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潤為：《白毛女》的反壓迫主題

劉潤為 · 2015-12-27 · 來源：紅色文化網

一部《白毛女》，將被剝削階級與剝削階級的衝突加以提煉、集中和凝縮，實際上是以具象的形式概括了階級鬥爭的內在邏輯。可以肯定，在這個世界上，只要還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就必然會出現反映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的文藝。反對階級壓迫，將是一個長久的主題。

新排歌劇《白毛女》受到廣大群眾的激情歡迎，是意料之中的事!

以富有民族特徵的藝術方式，從階級鬥爭的觀點出發，挖掘農民罹遭苦難的根源，表現他們改變自身命運的抗爭，昭示他們獲得解放的道路，是歌劇《白毛女》的歷史性貢獻，也是其征服億萬觀眾的根本原因。

一

作為天地生人，一要生存，二要發展。然而，人類社會的歷史並不總是按照善良人們的願望發展的。冷酷的現實往往是：一些人為了自身的生存而剝奪另一些人的生存，一些人為了自身的發展而壓抑另一些人的發展。二百多年前的鄭板橋就曾說過：“誰非黃帝堯舜之子孫，而至於今日，其不幸而為臧獲、為婢妾、為輿台皂隸，窘窮迫逼，無可奈何。非其數十代以前即自臧獲婢妾輿台皂隸來也。”(《鄭板橋集·與舍弟墨書》)那麼，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樣的差別呢?就是當今一些人諱莫如深的私有制。正是由於私有制的產生、發展及其復辟，將人類分割成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壓迫階級與被壓迫階級，從而將人類的絕大多數拋入苦難的深淵。

在被剝奪、被壓迫的絕大多數人中，中國農民是苦難尤為深重的一族。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農民被束縛於宗法制的繩索上，一代一代地被榨乾血汗，一代一代地遭受污辱和損害，過着奴隸一般的生活。近代特別是現代以降，西方列強日甚一日地將魔爪伸向第三世界，從而使得他們的剝削和壓迫成為一種世界性的行為。毛澤東曾經指出：“帝國主義列強侵入中國的目的，絕不是要把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帝國主義列強的目的和這相反，它們是要把中國變成它們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帝國主義列強從中國的通商都市直至窮鄉僻壤，造成了一個買辦的和商業高利貸的剝削網，造成了為帝國主義服務的買辦階級和商業高利貸階級，以利其剝削廣大的中國農民和其他人民大眾。”“於買辦階級之外，帝國主義列強又使中國的封建地主階級變為它們統治中國的支柱。它們‘首先和以前的社會制度的統治階級——封建地主、商業和高利貸資產階級聯合起來，以反對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人民。帝國主義到處致力於保持資本主義前期的一切剝削形式(特別是在鄉村)，並使之永久化，而這些形式則是它們反動同盟的基礎。’”(《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28、629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這個由帝國主義、買辦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次第組成的塔狀剝削層，像山一樣壓在中國農民的頭上。連年的軍閥混戰和西方列強的入侵，一方面加重了農民負擔，一方面直接破壞了農業生產。其中災難最為深重的是佃農。他們“既無充足的農具，又無資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無幾，更需要出賣一部分勞動力。荒時暴月，向親友乞哀告憐，借得幾斗幾升，敷衍三日五日，債務叢集，如牛重負。”(同上，第1卷第7頁)失去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農民，只能悲慘地掙扎在死亡線上。應當說，農民階級是舊中國一切民族災難的最大承擔者。

