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家的深沉吶喊

(ZT)

一、該是“任人評說”的時候了！

“由於人為限制、保密制度和種種清規戒律，當代歷史包括黨史研究，還沒有真正進入繁榮時期。離自由討論、科學探索也還很有距離。”

“史學界所謂要‘搶救活資料’是很有道理的。否則人亡事滅，說不定會留下歷史的空白或竟成‘千古之謎’。”“畢竟過去幾十年了，可以到‘任人評說 ’的時候了。”

——引自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6．

李銳同志是1937年參加黨的老同志。曾任毛澤東的秘書，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被打成“彭德懷反黨集團”成員。晚年從事對毛澤東生平的研究，著作頗豐。他是一位對當代史有獨到的、精闢見解的，並敢於直言的正直的革命家。他也是一位難得的思想家。

在上述引文中，李銳同志的頭兩句話，是呼籲應該撤銷“禁區”的理由。後一句是強調撤銷“禁區”的前提條件已經成熟。改革開放已經二十多年了，隨着社會的發展，人們的思想、觀念也在改變，決不會停留在傳統的“思維定勢”里。人們有權知道歷史真相。為探索真理，應該“任人評說”。

要真正實現社會主義法治，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即公開發表意見的自由，是應該得到保證的。只要還有“禁區”，就談不到“法治”。這是起碼的政治常識。作為最高領導人也該明白這一道理。

江澤民在紀念黨的八十周年大會的講話中，在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時，只提到三段歷史，即建國前、改革開放後和江的時代。

近三十年的暴政史、災難史、恥辱史偏偏不見了。難道是一時的疏忽，顯然不是。他們是想把這段暴政史從黨的歷史上一筆勾銷。

可是，人民是決不會忘記的，不說別的，光是“大躍進”就餓死了四千多萬：“十年浩劫”又活活逼死了二千多萬（葉劍英語）。就這兩筆血債，人民是決不會忘記，也決不該忘記！

二、義不容辭的責任！

“史無前例、摧梁折骨的‘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創傷至深且巨、久久難以癒合，時而隱隱作痛，由於其特殊複雜性、曲折性，至今對一些問題還不能都分析清楚。對此研究現狀，同廣大群眾要求了解歷史，認真吸取教訓的要求確實還有相當大的差距。……透徹剖析需要時間，其責任絕不應只留給後人，親歷者負有義不容辭的責任”

——引自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6．

席、金兩位是中共中央黨校的研究員、教授。他們是黨史研究的專家。我們能從中悟出作為史學家不允許秉筆直書的“隱痛”。

出於職業道德的良知，他們代表“廣大群眾”，用十分委婉的口氣，向最高決策層呼籲應該滿足他們對“了解歷史”的“要求”，滿足他們對“認真吸取教訓的要求”。

應該承認廣大群眾的這兩個要求決不是什麼苛求。他們毫不含糊地申明：無論是作為黨史工作者，還是作為“親歷者”，都“負有義不容辭的責任”。

話說到這個地步，再說什麼就多餘了。只補充一句：席、金兩位的話完全反映了廣大史學工作者的心聲！

透過席、金兩位的話，我們不難得出如下的判斷：現在公開出版的中國當代史、中共黨史離歷史真相“還有相當大的差距”，說得直白一些，現在出版的當代史書是瞞騙人的掩蓋真相的史書。我真替我們黨寒心！僅僅出於某種政治需要而不惜這樣做，實在是一個下策！殷切希望最高決策者三思！！

三、“為什麼竟都沉默不語呢？”

“為什麼竟都沉默不語呢？這樣下去，等這一批人一個個遵照自然規律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那些極可寶貴的、轉瞬即逝的經驗，也將隨之消泯得無影無蹤。對人類全體來說，這是一個莫大的損失。對有這種經驗而沒有寫出來的人來說，這是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最可怕的是，我逐漸發現十年浩劫過去還不到二十年，人們已經快要把它完全遺忘了，……我感到悲哀。”

“……我只期待他們秉筆直書，……盼星星，盼月亮，一盼盼了十二年。東方太陽出來了，然而我的期盼卻落了空。”“我恐懼，是因為我怕這些千載難得的經驗一旦泯滅，以千萬人遭受難言的苦難為代價而換來的經驗教訓就難以發揮它的‘社會效益’了。再想獲得這樣的教訓恐怕是難之又難了。於是我恐懼。”

