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卞仲耘的一些事情

卞仲耘（1916年－1966年8月5日），女，安徽省無為縣人；中國共產黨黨員，原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今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校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1966年8月5日，她被該校的女學生們打死於校中。卞仲耘是文革時期，在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生平

據卞仲耘生前所寫的一份自傳，她父親出生貧寒，先在錢莊做學徒，而後自己開了間小型錢莊，後來又當上了該縣商會會長。1937年，21歲的卞仲耘高中畢業時未能考上大學，當了3個月的小學教師，一邊補習中、英文和數學，準備再考大學。。抗日戰爭爆發，1938年春，她隨蕪湖女子中學遷移長沙。傾向進步的卞仲耘來到八路軍駐長沙辦事處，提出了去延安抗大學習的請求，當場填寫了表格，她很快來到了武漢投身抗日宣傳，錯過了去延安的機會。但是卞仲耘希望去延安投身革命的熱忱給八路軍辦事處人員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共黨組織將她作為培養對象， 經歷武漢會戰後，卞仲耘所在戰地服務團進入國民黨第31師進行宣傳，逐漸轉至大別山區。戰地服務團中有許多中共黨員，他們的言行深深地影響了卞仲耘。

進入1940年，國民黨掀起了反共高潮，戰地服務團在國民黨軍隊中無法堅持。卞仲耘打算繼續上學深造，遂考入已遷移到陝南的西北大學經濟系，實現了自己的大學夢。1941年，她在那裡加入了中共黨組織。1941年，她在四川成都考入燕京大學經濟系，後又轉入齊魯大學，1945年畢業。1941年，卞仲耘加入中國共產黨；1945年，她和丈夫王晶堯一起去了共產黨的解放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49年，卞仲耘調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工作，歷任學校教導員，副教導主任、主任，校黨總支副書記、書記，副校長。由於當時該校沒有校長，在文革開始時，卞仲耘實際上就是北京師大女附中的最高負責人。1966年夏，被紅衛兵（實際上都是自己的學生）打死時，50歲的她，已經在這所中學工作了17年。同時，她還是四個孩子的母親。丈夫王晶垚，當時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近代史所工作。

遇害經過

背景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簡稱“師大女附中”）建立於1917年，位於北京市西城區，是該市歷史最長的中學之一。由於學校離天安門廣場及中南海只有一公里，加以文革前該校即為北京重點中學之一，很多中共高級幹部的女兒都到這所中學讀書。毛澤東的兩個女兒李敏、李訥革前都從這所中學畢業；文革開始時，劉少奇的女兒劉婷婷、鄧小平的女兒鄧榕正在該校就讀。在文革開始前的1965年秋季入學中，高級幹部的子女占了一半。

女附中的第一張大字報

1966年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北京大學的被毛澤東“讚揚”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除攻擊北京大學的負責人之外，又號召“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中午，三個學生在北京師大女附中也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宣稱要“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對該校領導作了類似的攻擊。在這張大字報上署名的學生為“劉進、宋彬彬”。6月3日，由共青團中央派出的“工作組”取代了原校領導，開始掌管學校。6月6日，在工作組的支持下，師大女附中革命師生代表會成立，教師代表二人：李松文（數學老師）、陳大文（生物老師），學生代表五人：劉進（河南省委書記劉仰嶠之女，高三學生）任主席，宋彬彬（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之女，高三學生）、耿麗蘭（高三學生）、尹斐（高二學生）任副主席等。此後，師大女附中形成了工作組－革命師生代表會－各班核心小組三級領導體制。

工作組進校之後，學校停課，用全部時間搞文革，也就是開會、貼大字報以及學習毛澤東著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等文件。學校的老師和負責人都成了被“揭發”的對象。學生對老師，先是直呼其名，進而咒駡喝斥。整個學校貼滿了大字報攻擊學校原領導人和教師。幾乎每個老師都被大字報攻擊。

卞仲耘的“罪狀”

