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口述史： 現行反革命

文革初期，有兩個現行反革命事件，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時有兩頂很可怕的帽子：歷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歷史反革命只是歷史上有反革命行為，而現行反革命則是當下還在搞反革命活動， 問題比歷史反革命更嚴重。

第一個是我的親身經歷。

1966年夏天成都文革初起時，到處是炮打西南局，火燒省市委標語口號。每天從白天到晚上都有學生圍住新玉沙街1號和對面33號的西南局機關大院。

我家所住的童子街29號宿舍院把大門關上了，不准閒人進來也不讓孩子們出去。那時院子裡組織家屬幹部守夜看守大門，小孩子也加進去。我和我家對面的老勇被編在一組， 記得有一次值夜班，我們組裡還有曾希聖的夫人余叔。

每天晚上值班時，只是看見新玉沙街方向燈火照亮天邊， 也可以聽見人聲鼎沸， 還伴有廣播喇叭的聲音和喊口號的聲音，我們都很好奇外面到底發生什麼事。有一天大約凌晨兩三點鐘值班結束交班後，我們幾個孩子不想回家睡覺，就約着偷跑出院子大門，來到了新玉沙街1號院子門口看熱鬧。

新玉沙街一號院外人山人海， 熱鬧無比。宣傳車上喇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音樂》還語錄歌《下定決心不怕犧牲》，大街上的人圍成一圈一圈的在辯論什麼。當時群眾中的衝突主要是以大學生為主的造反派組織要對西南局省市委造反，而與以工人為主的保皇派組織（叫產業軍）則是要保衛西南局省市委。我們來到一圈人群中，看到一夥工人在圍攻一個成都電訊工程學院的學生，那個學生帶眼鏡，說北方話，我只記得他不停地反問圍攻者：“何以見得？何以見得？” 那是我第一聽到這個文縐縐的問句，所以印象很深。

我們接着順着新玉沙街朝西北方向走，來到成都旅館門口那個十字路口，看見十字路中間擺了一個由桌子搭成的台子，有個成電學生正站在桌子搭成的台子上接受圍着一大群人的批鬥。那個學生就是不認罪，他慷慨激昂地說：“我以我父親一個老工人的名義保證，我不是反革命，我絕不會反黨反社會主義。”

我和老勇以及同行的其他孩子們站在人群外圍看，老勇對批鬥沒有興趣看，就手裡拿着一把水果刀玩， 把刀拋到空中接住，再拋到空中再接住。這時，旁邊站着一個戴紅袖套大約30多歲批鬥學生的革命群眾，問老勇， “你玩刀幹什麼？ 你想殺人嗎？” 老勇不加思索地回答：” 該殺人的時候是要殺的啊。比如殺壞人“。這個革命群眾突然大喊起來， ： “同志們，大家快過來，這個人說他要殺人! 這是血淋淋的階級鬥爭！”。革命群眾們蜂擁而上，把老勇按住， 接着把他押上台去與那個被批鬥的成電學生站一起，鬥爭對象從成電學生轉到了老勇。其他孩子趕緊都跑回家去報信，我沒有走，在下面看着老勇被批鬥，當然是一面看一面渾身發抖，太恐怖了，轉眼之間，老勇居然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

批鬥完後，老勇被革命群眾雙手反剪在後， 押送去附近的成都市公安局。我跟着也去了，我記得我雙手一直緊緊抓住守夜值班用的一條毛巾被跟着押送隊伍走。到了公安局， 革命群眾把老勇交給公安局值班人員後就離開了。在接受公安局人員問話時 ，我記得我還拿出機關食堂飯票來證明我們的身份。正在盤問之中， 值班室里電話響了， 老勇母親接到先跑回去的孩子的報信，打電話到公安局來，很快我們就被釋放了。我和老勇回家路上一句話也沒有說，走到大院門口，老勇母親站在門口等我們，老勇一看見母親，哇哇大哭起來，要知道我們那時才是12歲的孩子。

第二個現行反革命事件是母親的親身經歷。

也是那段時期的事。有一天，母親下班回家後，一臉驚恐地對我們幾個孩子說，以後要小心不要在紙上亂寫字，今天單位一個同事因為在紙上隨意寫字，被人舉報為寫反動標語，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扭送公安局。

那個被打成反革命的人是與母親同為一個教研室同一個組裡的一個女同事， 姓趙， 還 是部隊家屬， 文革積極分子。當時部隊被稱為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 她家就在部隊院子裡，因此她是母親單位第一個學會跳忠字舞唱忠字歌以及搞早請示晚匯報那一套東西，也是她教會了母親單位的人學會那一套東東。

那一天，母親教研室那個組在辦公室開會。那個姓趙的女同事， 沒有怎麼專心開會，拿着筆 在一張紙上隨意寫來寫去練字。這時候，另外一個男同事，經過姓趙女同事旁邊， 順便瞄了一眼她紙上寫的字後，突然大聲喊叫起來：“你怎麼寫反動標語？” “你這個反革命分子！” 大家過來一看， 把姓趙女同事紙上寫的很多字，什麼“毛主席萬歲”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打到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等等。 隨意地從不同方向把不同的句子鏈接起來讀，有的真地就成了反對標語。比如，如果毛主席萬歲“毛主席”三個字上面正好是打倒自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打倒”， 從上往下念就變成打倒毛主席。很快，全院集合起來批鬥了趙女士，還押着她全院遊街，最後把她送到了當地派出所。

文革中的瘋狂沒有經歷過的人很難想象。50年後回頭去看這兩起現行反革命事件，最想知道的是那個戴紅袖章把12歲的老勇打成反革命的30多歲中年男子和母親單位那個把另一個女同事打成反革命的男同事，當時他們那麼做究竟是個什麼動機？ 是真的中了邪，頭腦里緊繃階級鬥爭的弦， 還是想立功表現自己？ 或者兩者都有？但這種事不是每個人都會那樣去做。 文革中有的人被迫揭發別人是為了自保，而這兩個人完全沒有自保的問題，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出人心之險惡卑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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