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令銷毀三年大饑荒死亡數據真相

田俊武

1961年底，有三個人曾經對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餓死的人數進行過調查，他們是糧食部長陳國棟、統計部長賈啟允、糧食部辦公廳主任周伯萍。這三個人現在周伯萍還在。

20世紀80年代周伯萍在社科院人口所講課作報告時講了一個事情，說他們三個人讓各省填一個表，到底餓死多少人，說是幾千萬。周恩來總理看了這個統計報告後下令讓他們趕緊銷毀。過了一個禮拜後，周恩來還不放心，再次致電詢問他們你們銷毀了沒有，他們說銷毀了，甚至連腦子裡的記憶都銷毀了。

最近看了馮小剛拍攝的電影《1942》，使我對1942年發生在河南的大饑荒有了深刻的了解。那一年，河南發生百年不遇的大饑荒，有3,000萬災民餓死，甚至發生了母親煮食自己親生嬰兒的慘象。面對這一人道災難，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卻置若罔聞，其對人民生死的關懷甚至不如一個美國記者白修德。在1959年-19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中國餓死的人數，比起1942的那次河南大饑荒，更是多得難以計數。甚至直到30多年後的今天，一提起“三年 自然災害時期”、“三年經濟困難時期”，親歷過的中國人都會不寒而慄。

但是，對於在這一“自然災害”中到底死亡了多少人，人們卻知道得甚少，因為這一數字從未正式如實公布過。前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1997年在《中共黨史研究》上發表了《“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一文，承認中國長期以來都將“大饑荒”時期的人口統計視為絕密，嚴防外泄。他寫道：“我國經常性人口統計資料，是通過公安部門的戶口登記取得的。關於‘大躍進’和隨後的經濟困難時期的戶口登記數字，長期沒有公布。特別是由於這些數字中顯示1960年全國人口比1959年淨減1,000萬，所以當時把它作為絕密資料。直到1983年，國家統計局經國務院批准，才將這些數字納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國統計年 鑒》，第一次向國內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戶口登記的每個年度的人口數字。”中國科學院的一份國情報告中也曾經提到：“三年困難時期，因糧食大幅度減產，按保守的估計，因營養不足而死亡約1500萬人，成為本世紀中國最悲慘的事件之一”。
為什麼中國有1942年河南大饑荒時期餓死的人數準確統計而沒有3年自然災害時期餓死的人數準確統計？這是因為被譽為“人民的好總理”的周恩來曾下令銷毀這一數字。1961年底，有三個人曾經對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餓死的人數進行過調查，他們是糧食部長陳國棟、統計部長賈啟允、糧食部辦公廳主任周伯萍。這三個 人現在周伯萍還在。20世紀80年代周伯萍在社科院人口所講課作報告時講了一個事情，說他們三個人讓各省填一個表，到底餓死多少人，說是幾千萬。周恩來總理看了這個統計報告後下令讓他們趕緊銷毀。過了一個禮拜後，周恩來還不放心，再次致電詢問他們你們銷毀了沒有，他們說銷毀了，甚至連腦子裡的記憶都銷毀了。
由於1959年廬山會議對彭德懷的評判，共產黨內出現了極不正常的情況。省委書記們在毛澤東面前講假話，但是在實際部門上卻講真話。比如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在毛澤東那裡大包大攬，說四川省形勢大好，他們那裡有糧食；但是在主抓糧食生產的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和糧食部長陳國棟那裡卻討價還價，說中央徵購糧食多了，要李先念和陳國棟少向四川征糧。不僅省委書記說假話，就連周恩來也向毛澤東隱瞞“大饑荒”的真相。中共黨史專家丁抒說，周恩來“大躍進”初期曾主張制止冒進，受到毛澤東嚴厲批評後為了自保立即轉向支持“大躍進”。就在“廬山會議”期間，國務院內務部向中共中央報告，14個省發生夏荒，其中9個省夏荒缺糧人口達3億8,000多萬人。所以在批判彭德懷的時候，周恩來總理其實心裡知道彭德懷是有道理的，他其實頭腦是清醒的。但他就是心有餘悸，小心翼翼，絕對不對‘大躍進’提出任何負面意見。他對這些壞消息從來不向毛澤東報告的。