舊中國農村的極端兩極分化，在《白毛女》中得到了高度的藝術概括。黃世仁就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在舊中國農村統治的階級支柱。他通過反動縣政府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上層勢力相勾結，利用災年農民破產的機會，貪婪地兼併土地。而後又憑藉土地和資金，通過勞役地租、實物地租和高利貸三種形式，再加上“大斗進，小斗出”的剋扣手段，極為殘忍地剝削破了產的佃農。劇中的趙大叔就是用勞役來償還地租，“打了五十天短工還沒有還清他那五畝瓜地的租子”。而楊白勞等佃農則是受着實物地租和高利貸的雙重剝削。楊白勞租種黃家6畝地，父女二人終日辛苦勞作，尚且年年欠租，僅僅兩年就欠租1石5斗。至於高利貸的利息，更是高得驚人，前後借貸10元錢，“利滾利，利打利”，竟然翻成25元5角。這種野蠻的剝削不但侵吞了廣大佃農的所有剩餘勞動，而且還侵吞了他們相當一部分必要勞動。廣大佃農陷於飢餓甚至死亡的境地，一到年關，便四處逃匿躲債。由於被地主牢牢束縛在土地上，也就失去了人身自由;由於失去了經濟上的支撐，也就失去了人格尊嚴。地主可以隨意污辱、打罵、關押、買賣這些農奴，其作威作福簡直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為了滿足自己的淫慾，黃世仁以欠賬還賬的“理由”，逼迫楊白勞用女兒抵債。1石5斗糧和二十幾元錢便抵得一個活人，而黃母尚且在那裡慨嘆“通貨膨脹”：“如今錢不值錢啦，一個丫頭頂了幾十年的租子。去年倒好，紅綠丫頭，才是八塊錢買來的，北院買來的那個墜兒，才是五塊半錢，今年可是什麼都貴啦!”請看，在這班地主老爺太太眼裡，佃農不過是一些可以隨意買賣的東西，而且是不大值錢的東西!喜兒被掠到黃家以後，受到肉體、精神上的雙重蹂躪。嗣後，黃家又企圖將她賣給人販子，以回收並增殖其投出的所謂“資本”。恩格斯曾經憤怒地指出：這種現象是剝削階級對被剝削階級的“最明顯的直接肉體剝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44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二

中國農民是一個酷愛生活、酷愛自由的階級。即使是在物質生活極端菲薄、苦難異常深重的時候，他們也沒有停止過對於自由、幸福的嚮往和追求。《白毛女》在第一幕的第一場，以辛酸而又溫暖的色調，表現了農民的這種堅韌、執著的性格特徵。大年即春節，是中國民間最為重要的節日。楊白勞父女雖已負債纍纍、家徒四壁、爨下告罄，仍然希冀“歡歡喜喜過個年”。這“歡歡喜喜”，不是以悲為喜，而是悲中求喜。這“喜”，就是一家團圓。只要一家團圓，其他一切悲苦都可以暫時置之度外。而楊白勞用賣豆腐的錢買回三件東西(門神、二斤面、二尺紅頭繩)這一情節，尤為感動人意。請門神，絕不可簡單地以迷信視之，它實際上反映了舊中國農民免遭侵犯、禍害的安全需要。北方農村的風俗，大年除夕吃不上餃子，被視為極其難堪的事情。於極端困窘之中慷慨地稱回二斤面，充分表現了舊中國農民對於自我人格尊嚴的維護。那二尺紅頭繩，則不僅表現了楊白勞父女相濡以沫的親情，而且表現了舊中國農民希冀按照美的理想塑造自身的超越精神。這些生命需要儘管已經可憐之至，但是在那樣一種極端粗鄙、極端野蠻的剝削制度下同樣被擊得粉碎。

列寧說：“只有快被舊俄折磨得要死的農民，才能做到徹底革新土地占有制。”(《列寧全集》第16卷第287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楊白勞、喜兒們正是在生命的基本需要被剝奪殆盡以後，才走上反抗道路的。

當然，楊白勞的反抗是消極的反抗。被迫在喜兒的賣身契上摁了手印之後，他也曾動過“我要和他們拼了”的念頭，但是一想到“縣長、財主……狗腿……衙役……”的龐大勢力，便感到茫然無措(“哪裡走?哪裡逃?哪裡有我的路一條?”)，於是選擇了以死抗爭的方式。作品這樣規定楊白勞的反抗方式，曾被人指責為歪曲農民階級的革命性，這是不對的。農民作為小生產者，一方面由於受壓迫最深，具有強烈的改變現存狀況的革命性;另一方面，由於生產方式的落後，交往範圍的狹小，又有着不可否認的狹隘性、懦弱性和散漫性。在舊中國，農民被逼自盡，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將農民的這一面合乎分寸地予以表現，是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應有之義。進一步的問題是，反抗的直接效果是消極的(即沒有直接打擊敵人)，但是其意義卻未必是消極的。如若我們只看到楊白勞表面上的無謂死亡，而不顧及他的反抗的內容，以及他的反抗同以後他人反抗的聯繫，從而將他排斥出反抗者的隊伍，則無論如何不能說是一種客觀的態度。奮勇拼搏是反抗，以死決絕也是反抗。這種反抗的積極意義就在於通過與現存制度決裂的極端形式，悽厲地控訴了現存制度的反人性本質，從而激起更多人的積極反抗。喜兒、大春、大鎖等青年農民，正是由於楊白勞血的震撼，從楊白勞倒下的地方走上了積極反抗的道路。“想要逼死我，瞎了你眼窩!舀不干的水，撲不滅的火!……我要報仇，我要活!”從這一聲聲撕心裂肺的呼喊，不難體驗到喜兒那難以壓抑的復仇烈火。當然，這種反抗仍然是自發的分散的反抗，因而其結局都不免是悲劇性的。喜兒被逼進深山，過着非人的生活;大春向西北逃亡不知所終;大鎖則被關進反動政府的牢獄。然而，這種自發性正是自覺性的萌芽，這種分散的反抗正是有組織地排山倒海地推翻黑暗剝削制度的悲壯序幕。事實正如毛澤東所說：在現代中國，“除了無產階級是最徹底的革命民主派之外，農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75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三