——引自季羨林《牛棚雜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4．

季羨林老人是我國當代的文學大師，他在耄耋之年，用血和淚寫成了這一不朽之作。該書“是一代宗師留給後人的最佳禮品”（該書封面上的話）。

季老的心躍然紙上，他老人家殷切期待在付出了十年浩劫的慘痛代價之後，總應該給我們後人留下真實的記錄。讓他們永生不忘這一段“連封建帝王也為之自慚形穢的”歷史，永生不忘“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最野蠻、最殘暴、最愚昧、最荒謬的一場悲劇！”（引號內為季老語）

可是，他的期盼落空了。於是他感到恐懼！他老人家為什麼恐懼？他為誰恐懼？為他自己嗎？當然不是。他已屆望九之年，“孤家寡人”一個，何懼之有！

他是為民族、為我們子孫後代而恐懼、而憂慮。赤子之心，溢於言表。

那麼為什麼沒有人敢“秉筆直書”呢？竊以為：非不敢也，是不准也！原因很簡單，因為有“禁區”在，有黨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後簡稱《歷史決議》）在。

上文，席、金兩位黨史專家的呼籲是有強烈針對性的，不言而喻就是指《歷史決議》來說的。李銳講：“畢竟過去幾十年了，可以到‘任人評說’的時候了。”這再也明白不過地反映了人民要求突破“禁區”的心聲。

當年的《歷史決議》，是有其特定的政治背景。為了從大動亂過渡到社會穩定，以利於集中精力發展經濟這一大局，也許需要這樣的《歷史決議》。這是政治家的策略。

但是作為正直的史學家，特別是作為黨史工作者，憑他們的職業道德與對歷史負責的良心，他們不願這樣寫，也決不應該那麼寫。因為這是誤導群眾、欺騙群眾，也是對人民、對民族不負責任的表現。當他們奉命在寫史書時，內心是痛苦的。

李銳認為現在時機成熟，可以“任人評說 ”。這是有充分道理的。畢竟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社會的發展與穩定、人民視野的拓寬、黨的內幕陸續曝光等等，這些都是“任人評說”的前提條件。

那麼，我們的最高決策者為什麼還是不准呢？怕什麼？怕“亂”，怕大局難以“穩定”。愚以為：關鍵還是一個“政治體制”問題。現在的體制基本上還是毛澤東時代的體制。這正是目前一切問題的癥結所在。

順應歷史發展潮流，主動撤銷“禁區”，放手“任人評說”，天塌不下來。只要真正做到“立黨為公”、“立黨為民”，而不是口頭上講得好聽，做到這一步應該是不難的。

四、“我才想起自己是一個‘人’！”

“只有在經歷了接連不斷的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之後，只有在被剝奪了人權、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後，我才想起自己是一個‘人’，我才明白我也應當像人一樣用自己的腦子思考。”“原來我才逐漸明白，住了十載‘牛棚’，我就有責任揭穿那一場驚心動魄的大騙局。不讓子孫後代再遭災受難。我邊寫、邊想、邊探索，越寫下去，越認真，也越感痛苦。”“為什麼會有人那麼深切地厭惡我的《隨想錄》？……因為我要人民牢牢記住‘文革’。”

“太可怕了！十年的折磨和屈辱之後，我還不能保衛自己敘述慘痛經歷的權利。十年中間，為了宣傳騙局，推銷謊言，……使用了那麼大的力量，難道今天只要輕輕一揮手，就可以將十年‘浩劫’一筆勾銷？！“有話不說，將骨頭全吞在肚裡化掉，我並無這種本領。”

“為什麼不能寫自己感受最深的事情？在‘文革’的油鍋里滾了十年，為什麼不讓寫那個煎骨熬心的大災難？……那麼回過頭來看‘文革’，我們到哪裡去尋找它的遺蹟？才過去20年，就有人把這史無前例的‘浩劫’，……儘量忘記乾淨。

“十年‘浩劫’教會一些人習慣於沉默，但十年的血債又壓得平時沉默的人發出連聲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話，也有一肚皮的火，還有在油鍋里反覆煎了十年的一身骨頭。……，在心頭越積越多，我不把它們傾吐出來，……我永遠閉不了眼睛。”“賬是賴不掉的！”“為着你們我願意再到油鍋里受一次煎熬！

——引自巴金《隨想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９．

巴老不愧為中國當代文學大師的佼佼者。他在耄耋之年，以病殘之軀，用血淚寫下了近五十萬字的《隨想錄》，給我們後人留下了傳世的傑作。正如巴老所說：“書上每篇每頁滿是血跡，但更多的卻是……膿血。”

