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我對文革的理解

顧凌英 · 2016-02-23 · 來源：烏有之鄉

【公孫明按：這是一篇非常好的回顧和分析文革的文章，也明確地點出了當年反文革走資派將抵制他們走資路線的同志當成敵人來打擊，把文革轉化成了走資派與人民之間的敵我矛盾；結論是只能用大民主來解決！遺憾的是，此文只論劉鄧，沒有對文革的一個最關鍵的主角，鄧小平背後的支持者周恩來着墨，是個大缺陷。

從這篇文章里，我們也可以看出，今天以栽贓嫁禍移花接木張冠李戴方式，把所有髒水都潑到毛主席身上的下作技倆，都曾經在幾十年前的反右/文革的階段出現過；不同的是，除了走資派之外，今天還加上所有的國內外被假共和反華勢力控制的輿論和媒體人物，不久前被哈佛大學頒獎的楊繼繩就是一例。

楊繼繩是假共走資派的嘍羅，他不但誇大了三年自然災害引起的饑荒死亡人數，並且把走資派當時胡搞的後果完全諉過於毛主席，給假共走資派護航保駕，給國外反華勢力添加反華的火藥！

“毛主席退居二線的那十年的路線鬥爭，從“左’到右的無窮折騰，一次再次耐心的糾正，使毛主席體會到黨和他們的鬥爭，以及他們一次再次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立場和道路,把抵制他們這條路線的同志當成敵人來打擊，已經使他們自己與人民之間的矛盾，從人民內部矛盾發展、轉化成為了敵我矛盾，也許只有用大民主才能加以解決了。

混入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們以“黨的化身”自居，把黨在人民中的威望，變成他們保護自己的“紅色保險箱”，把他們自己放在可以隨心所欲鎮壓無產階級革命者的有利地位;而他們所做的壞事，又都可以一股腦兒的算在黨的賬上，使無產階級的政黨從此在勞動人民中逐漸失去威信而垮台，蘇聯共產黨的失敗就是明證。”】

談談我對文革的理解

顧凌英

今年是文革五十周年。網上討論文革的文章越來越多，寫得也越來越好了。譬如老田的文章把文革按照不同力量對它的主導，大致分成了四個階段，我覺得這是科學的，也是符合文革歷史實際的。因為實際上在劉鄧路線主導下的56天及其巨大影響下的文革，不僅與毛主席領導的文革的革命對象和政策是完全不同的，而且是完全相反、針鋒相對的——對立的，如果把他們混在一起加以評論，那只能是產生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後果，而且也是十分荒謬的，只能為掩蓋文革真實的歷史服務。

我認為文革是我國進入社會主義階段1956年之後十年，階級鬥爭歷史發展的必然。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沒有能夠及時的總結出社會主義歷史階段階級鬥爭的客觀規律。斯大林去世之後就出了背叛十月革命的赫魯曉夫。1956年蘇共20大上他的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就把這場鬥爭公開並擴大到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範圍。當時的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剛剛完成，對於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還沒有實踐經驗，嚴重的問題就擺到了我們面前。

毛主席根據中國的實際，在1957年2月 就及時地作出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報告。報告正確地分析了三大改造完成之後的中國，即將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 和解決這些矛盾的政策、策略和方針。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消滅了剝削的私有制，因此非對抗性矛盾才成為了社會主義社會矛盾鬥爭的主要形式。而其重點毛主席當 時認為就是通過黨內開門整風的方針，解決作為領導黨內由於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這些非無產階級思想，作為上層建築、生產關係與社會主義生產力之間 不相適應的主要矛盾來加以解決。這個帶規律性認識的提出，我認為在當時中國的形勢下是十分正確而及時的。

毛主席在報告中同時也向我們指出了，如果資產階級不接受我們的這個政策，或我們的這個政策執行得不好，人民內部矛盾也有可能轉化為對抗性的敵我矛盾了。

1957年的整風，並沒有能夠實現毛主席所預期的效果，事實上它受到了嚴重的抵制。在1957年的反右中，某些單位的領導把群眾積極參加整風運動的態度，視為辨別右派的一條標準，就在無形中表現了他們自己對待整風的牴觸態度。證明了黨內外的資產階級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出現修正主義的形勢面前，他們不甘心接受毛主席和平改造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政策，和廣大群眾一起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繼續前進。

從1956年到1966年的十年，是毛主席退居二線，讓劉少奇、鄧小平同志主要執掌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大權的十年。

這十年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與國際共運的修正主義集團進行了旗幟鮮明的十年論戰。這“十年論戰”的歷史，在胡繩改革開放後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70年》中一個字都沒有提到，這也從一個方面表明了他們的立場。

從現在可以找到的資料看到，從1956到1966的十年，在劉鄧的領導下，先是在反右中以“左”的反右擴大化開始，繼之以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乾擾了毛主席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正確方向。1962年又以由此造成的三年困難時期，來否定三面紅旗和社會主義道路，從右的方面颳起了反對人民公社的“單幹風”。對於“左”的共產風、浮誇風，毛主席當時可以理解為是急於改變中國貧窮落後面貌的急躁情緒的表現，但是對於在同一領導下出現的右的、倒退的”單幹風”，不得不引起毛主席的警惕。十年的路線鬥爭，從“左’到右的無窮折騰，一次再次耐心的糾正，使毛主席體會到黨和他們的鬥爭，以及他們一次再次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立場和道路,把抵制他們這條路線的同志當成敵人來打擊，已經使他們自己與人民之間的矛盾，從人民內部矛盾發展、轉化成為了敵我矛盾，也許只有用大民主才能加以解決了。長期以來他們集中的表現就是在各項運動(包括四清運動)中，為了堅持這條錯誤的路線，拉幫結派，欺騙群眾，殘酷鎮壓抵制和反對他們這條錯誤路線的革命同志和群眾，這就必然不可避免地使他們與人民的矛盾從人民內部矛盾轉化成敵我矛盾。而迫使毛主席只能用解決敵我矛盾的大民主——文化大革命來解決他們和人民之間日益尖銳的矛盾。這是1956年——1966年十年，社會主義革命歷史階段階級和階級鬥爭發展的活生生的現實、也是階級鬥爭的客觀的、必然的規律。毛主席只是發現並按照階級鬥爭客觀形勢的發展，揭示出這一規律，公之於眾，這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來說，是一個大大的突破。至於鬥爭的得失關鍵在於力量的對比。我們可以看到有了這個理論和這場鬥爭和沒有這一理論和這場鬥爭，對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前途是非常不同的。