官方一些史料說，作為周恩來的副手，李先念在“大饑荒”期間曾經提出減少糧食徵購。但是，中共中央1959年3月底在上海錦江飯店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把糧食徵購率從1958年的29%猛升到40%。面對中央的決定，李先念也堅決執行，把毛澤東要全國學習河南省強行徵購糧食的講話越級向全國傳達，加劇了各地的饑荒。《麥苗青菜花黃——大饑荒川西紀事》一書的作者、曾任解放軍成都軍區《戰旗報》編輯的王東渝指出，中共中央“先下手為強”的政策嚴重加劇了四川的饑荒。王東渝對川西地區的饑荒進行過深入調查和研究。他說，僅溫江地區1959年11月到1960年就餓死了50多萬人。王東渝說：“李先念在全國糧食會議上把毛澤東‘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的講話傳達下去了。後來河南省委財貿書記宋致和在傳達會議精神時說，‘李先念同志講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現在如果不抓徵購糧食，廬山會議精神貫徹後，群眾就把糧食吃光了。征不到糧食，城市生活怎樣安排。要求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同時，兩手一起抓，一手抓征糧食，一手抓精神貫徹，早秋下來群眾邊收割邊徵購。’這個邊收割，邊徵購就在全國許多省份執行。這就是造成1959年11月開始全國普遍餓死人的關鍵原因。”

王東渝還說：“那個冬春餓死人是斷糧的問題，是完全沒有糧食的問題，完全把糧食給農民搜光了。中央下的命令就是‘先下手為強’，把糧食統統搜光。他們自始至終認為農民在瞞產私分。你既然要瞞產私分，你反正都要瞞產，老子乾脆給你搜光。搜光了以後你還是餓不死。為什麼餓不死？你糧食是藏起來的。從上到下都是這個觀點。”時任河南省信陽地委書記的路憲文1993年8月在回憶文章中透露：“1960年夏天副總理李先念到（信陽地區）光山縣調查，車被滿路的餓殍擋住，李痛哭流涕，可能想到了自己要求‘提前強行徵購糧食’逼死了信陽農民。”因為這個政策，信陽餓死100萬人，史稱“信陽事件”。

按說，李先念管這個事情，他就應該知道下面很困難了，糧食已經是不多了，已經收不上來了。但是，李先念為什麼還是堅持要強行進行糧食徵購呢？這裡就涉及當時鄧小平的一個討論：說在四川山村餓死一個人，和在北京街頭餓死一個人，影響哪個大？這個討論後來演變為“寧可四川餓死人，不可北京餓死人”的觀點。鄧小平當時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有了鄧小平這句話，當時擔任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的李井泉就積極宣揚“丟卒保車”的重要性，四川百姓的身家性命就這樣被丟掉了。王東渝在《麥苗青菜花黃——大饑荒川西紀事》一書中說，1960年底，四川省委在工作會議上再次提出農村按每人每天半斤留糧，這是1959年底定下的標準。溫江地委書記宋文彬說：1959年底實施這個標準後，一個冬春已經餓死了那麼多人，再出亂子怎麼辦？李井泉反問宋文彬：“亂子已經出了，是先保京、津、滬，先保成都，還是先保你溫江？”據當時擔任巴中縣委主管農業的副書記周永開回憶：當時從上到下貫徹的指示是：“京、津、滬缺糧，如果出問題，影響國際形象，不得了。”然而就是這個每人每天半斤的留糧，其實也是政府虛誇的結果，溫江的百姓實際上連這點糧食也沒有。