這裡摘引的巴老的幾段話，讀來令人心酸、心疼，震聾發聵。

“想起了自己是一個‘人’”這一句話，生活在文明的國家裡的人們是永遠也不會理解的；但卻道出了“人妖顛倒”年代的真諦。

有人妄圖“將十年‘浩劫’一筆勾銷”，這“在‘文革’油鍋里滾了十年”的人，是決不會答應的！”（引號內為巴老語，下同）。於是巴老挺身而出，頂風而上，用血（“膿血”）和淚寫下了這本不朽之作——《隨想錄》。他老人家的勇氣和膽識，令人欽敬。

巴老為了讓我們子孫後代永遠不要忘記這一“煎骨熬心的大災難”，建議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館”。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具有深刻教育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的建議。當然，這也是他老人家的遠見卓識。

令人遺憾，並且無法理解的是：有人對這一深合民意、深得民心黨心的創舉，就是不高興、不贊成。他們“不讓（不准）建立‘文革’博物館，……甚至不許談論＂文革’。”他們光靠手中的權，就是不講道理。

在對中國當代史進行“反思”這個問題上，巴金老人比季羨林老人早走了一步，而巴老比季老的年齡還大七歲。因此，季老對巴老是十分敬重的。這在《牛棚雜憶》中已講到了。兩位老人那種為民族、為後代而憂慮、而反思的精神，是我們的榜樣，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五、“只希望這種悲劇在中國不再發生！”

“真正使我感到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經歷的歷次運動給我們的黨、國家造成難以挽回的災難。同時，在‘左’的思想的影響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歷史是不可能被忘卻的。十多年來，我一直在痛苦地回憶、反思。”“這已經到了人和人互相用嘴咬以維持生存的程度！”

“參加革命之後，竟使我時時面臨是否還要做一個正直的人的選擇。這使我對於‘革命’的傷心遠過於為個人命運的傷心。我悲痛失望，同時下決心不這樣干，情願同罪，斷不賣友。”

“這一部用血淚凝成的歷史，……只希望這種悲劇在中國不再發生。中國的可憐老百姓，太容易高呼萬歲了”

“在反右運動中，我曾對……說：‘如果在一二·九的時候我知道是這樣，我是不會來的。’”

“所有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的一切委屈，都歸於‘四人幫’，這夠了嗎？我看是不夠。”

“人家那種殘酷的遊戲，終於迫使他（註：指韋君宜的丈夫楊述）對於自己這宗教式的信仰發生疑問。這點疑問是不容易發生的啊！是付了心靈中最痛苦的代價的！

——引自韋君宜的《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5．

韋老是“一二·九”時期參加革命的老幹部，是一位在文藝戰線長期擔任領導職務的老黨員。

她是從“害人者”成為“受害者”，又從“受害者”成為“反思者”。痛定思痛，大徹大悟，字字血淚，震撼人心。當年的黨員領導幹部（包括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在“文革”期間，除了像康生這樣的惡魔外，幾乎都成為“受害者”。可是，像韋老那樣後來成為“反思者”，寥寥無幾，屈指可數。應該說，這是民族的悲哀！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韋老寫那本《思痛錄》需要頂住多大的壓力，付出多大的代價；需要具有多大的勇氣！她是我們老一輩革命家的驕傲！

她的女兒楊團在一篇悼念文章中說得很透徹：“我的父母那一代，為了一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所付出的不僅僅是鮮血、生命，更有泣血的靈魂。……要犧牲的還有自己的良心。”

難以數計的老革命家含冤離世，留下來的又幾乎默不吭聲。我中華民族的命運究竟誰主沉浮？可悲也乎！

關於毛澤東後期的黨，究竟是一個什麼性質的黨？——是馬克思主義的黨，是工人階級政黨？似乎不像。上面引用韋老的兩段話，已含蓄地（仔細推敲，還是十分明白的）作了回答。聽了令人心疼，令人心顫，並且也有點可怕。

“參加革命之後，竟使我時時面臨是否還要做一個正直的人的選擇。”她作為一個老黨員，所說的這句話的內涵是非常沉重的，也是非常沉痛的。

現實是殘酷的，事實是無情的；“怕”或者“迴避”是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按照《歷史決議》的說法，大搞封建法西斯暴行是林彪、“四人幫”的罪行，跟毛澤東沒有關係。但是，韋老公開聲明她不同意這一觀點。