回憶我們革命隊伍從井岡山的三灣改編到1954年抗美援朝戰爭勝利，我們的革命隊伍是唱着《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所向披靡的。可是之後經過這和平建設的十二年，到了文化大革命，為什麼居然產生了這麼嚴重的派性和武鬥呢?派性——不就是宗派主義嗎?不正是1957年毛主席希望通過開門整風，和風細雨來解決的黨風不純的問題之一嗎?何以會在文革中，以這麼巨大的能量表現出來?!我們可以問一問，在劉鄧領導下，我們黨這十二年以來，毛澤東思想是越來越多了?無產階級的階級性是越來越強了呢?還是越來越少了?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會什麼會這樣登峰造極?!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檢閱了我們無產階級自己的隊伍;同時也摸清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力量對比的現實情況。在粉碎林彪集團之後，當時毛主席要求我們唱兩首歌：《國際歌》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就說明了，毛主席已經看出了我們的革命隊伍缺的是什麼?就是無產階級的黨性。就以蒯大富這個典型來說，他造反很勇敢，毛主席支持了他。如果他能運用毛澤東思想來團結清華的大多數老師和同學，認真地研究出清華斗、批、改的方向，把清華的文革搞好，給毛主席爭氣，這有多麼好啊?他當時是有條件來這樣做的。但是他沒有這麼做，其他學生革命造反派也沒有這樣做。這就不是一個個人的問題。這就涉及到社會主義的教育存在的問題。他們在這樣的教育之中，好像無力成為這場革命的中堅力量。由於他們的錯誤，反而讓那些他的對立面好像占了理，讓毛主席無話可說，他們是對不起毛主席的。如果他們挨了整，還要否定文革，那就是品質問題了。希望所有的“造反派”都能像陳紅兵那樣，正確的總結自己的經驗，正確地理解文革。

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掌握了無產階級國家的領導權，他們以黨的名義，來推行他們打着社會主義旗號的資產階級路線。利用我們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鬥爭的各項運動，以革命的名義，欺騙革命的同志和群眾，來殘酷地鎮壓我們堅持毛主席無產階級立場的同志，把他們打成”右派”、“反革命”......加以清除。而在這場鬥爭中，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河南的張欽禮、焦裕祿領導的河南人民和走資派吳芝圃們的生死鬥爭。這種情況如果不加改變，我們黨的處境是多麼的危險啊!長期以來，混入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們以“黨的化身”自居，把黨在人民中的威望，變成他們保護自己的“紅色保險箱”，把他們自己放在可以隨心所欲鎮壓無產階級革命者的有利地位;而他們所做的壞事，又都可以一股腦兒的算在黨的賬上，使無產階級的政黨從此在勞動人民中逐漸失去威信而垮台，蘇聯共產黨的失敗就是明證。

這場鬥爭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它的特點，一是：資產階級的大本營是潛伏在黨的深處，他們是在暗處，而我們無產階級是在明處，“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二是：他們是“當權派”，而我們是他們的下級、群眾;他們是處在主動的地位，而我們處在被動的地位。因此在鬥爭中，他們處處都占優勢，黨和人民總是處處吃虧。

毛主席第一個洞察了這個秘密，他在1962年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了“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而 黨內那些抵制毛主席社會主義革命路線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們利用一般同志思想往往落後於形勢的普遍現象，有意的把鬥爭矛頭引向民主革命已經推翻的革命對 象的殘餘，以殘酷鬥爭代替毛主席的給出路和耐心教育、改造他們的政策，並嫁禍於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一箭雙鵰地既可以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打擊了堅持 革命立場的同志，又阻礙了我們對正在勝利改造的舊世界的改造，擴大了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同盟軍。在這樣微妙的鬥爭形勢下，毛主席巧妙地以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向全國人民用《我的一張大字報》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大張旗鼓地揭露了資產階級鑽在無產階級司令部肚子裡進行階級鬥爭的這個“秘密”，擦亮了人民的眼睛，拉開了無產階級向黨內走資派反擊的序幕，把黨內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鬥爭的策略和畫皮，公開揭露在全國人民面前，使他們的醜惡嘴臉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使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形勢得到了根本的扭轉。

在這場鬥爭中，毛主席領導的革命群眾找到了社會主義社會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鬥爭的客觀規律，大張旗鼓地向資產階級進行了反擊，吹響了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反 擊的號角，使社會主義革命在歷史進程中大大地前進了一大步，這就是文革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偉大歷史貢獻，它在無產階級的革命史上是永遠也不會磨滅的。

這場鬥爭和理論將使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縮短歷史的進程，少走許多彎路;無 產階級革命同志和人民也會減少很多犧牲和損失。至少對於中國的革命我們已經看到了它的這種影響。毛主席因此把它看成是他一生所作的兩件大事之一，而且這第 二件大事，由於是對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更加偉大的歷史貢獻，因此可以認為這一評價是高瞻遠矚而非常貼切的。(2016.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