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國內的階級鬥爭搞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國際上中蘇兩黨公開論戰，雙方唇槍舌劍你來我往。自此，世界上的兩個超級大國美國和蘇聯都成了我們的敵人。為了走出孤立，獲得同情，只好團結“第三世界”的力量。中國在人民生活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把大把大把的錢撒向國外，而且是有去無回，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為了壯大對抗蘇聯的力量，最高領導人竟然拿國內人民的生命作賭注。直到現在，一些細節才漸漸露出水面。

曾任新華社社長的吳冷西，在他寫的回憶錄里，披露的一個情節，由其令人震驚：毛澤東指令鄧小平在北京組織了一個寫作班子，起草一篇公開反擊蘇共的文稿，文稿寫成後，毛澤東及中共當時不惜血本拉攏越共，派鄧小平帶着文稿和提供200億人民幣經濟援助的承諾，趕赴越南，用巨額經濟援助換取越共支持中共的立場。這200億人民幣相當於當年（1963年）國民收入的五分之一，財政收入的60%。時值大躍進重創國力，幾千萬人餓死不久，全國老少面黃肌瘦、營養不良，毛竟置六億國民的生計於不顧，傾國庫欲“收買”越共，以壯大與蘇共“決戰之勢”。

對越南的援助，時間最長，數量最大。據統計到1978年，援助金額達到200億美元左右（按當時市場價格計算），其中無償援助占93.3%，無息貸款占6.7%。”（陳小平：《20世紀50至60年代“中蘇論戰”的背後》）

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越南人吃着白白送給的中國大米，拿着中國送給的先進武器，，打的卻是中國人。在我校（丘山初級中學）任教的南空部隊家屬說，當自衛戰士攻進一個山洞，發現越南軍隊囤積的大批“中糧”時，那情景簡直是怒不可遏了。

中國援建非洲的坦桑尼亞、贊比亞鐵路，這是西方國家和蘇聯都不願意承擔的事，而中國竟然同意了。

周恩來在召見對外經委主任方毅詢問他的意見時，方毅說，援建坦贊鐵路“少說也得有十幾個億人民幣，如果鐵路設備全部由我們提供，那十幾個億也打不住。像我們這樣一個剛剛擺脫困境的國家，一下子拿出這麼大的數字援外，恐怕國力吃不住。”但為了“政治考量走出孤立，獲得同情，在國際舞台上取得一席之地”，中國提供不附帶任何條件的無息援助9.88億人民幣，援建坦贊鐵路。

毛主席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說：“一億英鎊投資，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嘛。”

夠大方的了，但這是全國人民的血汗，不是個人的私產。

上世紀60—70年代經濟困難的中國，為此投入了巨大的財力和人力，實際造價一增再增。以後，看還款遙遙無期，只好免除援建的一半債務，說是源於傳統友誼。

截止到1978年，援助阿爾巴尼亞100億人民幣。中國人節衣縮食、勒緊褲帶、萬里迢迢，很不容易運去大量鋼材、機械設備、精密儀器等，阿方隨意堆放在露天，常年風吹雨淋，中國專家看得心疼直掉眼淚。向阿方提醒不要隨便浪費，阿國人員竟毫不在乎地說：“沒關係，壞了，沒有了，中國再給嘛。”

在中國人民生活極度困難時運去糧食180萬噸。

時任中國駐阿大使耿飆在回憶錄所述：“從1954年以來，我們給阿的經濟、軍事援助將近90億人民幣，阿總人口200萬，平均每人達4000多元。霍查曾經絲毫不掩飾地說：‘你們有的，我們也要有。我們向你們要求幫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幫助一樣。’謝胡還說：‘我們不向你們要，向誰要呢？’李先念副總理訪阿時，曾問謝胡，‘你們拿我們那麼多東西，打算什麼時候還？’他說，根本沒有考慮還的問題。”

阿爾巴尼亞為什麼會如此無賴？源於赫魯曉夫批判中共時得到了阿爾巴尼亞對我們的支持；在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時，又得到阿方的狂熱吹捧。

對此，中央電視台著名播音員白岩松有一篇評論：“為什麼中國到處援助別國，卻缺少朋友。中國人都有這樣的感慨，為什麼我們在國力並不雄厚，人民並不富裕的情況下，寧可自己受窮，傾盡國力支援一些國家，卻沒有得到友誼。中國人勒緊褲帶，把最好的物質奉獻給我們的朋友，結果往往反目成仇；當年在我們國家糧食非常緊張的時候，我們國家用寶貴的外匯購買糧食支援阿爾巴尼亞，但最後兩國反目成仇；我們無償支援越南，最後兵戎相見；我們支援朝鮮石油、糧食，卻發現那是無底洞；我們支援外蒙古建設，他們卻把中國工人關進監獄；我們支援非洲國家建立工廠，他們卻責怪中國設備落後。這些受援國家的政府和平民並沒有對中國有好感，中國的犧牲和奉獻得不到友誼。難道中國人是天底下最大的傻瓜？”