王東渝說：“根本就沒有，因為它是浮誇的。這個賬是怎麼算的啊？我們的產量是由領導算、是由各級政府算的，不是農民的實際產量啊。比如說糧食一畝地只打了500斤，他給你算成1,000斤。算成1,000斤，他說我收你400斤，收你500斤，你還有500斤嘛。實際上他只有500斤的產量，收完就沒有了。很多地方是一粒糧食都沒有，全部吃野菜，全部斷糧，全部公共食堂停伙。”
對於四川省委書記李井全的欺上瞞下以及四川餓死人的災難，鄧小平是知道的。在1962年1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明朗寫了封匿名信給中央，控告李井泉，說四川餓死了很多人，李井泉有責任。這封匿名信被中央收到以後就開始要李井泉在四川組的小會上檢查。李井泉被迫檢查，而且在檢查的時候還哭了，掉了眼淚，但是四川的幹部對他的檢查不滿意，因為四川餓死人實在太多了。鄧小平兩次到四川去為他開脫，說該檢討的都檢討了，就是那麼多問題。四川出的問題中央也有責任，然後說停止追查李井泉的個人責任，保護李井泉過了關。

鄧小平當年作為負責一線工作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對“大躍進”總體上是支持的。1958年1月間，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批評“反冒進”是泄了六億人民的勁，是方向性錯誤。鄧小平2月13日在四川省、地、縣、社四級幹部會議上說，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是根據客觀可能的條件加快建設。他強調說，只要是可能的，不是主觀主義的，就應該快。

1958年3月份，毛澤東又在“成都會議”上多次批評“反冒進”，甚至上升到路線錯誤的高度，說“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 “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的”。鄧小平會議發言時說，“反冒進”是不好的，挫傷了群眾和幹部的積極性。正因為鄧小平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基本上是緊跟毛澤東的，所以對於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餓死人數問題，他也是極端進行隱瞞，並為造成人口災難事件的李井泉等人開脫責任。

所幸的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中國所發生的慘劇，終於喚醒了當時領導人的某些良知。國家主席劉少奇以前是緊跟毛澤東的，比毛澤東還左，說的話還極端，比如他在湖北浠水的講話和在江蘇的講話，講得很極端很激進的。後來回湖南調查一個月之後態度就轉變了。《劉少奇在湖南農村蹲點調查的四十四天》這篇文章中說，1961年4月1日到5月15日，劉少奇率領中央調查組先後在湖南省寧鄉縣王家灣生產隊、長沙縣天華大隊和寧鄉縣花明樓炭子沖蹲點調查。調查期間，劉少奇認真聽取了當地民眾對公社食堂和‘浮誇風’等問題的意見。他在寧鄉聽取匯報時，對當地百姓有關“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表示認同，承認中央政策存在失誤。

1961年5月31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總起來，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從全國範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 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

1959年3月，毛澤東在鄭州開會期間，要求召開河南省“六級幹部會議”，了解農村情況。上萬名幹部參加會議，大到省委書記，小到生產隊長，誰都不敢講實話。唯有洛寧縣一個生產隊長李成午冒冒失失地講了真話，抱怨人民公社隨意調用農民的糧食、牲畜、家畜和財產，“80%的勞力都被調去煉鋼鐵了，地里沒人幹活了。……人人都擠到集體食堂吃飯，集體食堂已經坐吃山空，沒有糧食下鍋了，就用榆樹皮、野菜湊合，吃得解不下大手，孩子哭、大人鬧，好多人害上了浮腫 病，蹲到地上就拉不起來了”。

毛澤東在3月8日親自接見了李成午，讚揚說：“一萬多人的代表會議，沒有人敢這麼講實話。成午同志說得好啊！看來，‘共產風’是實。”毛澤東還對在場的洛陽地委書記、文革期間曾經擔任中共政治局委員和副總理的紀登奎說：“我去年在北戴河會議上說辦人民公社，沒說叫刮‘共產風’。……吃食堂飯，實踐證明不行，要搞人民公社，必須去掉食堂。”

有了毛澤東的尚方寶劍，1959年5月，中共中央發出指示說：“糧食分配到戶，個人自願參加（食堂），口糧依人定量，節餘全部歸己。”還指示將自留地發還社員，允許社員私養家畜家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