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學大寨

1964年，正當農村裡的社教運動搞得人心惶惶的時候，中華大地又有了新的運動項目——農業學大寨。

12月26日，在自己的生日宴上，毛澤東指名要見的大寨帶頭人陳永貴來了，他拉着他坐在身旁，笑着說：“聽說你42歲才脫盲，還會講點邏輯，你是個莊稼專家，領導大寨堅持集體化道路，我們要舉起這面旗幟。”他向在座的介紹說，他是農業專家，搞出一個大寨，很好。陳永貴有實踐經驗，有知識，他真有辯證法，他是聰明的，而我們大學裡讀的那些書，越讀越蠢。

一時間，中國廣大農村到處刷上了“農業學大寨”五個大字。仿佛只要學了大寨，中國從此就走上了強國富民的道路，就可以當第三世界的霸主（當時中國把世界分為三個世界。美國蘇聯兩個超級大國屬第一世界，歐洲發達國家及日本屬第二世界，亞非拉等不發達國家屬第三世界）。

大寨是山西省昔陽縣的一個山村。窮山惡水，七溝八梁一面坡，自然環境惡劣，群眾生活艱苦。在村黨支部書記陳永貴的帶領下，戰天鬥地艱苦奮鬥，治山治水建層層梯田，取得了糧食“特大豐收”。

大寨成了全國的一面旗幟，國家領導人紛至沓來，18位外國元首先後造訪，上千萬國內參觀者學習取經，2.5萬外國遊客慕名而來。中科院院長郭沫若參觀後表示，自己死後但願能葬在虎頭山上。

“農業學大寨”就是要學習大寨“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徐坡公社的黨委在學大寨的口號發出後，命令全公社各個生產隊必須在半夜三點到地里幹活，一直干到早上十點。十二點開始又干到晚上九點收工，全天幹活整整十六個小時。兩頭不見黑，白天只能在家吃一頓飯。農民生活的艱辛和勞動辛苦的程度和大躍進時期沒有兩樣。

在“移風易俗，過革命化春節”的口號下，大年三十、正月初一也要上工做活。社員成了幹活的機器，就是機器也要誰修停歇的時候，但農民卻沒有這個奢望。

“解放婦女”、“婦女能頂半邊天”等美妙動聽的詞語，變成了不顧婦女身體實際和死活，和男人一樣乾重活的代名詞。嬰幼兒得不到母親的照顧，常常半夜哭鬧直到早晨十點過後放工，其間演繹出多少人間悲劇，上級是不管這些的，要的是農民拼死拼活的“革命精神”。

為了戰天鬥地，公社在毛家堰對面坡上大搞人造平原，平時留少部分人堅守陣地，秋收秋種以後，各生產隊都得帶領大隊人馬前去會戰，一直造到改革開放。平原沒有造成，倒是造成了無數辛酸悲傷的故事。

1975年的農曆大年初一，公社下達的栽種蘋果樹的任務，必須在這一天完成。大年初一，正是中國人民喜慶春節的歡樂時刻，而今在“過革命化的春節”，“農業學大寨”的強迫命令下，變成了“艱苦奮鬥”的勞動。

正月初一打早起來，我就收拾東西，匆匆吃過早飯，讓八歲的郝田和四歲的郝汀，用水擔穿過水桶梁抬着水桶，我把钁頭和兩米高的蘋果樹捆在一起扛在肩上，一起到五六里外的“峰寺院”對面的高坡上去栽樹。以往，今天是中國人民歡度春節最熱鬧的時候，而今，路過的村莊死氣沉沉，連一聲鑼鼓也沒有。只有蕭蕭寒風從耳邊不停地掠過，連太陽也被雲層遮蔽得模模糊糊。

挖好坑栽上六顆樹後，就要澆水，坡大溝深，擔水困難，而且溝里的水很淺。我們忘了帶水勺，看見人家的水勺空下了借來一用，不得空了，只好在冰冷的水裡用手往桶里捧水。等完成了“過革命化春節”的任務，回到家裡已經是吃晚飯的時候。