從上面引文中可以看出，她的態度是明朗的。除了沒有點名，該講的都講了。這才是徹底唯物主義者所應持的光明磊落的態度。

六、“要突破一些歷史研究的禁區”

“在對彭老總一生進行了十餘年研究之後，我們深信他將是我們民族史上一棵不滅的巨星，將是一個永遠使人敬仰、為人傳頌的英雄，也將是一個具有永恆魅力、永遠引起探究的歷史人物。我們為自身條件所限，未能鮮明地再現這位人們喜愛的英勇無畏、剛正不阿的彭大將軍而歉疚，我們也相信這僅僅是第一部《彭德懷傳》，後來者將會更高更廣的歷史視野寫出一部又一部更透闢、更深蘊豐滿的《彭德懷傳》來”

“要寫出一部彭德懷的信史，需要直面一段給人們留下痛苦回憶的歷史，需要突破一些歷史研究的‘禁區’。”

——引自《彭德懷傳》的《後記》

早在八十年代就出版過一本《彭德懷傳》，後於1993年4月，作為《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之一、並由鄧小平題寫書名，改由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

耐人尋味的是：在1993年版本中，上述引文的第一大段，一字未改；而第二小段全部刪掉。從中可以悟出一個道理：我們的最高決策者是多麼怕老百姓來“突破禁區”，多麼怕他們知道真實的中國當代史。

是真理，越辯越明。怕什麼？治理一個國家，靠真理，而不能光靠權。

從大道理講，這“權”是人民給的，總不該用來矇騙人民，塞給他們一些假的史書，硬是不讓他們知道真實歷史。這叫人民怎麼信任你們呢？

從本質上講，這是對民族、對我們子孫後代不負責任的一種表現。

就以寫《彭德懷傳》為例，史學專家花了整整十餘年時間，以全身心的投入，研究了大量的黨內史料。按理，在該怎麼寫《彭德懷傳》一書方面，他們是最有發言權的。我們的最高決策層應該尊重這些專家的意見，尊重科學，尊重客觀事實，可是他們不但沒有這樣做，連“突破禁區”這樣帶“呼籲”性質的話也被刪去了。作者似乎早已預見到這一點，因此他們寄希望於“後來者”。

根據歷史發展的規律，史學家們懂得這種“禁區”是人為的，是靠權力維持的；因此是暫時的。它或遲或早會退出歷史舞台。

這就看我們黨是主動，還是被動來解決這個問題。

七、“一個不知反省自己歷史的民族是可悲的！”

“‘文革’這危害程度最烈，波及範圍最廣，持續時間最長的反人類的超級大地震，爆發已經30年了，過去也已經20年了。20年來我們忌談‘文革’，……總不至於讓我們的子孫像考古一樣，挖掘恐龍化石一樣，到這鹽湖上來尋找‘文革’遺物吧！”

“一個不知反省自己歷史的民族是可悲的。我們應該深刻而徹底地反省‘文革’，認識‘文革’，不妨照巴金老人所說的那樣建立‘文革’博物館。”“昔日曾經在精神上跪着的億萬群眾，終於站起來了。他們第一次憑自己的意願行動！”

——引自郭小林《憑弔團泊湖》《南方周末》，1996．８．９．

郭小林是我國著名詩人郭小川的兒子。《憑弔》一文，既是悼念，又是控訴，更是充滿激情的、無比憤怒的聲討。其情其聲，溢於言表。

如果說前面幾位學者或老幹部是呼籲、是吶喊，那麼這位郭小林就在開炮了，火藥味很濃。

他再也不願意“跪着”，他要“站起來”，他要“憑自己的意願行動”。說白了，他要衝破“禁區”，盡情地揭露中國當代歷史的黑暗面，讓人民知道歷史真相。

他認為：在社會主義國家裡，人民應該是“站着”，應該有權講真話、講實話。

可是他不理解為什麼要設置“禁區”？它給人們設置了一條“不能越雷池一步”的線。在郭小林看來：我們的領導人似乎不希望讓人在精神上“站起來”說話，寧可讓人講假話、講空話，也不讓人講“禁區”所不允許的真話、實話。至於你在精神上是“站着”，還是“跪着”。它就不管了。