楊白勞、喜兒們的悲劇動因，從根本上說，在於失去了土地。在舊中國，農民問題，實際上就是土地問題;農民革命，實際上就是土地革命。數千年來，農民階級始終把獲得土地、均田免賦作為自己的最高理想。北宋農民起義軍領袖王小波大聲疾呼：“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王辟之《澠水燕談錄》)明末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明確提出“貴賤均田”的口號。太平天國在《天朝田畝制度》中比較完整地描畫出了“有田同耕，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處不飽暖”的社會藍圖。孫中山領導的舊民主革命則提出了“平均地權”(《軍政府宣言》)的綱領。然而，農民階級的這個理想無論是在古代還是在現代，總是像肥皂泡一樣以破滅告終。為什麼呢?從自身方面來說，就是因為農民儘管有着強烈的革命要求，但是他們畢竟是小生產者，不代表新的生產方式，也沒有科學的世界觀為指導。他們不可能以高遠的眼光制定正確路線，以引導革命到達預定的目標;他們不可能以強大的凝聚力和高度的組織紀律性凝聚革命力量，以戰勝強大的敵人;他們不可能超越獲得土地的目標，而將自己的革命綱領指向一種新的生產方式。這也就是說，農民階級由於其自身的局限性，不可能單獨取得革命的勝利。依靠資產階級嗎?這更是一種幻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資產階級由於其特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根本就不敢同帝國主義進行鬥爭，也不敢觸動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偉大的魯迅在他的《吶喊》和《彷徨》中，就真實地描寫過農民對於資產階級舊民主革命的失望。然而，喜兒、大春、大鎖們畢竟有着完全迥異於阿Q、祥林嫂、愛姑的命運。他們雖然經歷過抗爭後的失敗，但畢竟取得了最後的勝利。勝利的決定因素是八路軍。自從八路軍開進了楊格村，階級力量的對比就發生了根本變化。那麼，八路軍是怎樣的一支社會力量呢?它是由無產階級(通過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革命的武裝。《白毛女》正是通過楊格村農民命運的前後對比，形象地昭示人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農民階級要獲得土地，進而獲得徹底解放，就必須接受無產階級的領導，與無產階級結成牢固的革命同盟。

四

對於《白毛女》中的反抗階級壓迫的內容，每一位被壓迫階級的成員都會產生強烈的共鳴。一台《白毛女》，教育了多少代中華兒女!對於現代中國的歷史進程發生了多麼深刻的影響!然而，有人卻站出來說，《白毛女》中所表現的階級鬥爭是共產黨編造出來的。

這話未免過分“抬舉”了中國共產黨。就算階級鬥爭是編造出來的，這“功勞”也記不到共產黨的頭上。

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階級鬥爭的學說並非自共產黨始，甚至也不自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始。馬克思在1852年致約·魏德邁的信中就說過：“至於講到我，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鬥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歷史編纂學家就已經敘述過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經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47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例如18世紀法國的盧梭就曾指出，私有制是人類不平等的根源。自私有制產生之後，人們“便開始按照他們彼此各種不同的性格而產生統治和奴役或者暴力和爭奪。”有產者通過損害別人的利益來擴大自己的財產，無產者不得不奪取富人的生活資料來維持生命。他特別尖銳地揭露說：富人們一旦知道壓迫別人的快樂，就立即淡漠其他所有的快樂，“他們好像餓狼一樣，一經嘗過人肉之後，便厭棄一切其他食物，而只想吃人”。