社員們辛辛苦苦栽種的蘋果樹該是蘋果園了吧？如歌中所描繪的那樣：“牛羊成群過，果樹遍山坡”。遺憾的是90%以上的樹苗都死了，半年以後，乾枯了的樹幹，讓有些膽大的“依靠對象”偷偷連根掏走當了柴燒，只給各個生產隊的賬目里，增添了一筆數目不小的購樹苗支出。時值今日，漢中還沒有一個蘋果園，大概當地不適合蘋果的生長。

大自然老是和“革命者”的想象對着幹，連一點兒面子也不給。

“以糧為綱，全面發展”，實際做起來是“只種糧食，其他不管”。大煉鋼鐵時期大量砍伐樹木，現在為了“農業學大寨”，所有樹木幾乎是一根不留；只要能挪出種糧食的地方，哪怕是陡峭的山坡，再不適宜耕種，也要開墾出來“以糧為綱”；“挖墳掘屍”，“平整土地”，把祖先的屍骨拋於荒野，理由是不能讓死人侵占活人的土地。一時間，在廣大農村掀起了一場挖祖墳的平墳運動。哪管什麼尊祖敬先、什麼環境保護、什麼水土流失。

老實本分的農民沒有環保的理念，但是從長期的生產實踐中，知道鳥兒是農民的朋友，從不傷害各種小鳥。1958年大量砍伐樹木和“除四害”消滅麻雀運動帶來病蟲害的泛濫，是經見過的，現在又要砍樹，使他們憂心忡忡。

“樹光了、鳥飛了、蟲多了、糧缺了。”農民又開始擔心再來一個“三年特大自然災害”。暗地裡揶揄說：“農業學大寨是農業學大災”。

生態平衡的嚴重破壞，帶來的惡果是長期的，改革開放後的九十年代，一到秋天稻穀快要成熟時，螞蚱到處亂飛，漢中城裡的街道上隨處可見。直到現在經過三十多年的生態修復，取得了重大進步，但有些鳥兒如烏鴉、喜鵲，至今還沒有回來。破壞起來容易，恢復起來難哪！

從“農業學大寨”一開始，陳永貴的名字就和大寨一樣響亮。他究竟是何方聖賢，一路高升竟然爬到國務院副總理的高位？原來，早年他家境赤貧，目不識丁，後來當上了大寨黨支部書記，從此飛黃騰達扶搖直上。

鄉親們給他起了兩個外號，一是“大頭蒼蠅”，形容他到處嗡嗡亂叫，令人討厭噁心；二是叫他“二鬼子”。1942年他27歲時，曾一邊給日本人辦事，一邊暗中聯絡八路軍。後來被日本憲兵逮捕，所以在日偽特務組織“興亞反共救國會”的檔案里，留有他“歸順釋放”的記錄。日本投降後，知情人稱他是“二鬼子”，並當作漢奸予以批判，差點兒喪了命，當支左的軍隊幹部拿出鐵證，陳永貴痛哭流涕，乞求饒他不死。但世上的事就有這麼奇怪，最高統帥要保他，天大的事也會化為烏有，反倒是審查他的人個個倒了大霉。陳永貴順利的當上了“九大”代表，還成了主席團成員，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

陳永貴先後回昔陽二十多次，一手抓大干苦幹，一手抓反對資本主義傾向。凡是超過“一豬一雞一兎”規定的副業，都當成資本主義尾巴割掉，真是夠“左”的。

陳永貴在任上，先後三次出國訪問，到“紅色高棉”統治下的柬埔寨，波爾布特一夥將首都金邊上百萬“資產階級”統統趕到農村、山區。還要取消銀行、貨幣、商店，全國實行供給制，全民吃公共食堂，整個國家儼然一個大軍營。訪問歸來，陳永貴很感慨地說：“馬列、毛主席還沒能實現的共產主義，人家柬埔寨實現了。”然而據有關資料記載，在波爾布特政權統治下，全國人民有1/4—1/3被殘殺，600多萬柬埔寨人被殘殺的有170萬—200萬。