說到底，有“禁區”，就沒有道理可講。這裡只講權，不講理。關於這一點，郭小林其實是明白的。正因為如此，他才挺身而出，大聲疾呼。他喊出了人民的聲音、時代的聲音。

應該向郭小林學習。不願意“跪着”，要站着，要“憑自己的意願行動”。如果，人人都這樣，那“禁區”就不攻自垮。

為了今天，也為了明天，毋忘當年暴政史、災難史！

八、是隱瞞，還是欺騙？

“我們正慢慢地知道歷史”。這是1999年1月18日《南方周末》一篇文章的標題。不看其文，光看標題，就頗耐人尋味。細細捉摸，既悲又喜。悲的是：為什麼作為一個中國人連自己國家的歷史都不讓知道？喜的是：儘管慢些，但終究開始讓你“知道”了。

先摘錄幾段原文：

“現代史和當代史也需要慢慢地才能讓人逐步知道，這其中包括人為的隱瞞，需要等待可以解密的那一天。儘管有些隱瞞的動機可以理解，……，但隱瞞仍然是隱瞞！”“……古今中外皆然，不同的僅僅是被隱瞞事件的性質，以及隱瞞的範圍和時間。這就使我們感到了莫大的悲哀，因為我們被剝奪了對於歷史的知情權，我們只能等待那個真相可以讓我們知道的時刻。歷史真相因此就像被塗了厚厚塗料的牆壁，須待足夠時間的沖刷使那層塗料脫落，然後我們才能逐步看見那最深處的壁面是什麼樣子！”

該文作者的上述感慨，當然是有很強針對性的。

不言而喻，他是衝着“禁區”來說的。設置“禁區”的本意，就是不准許人們知道真實的歷史。它所允許編寫的史書，是根據政治需要，而不是根據史實，寫什麼？怎麼寫？哪些可以寫？哪些不准寫？都有嚴格的界定，不能越雷池一步。不然，要“禁區”幹什麼！

這樣寫出來的歷史，隱瞞是必然的；最可惡的是騙人的假史。

隱瞞充其量是不讓你知道；而編寫假史，就不僅僅是隱瞞問題，屬於欺騙！

兩者在道德層面上，還是有質的區別。

打個比方：一個婊子，不願暴露自己的身世，叫“隱瞞”；如果硬要為自己“立碑坊”，那就是“欺騙”。毛澤東愛用“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碑坊”來抨擊“兩面人”。而現在在“禁區”之下編寫出來的中國當代史或中共黨史，正是屬於後者這一類。那不僅是悲哀，而且是可恥與可惡之極！

該文作者的上述感慨，是有感而發，是事出有因的。

他是在看到《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刊登的《劉少奇、毛澤東和四清運動——劉源、何家棟對一段歷史公案的回憶、考證》一文後，發出的無比憤慨。這篇文章第一次揭露了有關劉少奇與毛澤東之間矛盾的點滴史料。其中根據薄一波、安子文的回憶：毛澤東曾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由此，該文作者說：“知道這一‘秘聞’，我震驚不已，歷史大約總是令人震驚不已的吧！”“如果不是經過思想解放，不是有了中共中央的有關決議，即使薄一波、安子文說出了這件事，也不可能發表在公開發行的報紙上，讓百姓們知道。僅僅從這一點來看，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的歷史功勳是偉大的，……讓我們知道這20年前的那段曾經讓我們糊裡糊塗，但又曾經是我們參與的歷史，使我們得以看清歷史本來面貌，能夠真正反思歷史。”

作者從知道這一“秘聞”，感到“震驚不已”；由此聯想到自己一度“被剝奪了對歷史的知情權，而“感到了莫大的悲哀”；進而又聯想到由“思想解放”、“改革開放的歷史功勳”，而無比欣喜。

經歷這“一驚”、“一悲”、“一喜”，終於悟出了：“真正的歷史終究會被所有人知道的”這一歷史發展潮流所折射出來的真理！

按照作者的觀點，似乎我們已經從對歷史的“被隱瞞”、對歷史的“糊裡糊塗”，轉變到“使我們得以看清歷史的本來面貌，能夠真正反思歷史”。

這裡，作者不免天真了一些。也許是由於突然從“悲哀”轉到“欣喜”引起的過度興奮，過於樂觀。作為預見是可以的，但作為對現實的政治形勢的判斷，未免估計過高了。請不要忘記：“禁區”還在，毛澤東的本來面貌還遠未揭開。現在作者所看到的上述史料，僅僅是“冰山一角”。

一位偉人說過：“靠欺騙，走不了多遠！”

“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該剝去，這是歷史發展的辯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