稍有文學史常識的人也同樣知道，反映階級壓迫和階級鬥爭，也不是共產黨的文藝家們的專利。“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詩經·伐檀》)“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東家貧兒西家僕，西家歌舞東家哭。骨肉分離只一牆，聽他笞罵由他辱。”(鄭板橋《濰縣竹枝詞》)試問，這些作品所描寫的，難道不是尖銳的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嗎?只要正眼看一看血的歷史與淚的現實，就可以知道，編造謊言的不是共產黨，而恰恰是那些論者自己。

還有論者居高臨下地教訓人們說：“新的時代需要新的看問題的方法”，應當“撇開貧富差別這個社會問題，而從經濟關係的角度考察”。“從現代經濟法的角度來看，黃世仁和楊白勞的關係本是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關係，而債權人以適當的方式向債務人索取債務應當受到法律的保護。”根據經濟法，當借貸的欲求發生，只有在借取的一方有能力償還債務的情況下，借貸關係才能“成立”，“而楊白勞是赤貧，根本沒有償還能力，因此這一借貸關係本不應當成立。”但是無論遇到什麼問題，決不可“頭腦發熱，產生破壞性的衝動”。“剝奪黃世仁們財產的辦法能不能解決問題，我們今天進行的改革已經做了回答。”

透過這些撲朔迷離的文字遊戲，我們不難看出：這位論者顛來倒去的無非是這樣兩句話：欠債還債。黃世仁索債天經地義，楊白勞們的抗爭是“頭腦發熱”，而黃世仁的財產更不應當受到剝奪。這個“看問題的方法”，到底新在哪裡呢?當年黃世仁就對楊白勞說過：“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今兒你欠我的賬，說到天上也要還呀!”兩相比較，可以說是毫無二致。如若一定要說有所不同，則不過是那位論者多少有些羞羞答答，不如黃世仁來得明快而已。

不錯，對於楊白勞與黃世仁的關係，確實應當“從經濟關係的角度考察”。然而，“撇開貧富差距”，僅從債權人與債務人來考察這“經濟關係”，能考察清楚嗎?就說這“欠債還債”吧。倘若你的錢是從我這裡掠奪的，你又“借貸”給我，是應當由我還你，還是應當由你還我呢?而你非但不還，還要用這“債”來進一步盤剝我、欺壓我，我應當不應當反抗呢?考察“經濟關係”，不問一問這些問題行嗎?不錯，楊白勞的確欠了黃世仁的“債”，而黃世仁之所以能夠放債，是因為他欠了楊白勞們數不清的債。其一，黃世仁通過出租土地生財，這土地就是從楊白勞們手中掠奪的;其二，退一步說，就算這土地是黃世仁的，也是死的，它不能自行生出錢財。土地要生出錢財，需要楊白勞們活的勞動，也就是說，這錢財是楊白勞們活的勞動創造的。楊白勞們用血汗創造的錢財，絕大部分都被黃世仁們搶走了，但是黃世仁們還不知足，還要通過高利貸榨取剩下的一小部分，直至榨乾。榨乾之後還不罷休，還要把人家的女兒奪走。用楊白勞們創造的錢財榨取楊白勞們的錢財，直至“榨取”楊白勞的女兒，這就是全部的“經濟關係”。這樣的“經濟關係”，對於楊白勞來說，就是繩索——越勒越緊，直到無法活命，丟了女兒，喝了滷水。如此相煎相逼，楊白勞們能不“頭腦發熱，產生破壞性的衝動”麼?能不拿起斧頭、鐮刀，去砸碎這人間地獄麼?由此看來，說“欠債還債”這話的權利，絕沒有大大小小黃世仁的份兒，而是屬於千千萬萬的楊白勞們。這樣的道理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絕不會因為“今天進行的改革”而有絲毫的消磨。

善良的人們不禁要問，這班先生何以在今天又抬出黃世仁的亡靈，為他大鳴其“冤”呢?醉翁之意不在酒。為黃世仁辯護的目的在於今用，在於為黃世仁的子孫及其大大小小的洋主子們張目，使他們得以更加“天經地義”地繼續安排吃人的筵席。然而，這班“新”的辯護士及其“新的理論”，卻未免令人感到悲哀。比起他們的前輩，非但不見豐富，反而更見貧乏;非但不見巧妙，反而更見拙劣;非但不見長進，反而更見下流。筆者若是今日的大亨、寡頭或買辦，見到這等蹩腳的辯護士交上來的這等不及格的辯護詞，絕對一個賞錢也不給。