陳永貴文化水平很低，有時難免鬧笑話，一次在昔陽幹部會上說：“我現在民憤很大！”大家都愣了，熟悉他的人連忙提醒：“不是民憤很大，是名聲很大！”他才連忙改口。

這和當時民間普遍流傳的有關吳桂賢的笑話如出一轍。雖然不一定是事實，但也可以看出人心的取向。

吳桂賢是陝西西北國棉一廠的紡織女工，和陳永貴一樣，被毛主席“封為”國務院副總理。一次，一個日本醫藥代表團訪問中國時說：“貴國的李時珍很了不起……”吳立即命令手下人：去把李時珍叫來！也好做些陪同工作。手下人弄得哭笑不得，一個去世幾百年的人，到哪兒去叫呢？

用這樣的人來管理偌大一個國家的工農業生產，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真是想得出，做得出，算得上是人間奇蹟。

楚王愛細腰，宮中多餓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城固縣文川區的曹區長，是孟營公社村級小學的民辦教師，平時窩窩囊囊毫不起眼，就在放暑假的前兩天晚上，因為給自家的自留田裡放水和別人打了一架。五天后，暑假教師學習會開始了，老師們驚奇地發現，這位不起眼的民辦教師，竟然是代表區委、區政府作學習會報告的曹區長，熟悉他的老師無不驚詫得目瞪口呆。

很快，在全國上下形成了一種風氣，不是黨員的可以突擊入黨，不是幹部的可以突擊提干，不是官員的可以突擊升官，入黨、提干、升官如同兒戲。

“經過長期的折騰，中國廣大農民對捆在一起的集體化生產十分厭惡。一些地方的社員，“上工等隊長打鐘，下地幹活磨洋工”。生產效益低到干一天10分工，只抵一個雞蛋的價值！”（《陳永貴從政始於主席要樹典型 農民本色從未改變》黨史天地 2010年12月31日 鳳凰資訊網）

正是這面旗幟把中國農業拖入深淵，農民個個成了赤貧，於是農村有人開始冒着殺頭的危險，簽訂“分田到戶”的協議。

“安徽鳳陽的小崗村，18戶農民已經在“秘密協議”上簽字畫押，搞起了大包幹。

小崗村，1978年只能收3萬斤糧食。1000畝土地荒蕪了一半，還剩500多畝地，平均畝產70斤，這個村的人寧肯餓死，也不願參加集體勞動。幹部胡作非為，50多歲的村民，餓得柱着拐杖去犁田，田沒犁好，幹部說，你這麼大年紀連田都犁不好？用棗木棍，把人打得第二天抬回家就死掉了”

“這年11月上旬（1977），萬里前往老區大別山調查。大山裡的金寨縣燕子河公社，車子進不去，萬里只得徒步上山。途中他看到一戶低矮的茅屋，因為家裡過於黑暗，進去了好一會兒才發現，在鍋灶旁的一堆柴草里坐着一位老人和兩個姑娘，他熱情地上去問道：“老人家，8點多鐘了，你怎麼還沒在柴草里，不上工？”老人家依然坐着，一動不動。當地幹部臉上掛不住，斥責老人：“你這個老東西，省委書記來了，問你呢，怎麼不說話？”老人這才抬起頭，傻傻地望着萬里，突然往起一站。

萬里一下子驚呆了：原來老人一絲不掛，光着屁股，沒穿褲子。

萬里招呼老人蹲回柴草里，同時尷尬地責問旁邊的兩個姑娘：“怎麼也蹲在那裡呢？”

兩個十七八歲的大姑娘，只是用羞澀好奇的眼光望着萬里，身子卻一動不動。

這時，當地的幹部意識到了，忙小聲插話：“萬書記，兩個娃也沒有穿褲子啊，山里風寒，躲在柴草里，是為取暖。”

來到又一戶時，看上去家徒四壁，門窗都是土坯的，見不到一件木器家具，屋中央坐着一位衣着破爛的中年婦女……

“那三個孩子呢？”

“都出去玩了。”

萬里說：“請你把他們叫回來，讓我看看。”

