判。”他在後來給休斯頓的信中評論這件案情時，毫無偏袒地直接說：“威廉·卡特的罪行，像魔鬼一樣地罪有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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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新聞媒體不停地將馬歇爾在這件卡特案件中的正直和公平的評論進行傳播，使他的知名度和大行蝸蟪�越畴h稅投�的摩，名焰D煜攏�赦Q藶砝錮賈莩�野的敬重、�/span>

雖然馬歇爾在巴爾的摩成了一位權威的非洲裔美國人知名大律師，但他並不以此為滿足，他站得高，看得遠，他的良知驅使自己把矛頭對準了天怒人怨的《吉姆·克勞法》，更知道自己努力的遠景是什麼。

2013年12月26日 高勝寒 在 美國華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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