這一切無償的對外援助，都是為了對抗蘇聯修正主義集團。

上級強調，鑑於蘇聯出了修正主義，走上了修正主義道路，我們必須加強政治學習，明辨是非，堅決和蘇修作鬥爭。每周的政治學習時間不得低於10小時，這是“雷打不動，雨淋不垮”的鐵律。為此，學校安排每天早晨5點起床，15分鐘洗刷後，學習半個小時；晚上十點學生下了晚自習，再學習70分鐘。才算達到了上級規定的學習時間。

毛嶺小學升學率一連幾年都是城固縣的第一，為了保持榮譽，五六年級學生天天要上兩個小時的晚自習，其他四個老師分配到五六年級教室里，和班主任一起監督輔導學生。十點，安排學生就寢，至少也要20分鐘，我們政治學習70分鐘後，才能備課改作業，在業務學習時間內，備課本和學生作業本要接受領導的檢查，同志們的評議，督促你的教學進度和教學質量。這樣緊趕慢趕完成當天工作任務後，一兩點就寢成為常事。往往感覺剛睡下不久，第二天的起床鈴響了，就是再疲憊不堪，也得趕快起床。學校六個班級，八個人員，校長總務一除，一人一班，採取包班制，一周上課達三十節。工作繁忙、精神緊張、營養不良、常常累得人連說話走路的力氣都沒有。和我同時分配到毛嶺小學的兩位同學，都曾有過退職回家的想法，但我不能，家庭出身，嚴酷的階級鬥爭形勢，迫使我再苦再累，也要堅持下去。

60條、40條、前10條、後10條、23條，條條勒緊國民的心；一評、二評、三評、四評、直到九評，評得人頭暈腦脹意識不清。

關於中蘇論戰的前因後果，老百姓誰有興趣管那些玩意兒？老百姓整天發愁的是怎樣填飽一家人的肚子，哪能顧得了什麼修正主義、馬列主義，什麼褐魯曉夫、白魯曉夫的事？只好上級咋說就咋說，上級咋辦就咋辦。只知道原先幾乎天天要喊的“蘇聯老大哥”，現在不但不是老大哥了，反而成了蘇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是我們的敵人。

自中蘇兩黨論戰開始，政治學習內容越來越多。學完了文件，照例要開展討論人人發言。所謂發言，就是每個人把學文件時記下來的內容，用自己的話大致重複一遍。誰敢別出心裁、胡亂發揮、自找麻煩？

這天晚上，當兩個老師依樣畫葫蘆發言後，王正文開了腔：“學習黨的批修文件，我看不但要學好，更重要的是結合每個人的思想實際，不然，照文件上的內容重複一遍又一遍，討論就成了形式主義。像最近一天下課後，我路過六年級教室門口，聽到李老師在講，‘我們的黨是人民的黨，我們的國家是人民的國家。’通過中共中央幾評的學習，我認為李老師的觀點不正確，這是蘇修的觀點，是和蘇修頭子赫魯曉夫穿的是一條褲子，走的是一條路子，唱的是一個調子。赫魯曉夫不就是提倡人民國家人民黨嗎？而我們的黨，是以工人階級為先鋒，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政黨，絕不是人民的黨，這一點李老師應該清楚。如果不結合自己的思想實際，泛泛而談，這樣的討論我個人認為沒有什麼意義。”此言一出，舉座皆驚，我不禁打了一個冷戰。

一向膽小謹慎的李老師急忙說：“王老師提得很對，我由於沒有學習好，覺悟不高，認識不清，今後還得好好學習。”

李老師三十多歲，是六年級的班主任，代本班語文數學兩門主課。他治學嚴謹、踏實肯干、教學方法得當、成績十分突出。為奪得全縣升學第一名立下汗馬功勞，是一位難得的好老師。被評為縣、地區級的教學模範，曾出席過省上的表彰會，很受師生的愛戴。同時也使田校長的職務，由學校負責人、主任、副校長、校長一步步得到提升。因此，李老師很受田校長的器重，互為知己。

但李老師有他的短處，家庭是上中農成分，自己是從舊社會過來的人，其父李培齋當過團頭，大哥李振蕃當過國民黨的保長。本人在審幹時被稀里糊塗認定是國民黨黨員。在現時，“事事問出身，人人看成分”的政治氛圍里，同樣處於岌岌可危之中。

王正文自調來毛嶺小學後，表面上和田校長平平靜靜，時間長了，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總想取而代之。今天的意外發言就是發起進攻的第一步，先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這一聲槍響，預示着學校的未來將在不安中動盪，我們似乎坐在火山口上。

“郝老師，那天王正文的發言，明里是說李老師，實際是衝着我來的。現在，李老師的思想壓力很大，你倆回家要同走一段路，希望你明天在路上好好勸勸他，給他打打氣，千萬不能影響這一班的教學工作。”