在大字報上，卞仲耘的第一條“罪狀”是參與彭真領導下的前中共北京市委 “搞軍事政變的反革命活動”。即便是由這麼一個軍事政變，那也不可能讓一個中學副校長知道。在當時，沒有人敢質疑，沒有人能辯解。

第二條“罪狀”是“反對毛主席”。證據之一是，1966年3月北京的鄰近地區發生地震，爲學生的安全，學校告訴學生，若地震發生，要趕快離開教室。有學生問是不是要把教室裏掛的毛主席像帶出來，卞仲耘未正面回答這個問題，沒有說要也沒有說不要。

類似這樣荒誕的“罪名”還有許多，例如反毛澤東思想、誣衊黨的方針政策、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三面紅旗、反對黨的政策、破壞文化大革命、智育第一、追求升學率、反對和工農結合、精心培養修正主義苗子、培養資產階級教師隊伍、反革命暴動和與黑幫聯繫、低級趣味等等。

有一張貼在她的臥室門上的大字報寫道：

狗惡霸，卞毒蛇，你他媽的聽著，你再敢騎在勞動人民頭上耀武揚威，我們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頭。你他媽的別妄想東山再起，我們要斷你的孫，絕你的種，砸你個稀巴爛。

死亡“前奏”

1966年6月23日，工作組主持召開對卞仲耘的“揭發批判大會”，全校師生員工皆參加、卞仲耘受盡凌辱和摧殘。會後，卞仲耘給上級寫了一封長信，在信中寫道（引自原件底稿）：

在群情激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個小時：戴高帽子，“低頭”，罰跪，拳打、腳踢，手掐，用繩索反捆雙手，用兩支民兵訓練用的步槍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裏塞，往臉上抹，往滿臉滿身吐吐沫。

受難

不久，毛澤東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派出工作組的做法進行批評，工作組於7月30日撤離師大女附中。1966年7月31日，北京師大女附中原反對工作組的該校“紅旗”派學生宣布成立紅衛兵組織“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原在工作組領導下成立的師大女附中革命師生代表會的人員一時成了“保守派”。由於最高領導機構工作組的消失，校內秩序發生混亂。

8月5日下午2時左右，高中一年級一些學生發起了“斗黑幫”行動，其他學生紛紛湧來。因是學校的主要負責人，也就是所謂“黑幫頭子”，卞仲耘被打得最重。經過兩、三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下午五點的時候，卞仲耘已經失去知覺，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樓門口的臺階上，但是依然有一些學生對她進行毆打、辱罵、扔穢物。

當有人發現卞仲耘“已經快不行了”的時候，群情激昂的學生卻怕影響不好，乾脆將卞仲耘放在一輛手推車上，身體用大字報紙、竹掃帚、雨衣等雜物掩蓋起來。直到晚上七點多鐘，才將卞仲耘送到了附近的郵電醫院，而此時卞仲耘的屍體早已僵硬。

當時丈夫王晶垚買了一部相機，為她拍攝血跡斑斑的遺照。30多年後，王晶垚在接受香港有線電視“神州穿梭”節目採訪時表示：“當時，北京正值夏天，最熱的時候，不要說是一個飽受摧殘和虐待的人；就是一個健康的人，也要捂出事兒來。”

第二天，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當時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近代史所工作），見到了師大女附中紅衛兵負責人之一鄧榕，‘她身穿軍裝，腰系皮帶，臂纏袖章，一副典型的紅衛兵裝束’。

鄧榕要郵電醫院的醫生作屍體解剖，用意在於要醫生證明卞死於心臟病，而不是被紅衛兵活活打死的。這是北京紅衛兵打死的第一個人，當時還有所顧忌——半月後，暴力猛然膨脹，打死人不但不須掩飾，更成為炫耀、吹牛的本錢。