對方面有難色，不肯出門。

萬里有些奇怪，在他再三催促下，中年婦女這才徑直向鍋灶走過去，然後，無可奈何地揭起鍋蓋。

萬里發現，三個赤身裸體的孩子，都縮在灶膛里！原來燒過飯的鍋灶，這時尚有餘熱，三個沒有衣服穿的孩子，正好擠在裡面禦寒。

1977年6月21日，萬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就在他大刀闊斧撥亂反正的時候，合肥大街上竟貼滿了群眾渴望改變農村面貌的大字報；與此同時，許多縣市緊急要求調撥糧食的報告，接連不斷的送上來，反映逃荒要飯的人很多。事態嚴重，火燒眉毛，萬里在大會上說：“我們有些人瞎指揮，什麼都管，就是不管農民的死活。三年困難時期餓死那麼多人，教訓很慘重，但是我們沒有很好去總結。”

在農民的草棚里，他看到床上鋪的是破蘆席，蓋的是難棉絮，一根繩子就把全家人的衣服掛齊了，他聞到胡蘿蔔纓子和地瓜煮成的焦糊糊飯，已經發出了難聞的氣味。

“一個當時只有20多萬人的金寨縣，當紅軍犧牲掉的就有10萬人，……可是，解放以後，我們搞了許多年的建設，老區的老百姓還是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十七八歲的姑娘連條褲子也穿不上！我們有何顏面對江東父老，問心有愧啊！””（文章摘自《小崗村的故事》作者：陳桂棣 春桃。華文出版社出版）

“赤色革命”把民眾革成了“赤貧”，而且絕不是一時一地的個別現象：

無獨有偶，曾任蘭州軍區司令的皮定鈞中將在甘肅視察時，也遇到大姑娘鑽在草堆里沒法出來的事，隨行的當地幹部遮掩說：“這兒的女人不愛穿褲子。”皮定鈞火了：“你媽才不愛穿褲子！”

這就是現實，這就是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躍進、農業學大寨、社教運動等一系列農村政策造就的中國農村的現實。一個有起碼良知的中國人，應該承認事實、正視現實。使自己少一點浮躁，少一點輕信，少一點盲目；多一點沉穩，多一點思考，多一點理智。

那麼，被譽為農業旗幟的大寨村該是很富裕了吧？

1978年7月，農業部副部長楊顯東帶領800名代表到大寨參觀。卻發現虎頭山光禿禿一片，樹木被砍光了，種上了小麥，小麥連穗才六七寸高。山間（人造小平原）小麥、玉米長勢不錯，但病蟲害極其嚴重。這與代表心裡“以糧為綱，全面發展”的典型大相徑庭，且毫無科學可言……

1979年春，在全國舉辦的一個小組會上，楊顯東鼓足勇氣發言，第一個帶頭揭開了大寨的蓋子：我認為動員全國各地學大寨是極大的浪費，是把農業引入歧途，是把農民推入窮困的峽谷。楊顯東尖銳地批評說：陳永貴當上了副總理，至今卻不承認自己的嚴重錯誤。

就連接替陳永貴為大寨黨支部書記的郭鳳蓮回憶說，雖然大寨是中國農業的標杆，但除卻榮譽因數，村民們的生活水平實際並不高。大寨村民每人每年能分到一斤半小麥，小麥奇缺；過年包餃子，也用玉米麵做皮。

但是，全國人民從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聽到的，從“兩報一刊”看到的，卻是大寨戰勝了特大自然災害，奪取了糧食的特大豐收，為國家做出了重大貢獻……。年年如此，毫不間斷。

吹！中國人不干實事，卻把吹牛皮當作第一要務。高產衛星吹破了，幾千萬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不但不汲取教訓，反而轉換手法，繼續用輿論工具創造奇蹟，把國家、人民拖入深淵。找不出一星半點兒“實事求是”的精神。

1980年11月中共中央83號文轉發山西省委的文件：“歷史證明，把先進典型的經驗模式化、絕對化、永恆化的做法是錯誤的，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