五

有一種觀點認為，表現階級鬥爭會導致概念化，破壞欣賞者的審美情緒。由於這種觀點流播甚廣，以至於成為一種社會定勢，使得我們某些主觀上願意寫階級鬥爭的文藝家也不免感到理虧。我們應當認真研究一下《白毛女》，因為它的藝術實踐證明：階級鬥爭的內容與藝術創作規律和藝術欣賞規律絕不是互不相容，而是有着內在的統一性的。

概念化的要害在於抽掉了真實的情感基礎。那麼，反映階級鬥爭是不是就一定要抽掉感情基礎呢?大家知道，情感是主體對外界滿足自身需要程度的主觀體驗。需要得到滿足，引起肯定性情感;需要付諸闕如，引起否定性情感。然而在階級社會中，主體能否滿足需要，取決於以經濟關係為基礎的階級關係。人們為什麼要進行階級鬥爭?就是為了維護或改變一定的階級關係，以滿足自身的需要。由此可以看出，人們對於一定的階級關係的需要，是自身各種需要的集中體現。因此，人們在階級鬥爭中激發出來的感情，是最為濃烈、最為激盪人心的感情。表現階級鬥爭，怎麼會失掉情感基礎呢?韓愈在談到文學創作的動因時說：“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送孟東野序》)天下不平之事千千萬，難道還有比階級剝削更為不平的嗎?世人的情感千千萬，難道還有比遭受階級壓迫更為令人歌哭思懷的嗎?“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同上)而《白毛女》所鳴的，卻是舊中國數億農民的悲哭血淚，所以其感情的深度和強度才那樣罕有與之倫比。試問，那些鄙夷階級鬥爭題材，專一醉心於杯水風波的纖小之作，在中國大地上掀起過《白毛女》那樣的情感波瀾麼?文藝創作的實踐證明，寫階級鬥爭而概念化的作品，大多出自那些階級感情淡薄且又刻意為之的人，而與那些同勞動人民生死與共、血肉相連的真正的革命文藝家永遠無緣。

求新，是藝術的永恆法則，戲劇一道尤為甚焉。清代戲劇家李漁說：“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稱也……古人呼劇本為‘傳奇’者，因其事甚奇特，未經人見而傳之，是以得名，可見非奇不傳。‘新’即‘奇’之別名也。若此等情節業已見之戲場，則千人共見，萬人共見，絕無奇矣，焉用傳之?”(《閒情偶寄》)階級壓迫、階級鬥爭的事實無計其數，但是像《白毛女》中那樣的事例畢竟罕見，應當說是真正的傳奇。然而，這又不是憑空杜撰，而是有着堅實的客觀依據的。劇作者賀敬之在《〈白毛女〉的創作與演出》一文中說：劇本是根據“1940年從晉察冀邊區河北西北部傳出的叫做《白毛仙姑》的故事創作的。”幾十年來，關於這個故事是否真實，報刊上有過各種不同的說法。這些我們且不去管它，四川宜賓的羅昌秀卻是一位真實的“白毛女”。她父親因為借惡霸地主羅錫聯的高利貸無法償還而被逼死。哥哥羅昌保以做長工抵債，羅錫聯還是不肯罷休，又將9歲的羅昌秀搶去做奴隸。兄妹二人受盡摧殘。羅昌保逃跑時被地主槍殺。羅昌秀12歲時被打得昏死。地主以為她已死，就拋到斷頭山上。醒來以後，她逃進深山，先後住過20多個山洞，直到1950年29歲的時候才被人民政府接下山，其時已是滿頭白髮。由於她的特殊經歷和在集體勞動中的突出表現，曾當過三屆四川省人大代表。這個事實說明，在歌劇《白毛女》那裡，階級鬥爭的客觀存在與戲劇藝術所要求的傳奇性取得了統一。這種生活和藝術的統一啟示人們：生活之樹常新。只要是忠實於生活，忠實於階級鬥爭的客觀實際，非但不會違背藝術規律，反而會有助於接近藝術的規律。

一部《白毛女》，將被剝削階級與剝削階級的衝突加以提煉、集中和凝縮，實際上是以具象的形式概括了階級鬥爭的內在邏輯。可以肯定，在這個世界上，只要還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就必然會出現反映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的文藝。

——反對階級壓迫，將是一個長久的主題。

(作者：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