“談是可以的，但起不起作用，我心中沒數。”

“盡力而為，現在只能這樣。”

第二天走在路上，李老師很沉悶，兩眼只盯在路上，一句話也不說，眼看快上到三郊園對面梁上，離分手沒有多長的路程，我不得不開口。

“李老師，我知道你心裡不好受，但事已自此，是無可奈何的事。大不了被下放回家當農民，天下的農民一大層，想通了也就沒什麼可怕的。心裡要是背上包袱，會影響身體健康，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們本來很累，你更勞累，思想上再想不開，久而久之，就是鋼骨鐵筋也會垮的，身體不好，別人無法替代，別忘了一家人的生活重擔，都壓在你的肩上。”

“唉，這人哪，真難活。我只說好好工作，對得起國家對得起人民，也對得起自己的良心，誰知道手不惹紅紅沾手。到現在我也不知道我說沒說那些話，我又不敢辯駁。自那天學習會以後，幾個晚上沒眨一眼，睡不着啊！”

“樹欲靜而風不止。現在就是這樣，有的人偏要在雞蛋裡面挑骨頭，無事生非，攪得人心不得安寧，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這是大勢所趨無可奈何。既然遇到了也只能忍着。就拿毛洪海來說，就為了一頭牛崽，連房子也被拆了，咋辦？還不忍着。王書記廣書記臉面比我們大多了，還不叫人罵上罵下，再丑的事還不叫人當眾抖露出來？這都是我們親眼見到的例子，人家能忍我們為啥不能忍？我看，王正文的矛頭並不是指向你，針對的是田校長，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敲打你是假，和田校長爭權才是真。”

“事情誰都明白，在人家眼裡，我已經和田校長綁在一起，沒法擺脫糾纏。”

“怕也無益。索性來個不理不睬，看他能咋的？工作上該咋辦還是咋辦。今後講課時小聲點，窗外多長雙眼睛，儘量不給人留下口實……”

李老師依然情緒低落，我對我說的話也感到蒼白無力，倘若我遇到這樣的事，在這種政治氣候中，也會茫然失措憂心忡忡。

期中考試過後，晚上政治學習時，田校長說：“這回考試，大家的成績很不錯，在全公社同年級里名列前茅，可見老師們都付出了很多心血。只是個別班級成績不夠理想，還得繼續努力。王老師，二年級是倒數第二，是不是學生在智力上有些笨吧。”田校長笑嘻嘻地說。

看得出來，田校長故意輕描淡寫，怕觸怒對方。要是放在別人身上，他是不會這麼客氣的。

“不是學生笨，是我笨。”王正文若無其事地回答，“不過，在教育思想上，在培養什麼人的問題上，我的看法和你有分歧。我們黨的教育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列寧說過，在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裡不可能建成共產主義。”

“列寧沒有說過，在全是知識分子的國家裡就能建成共產主義。”

“學生的首要任務是學習！”

“教育的首要任務是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

“不能片面理解教育方針！”

“不能單純只看學習成績！”

“身為人民教師不能誤人子弟！”

“修正主義教育思想要徹底剷除！”

……

兩人越吵嗓門越高，大有拍案而起的架勢。

“好了好了，你們不要爭了，都是為了學校工作。”老師們只好打圓場。

“田校長，這是雷打不動的政治學習時間，不是你吆三喝四的時候！”

“王老師，毛嶺小學現在由我負責，還輪不到你指手畫腳！”

“毛嶺小學是黨的學校，不是你一個人的天下！”

“也不是你為所欲為的地方！”

“別吵了，田校長，還是學習文件吧。”

會議室沉寂了一會兒，田校長平靜了一些，右手抖抖索索地拿起文件，聲音有些發顫地讀了起來。

唔，地球上兩個最大的政黨，中蘇兩黨公開決裂；小小的毛嶺小學，兩個共產黨員也公開叫板。夾在其中的老百姓的日子就更不好過，左右為難進退維谷。

期末考試後，二年級的成績還是倒數第二，要不是徐范嶺小學的徐利民所教的二年級墊底，還會滑到倒數第一上去。這次，田校長在期末總結會上隻字未提，大概他有點兒怕起了對手。

“還是惡人好啊，要是我們誰得了倒數第二，還不批評你個狗血噴頭？”

“俗話說，鬼都怕惡人。這年頭誰大誰有理，誰惡誰吃香。”

“真理變成了橡皮口袋，扯過來是理，扯過去還是理。”

私下裡，老師們議論紛紛。

王正文的三次公開叫板，使學校變成了一潭死水。大家都意識到了潛在的危險，往日吃完飯，都要談談閒話說說笑話，現在吃過飯後，一個個溜回自己房間，當起了寓公。誰都清楚，在言談中被人抓住了話柄，倒霉的日子就會接踵而來。倘若王正文果真當上了校長，未來比現在還難。

想不到中蘇兩黨的論戰，也會在芝麻大的毛嶺小學掀起不小的波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