王晶垚堅決反對解剖屍體，他不能讓妻子慘死之後，再遭無禮切割。最後，在紅衛兵負責人要求下，醫院開具了卞仲耘的死亡證明書上，但在死因一欄，填上了‘死因不明’四字。王晶垚最終將卞仲耘的屍體送去了東郊火葬場火化。

當時也是該校女學生的章詒和在《伶人往事》一書中，提及曾親眼目睹卞仲耘被殺害的情景，指行兇者用腳踢卞仲耘的頭部，致令卞仲耘致死。章詒和暗示行兇者是某前領導人的女兒，更在電視清淡節目中亮相，替自己的父親在文革受到的對待而鳴冤。據王晶垚接受澳大利亞ＳＢＳ電視台記錄片《As It Happened: Mao - A Life, Mao Is Not Dead》訪問時，明確表示鄧榕參與行兇。有兩個敢於作證的目擊者，女附中退休教師林莽（陳洪濤）是其中之一，另一位老師在案發當天用左手給王晶垚先生先生寫了一封匿名信，證明卞校長是被活活打死的。2006年，卞仲耘遇難40周年之際，林莽先生挺身而出，在胡杰的紀錄片《我雖死去》中為這場慘無人道的兇殺案作證，並撰寫《目擊並身歷其境者言》，詳述卞氏遇難過程，雖然沒有指出具體人名，但描繪了一個個紅衛兵的行為，比如，“有一個女將個子又高又大，腿又長，居然在她身上踏上一隻穿着軍靴的大腳。” 還有那個紅衛兵命令卞仲耘幹什麼，命令他幹什麼，哪個紅衛兵對卞仲耘施加了哪種暴行，等等。林莽先生於2012年9月21日去世，據其生前摯友透露，林莽先生離世前用左手寫下證言：1966年8月5日最後一腳踩死卞仲雲校長的是劉少奇與王光美的女兒劉亭亭。

討還公道

1971年，林彪死後，文革領導人開始緩和對被整的幹部的政策。1973年，卞仲耘得到了一個“沒有問題”的“結論”。她的死被當作“在工作時死亡”處理。學校的“革命委員會”依照有關規定，給了卞仲耘家人400塊錢。1976年，毛澤東死去，江青等四人幫被逮捕。一年後，開始了審慎緩慢的平反過程。1978年，北京市西城區委員會給卞仲耘開了追悼會，爲她“昭雪”。王晶垚一再要求，用那400塊錢在卞仲耘曾經工作和被打死的學校裏建一塊碑或者種一排樹表示紀念。而他的努力一直沒有結果。

同時，王晶垚也開始設法通過法律的途徑，為妻子討回公道。1979年4月，他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訴書。除了要求調查和處理直接的殺人兇手；並控告一個曾因私怨而在鬥爭卞仲耘大會上製造僞證的校外人員袁淑娥（大連工學院俄語教師，師大女附中英語教師丁某的前妻），後者在鬥爭卞仲耘大會上聲稱卞仲耘和其前夫有男女關係問題，還在卞仲耘生前帶領師大女附中學生上卞仲耘家貼大字報。然而，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卻做出了不予起訴的決定。理由是“追訴時效期限”已過。1989年1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決定“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的不起訴決定“應予維持”。

在卞仲耘被打死27年之後，面對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決定，王晶垚的申冤之路似乎已經走到了頭。

立像

2009年，一些原師大女附中學生為其建造了一座銅像，原擬題寫“歿於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文革暴力中”，後因前紅衛兵們反對，最後只寫上“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2011年，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舉行了銅像揭幕儀式。

鄧楠鄧榕和國安恐嚇

據姚監復披露：八月五日卞校長被打死的那天晚上，鄧小平女兒鄧楠、鄧榕找到王晶垚家，並告訴王晶垚，以後只能講卞仲耘是高血壓因病死亡，不能再講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幾十年後安全部門亦正式通知胡杰，影片中不能收入鄧楠、鄧榕對王晶垚講的“不能講卞仲耘是被女學生打死的”那段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