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好漢不提當年勇”，我非好漢，當年也無勇敢事跡，只不過有些經歷是後生晚輩沒有機會親歷的，寫出來供有興趣人看看吧。

1948年秋我在清華讀書時，共軍已經完成了對北平天津地區的大包圍，平津已成孤島。動亂的時代，人心自然是動盪不安的，而那時的我卻還是渾渾噩噩，可以說是在從頑童向紈絝轉變，完全不了解時代的洪流；不好好學習，來到國劇之都就迷着聽戲。我的鐵杆朋友們就完全不同，有兩個已經參加了地下黨，有一個當時已經是燕京大學學生會主席。他的黨員身份已經毫無疑問，曾經有一次他向我借自行車，送人去西山解放區，這樣的事都沒有瞞我，至少說明我雖然落後卻完全是他信得過的。當時學校里自然是進步氣氛很濃，學生會都是把持在左派學生手裡的。我們外文系二年級班上有個文學沙龍，定期集會，各人宣讀自己的作品。我曾經拿了一篇自己過去發表過的抒情散文去，才發現自己完全和環境脫了節，因為其他同學拿來的都是訪貧問苦或者工農鬥爭之類的作品了。再譬如有一次曹靖華開出俄文課來，那是課表上沒有的課，我也去湊熱鬧，結果來的人太多，教室根本容不下，只好換到一個大階梯教室，足足一百多人，由此也可以看見當時的左傾風氣之盛。（曹靖華這個大翻譯家像個小商人模樣，當時使我大失所望。）

插一句，我的那位燕京大學學生會主席的朋友，1948年暑假我從武大，他從燕京，我們都回到南京家裡。有一次他約我到玄武湖划船，其目的是在船上向我宣傳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猜我當時怎麼樣回答？我說你這是二畝田主義，我那時是個逍遙派。算起來他那時才20歲，我是18，而且我們兩人家庭出身按後來說法都是所謂反動官僚，真是所謂“出生不由己，道路任選擇”了。

時局雖然吃緊，但是學校里基本上沒有什麼人要離開。正在這時我父親來信說目前時局太亂，要我回家，說是家裡打算搬到台灣去。我這人生性好玩，覺得能夠到台灣去看看也很不錯，就動了心，這時候大家都來勸我別走，情詞懇切，尤其我最鐵杆的好友，（也是我的死黨中唯一升到軍級的好朋友，他差一點當了林彪的秘書，以後有機會再談。）他是流着淚勸我留下來，可是我不知道怎麼就是鐵了心要走。（要知道我之所以從武大要轉清華，就是因為我的鐵杆朋友都在清華。我的高中重慶清華中學，畢業的前六名都是直接保送清華大學的。）如果那時我不走留下來，那就會是完全不同的命運，那後來就會有錢鍾書來指導我的畢業論文了。人的一生命運，往往取決於一霎那的動念之間，那是說不得的事。

北平到南京的飛機票已經根本弄不到，我只好到天津去乘船，當然也是靠父輩的朋友照應，因為那時已經可以說是兵荒馬亂的局面了。船走了三天，因為風浪大，尤其青島外海黑水洋那一帶，顛簸無比，一個個吐得死去活來，不容易到了上海。上岸一看，的確不妙，完全是亂世景象了。那是幣值最混亂的時期，金圓券貶值一塌糊塗。（其實後來知道，物資匱乏，貨幣猛烈貶值是當時戰後全世界普遍的現象，歐洲也是慘不忍睹，可是中國共產黨就把一切賬都算到國民黨身上。）

我不敢在上海逗留，趕快回家要緊。我到了上海鐵路火車北站。那時候中國人口當然比現在少，如果按比例而言，大概那車站上的景象也可能接近如今所謂春運。但乘車的人流中，很大一部分是當時的“跑單幫”的，也就是單幹的行商，販運貨物賺地區差價的，倒不是準備逃難的。我在船上只不過三天，而這三天的物價卻翻了不知道多少，反正我查看火車票價表，我身上的錢居然不夠買一張從上海到南京的快車票了。這一下可讓我着了急；怎麼辦呢？上海我沒有什麼親友，而且那時候一般也沒有電話。只好自力更生了。

我存了行李，提了一把小提琴就往街上跑，找到了一家當鋪，就進去要求當我的琴。可是那當鋪的朝奉根本不接貨，理由就是：“唔沒鈔票”。我轉身出來找到一家銀樓，脫下手上的戒指要求他兌換， 萬不料他們連黃金也不接，理由仍然是：“唔沒鈔票”。我沒有弄懂當時的道理。既然鈔票迅速貶值，就該存能夠保值的黃金呀，可是黃金也不要。但現在不是研究問題的時候，我還是趕快解決火車的問題。

我回到車站，看了票價，決定買一張到鎮江的四等慢車票，這還在我的負擔能力之內，我想上了火車就好辦，賴到南京有家在，一切都好解決。剩下來就是託運行李了。那辦理託運的長櫃檯前也是人山人海，行李堆積如山。擠來擠去不得要領，大家都伸出拿着車票的手拼命招呼辦事人員。我看了一會發現，有人在手上的車票下面夾着鈔票，就很快受到接待了。幸虧我剛才沒有把錢全花在票上，於是我依樣辦理。真靈，很快我的行李就託運掉了。雖然行李是託運到鎮江去，我也顧不得了。

下面還值得提的是，後來托鎮江的親戚幫我把行李取出送來，在混亂中行李沒有遺失，還算不錯，只是皮箱已經 被撬開過，裡面值錢的衣物自然由別人保管了。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