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愛的農民伯伯

這是個星期天,工休日,我穿着新棉衣,外面再罩上一件特大號的帆布工作服,空無一物的掛包夾在腰間,找副連長請了假,聲稱到興隆場去理髮,副連長叮囑說：“早點回來。”我已決定外逃,想的是千萬不要回來。

老遊民自由得多,三三兩兩行進在去往興隆場的羊腸小道上。我因才來幾天,本連隊的人都認識不多,更何況其他連隊的。但我仍儘量與前後人等保持一定距離,以免節外生枝壞了我的好事。真是越怕越有鬼,就在接近興隆場街口的時候,恰巧遇見一個“早點回來”的老遊民。民諺說：“耗子洞耗子才鑽得過。”可能我神色不對,他覺察到我是要逃跑的,假笑着問：“遠走高飛?”這時我如果向他爭辯解釋,反而是對他智商的蔑視,更易敵對,於事無補,不如孤注一擲地掏出身上全月飯菜票雙手獻上：“請老兄高抬貴手放兄弟一馬。”他接過飯菜票,一言不發,揚長而去。

此前,我在農場早己探好了路線,在興隆場等火車是絕對不安全的,便走出街口朝一個名叫萬盛的火車站走去。

幾經折騰的我,此刻身上剩下的錢只夠買一張從萬盛到重慶的火車票。我既無證明也無錢,當然不敢再進旅店去重蹈覆轍,只好一個人寂寞地走着。

走過了青年煤礦,我知道己進入了著名的南桐礦區,這裡的公路路面似乎也被煤炭染黑,來往的煤礦工人的臉上也滿布煤灰。萬盛到重慶的火車主要是運送煤炭,客運量並不大,我也搞不清這趟車到萬盛的時間,萬一晚上沒有客車,我又到哪裡去過夜?在車站徘徊引起懷疑我又拿不出身份證明怎麼辦?我估計時間已接近下午五點了,這樣走下去可能到萬盛的時間是晚上九點鐘左右,我必須想一個辦法度過今晚這個難關。

黃昏前,在地里幹活的農民們紛紛回家,在我的前面就有一個老大爺扛着鋤頭緩緩地走着。我走近他也用他的緩慢速度並肩行進,一路上我向他問這問那,前三皇后五帝擺着龍門陣,他指着離公路約百米左右的茅屋說：“我的屋攏羅。”我趁勢說：“天晚了,反正也趕不到萬盛,乾脆到你家歇歇腳,我喜歡聽你大爺擺龍門陣。”

大爺家有一兒一女,大的男孩己是十六、七歲的小伙子,女兒才八、九歲,雖然住的是茅屋,但整潔寬敞,屋檐下掛着一串串晾乾的葉子煙,屋角堆放着大大小小的南瓜,一看便知道是一個比較殷實的農戶。除大娘在廚房裡忙乎外,一家人圍坐在方桌邊擺談今天的所見所聞,我乘機向他們表白說：我是重慶搪瓷廠的工人,這次來興隆場看我的哥哥,他在供銷社工作,哥哥又出差去了,我等了兩天,假期滿了,只好趕回單位,但錢己用完,十分困難。我表示,今晚若能在他家住宿,願把我身上這件棉衣送給他的孩子。

說話間便脫下棉衣遞給了大爺,大爺一邊吸葉子煙一邊靠着煤油燈，用農民的精明從面料到襯布仔細品評,顯然是一件剛剛上身的新棉衣。他順手將棉衣遞給了兒子,小伙子在他父親察看時己從旁看過,便抱着衣服去廚房請大娘過目,這樣我也就告別了這件來之不易的棉衣。

晚飯吃紅苕稀飯,其中米粒只占十分之一,每人都用大碗盛着,我發現我這一碗裡的米粒比周圍任何一碗都多,我深知淳樸憨厚的中國農民,他們寧可自己少吃也給客人最好的款待。我也了解這個小伙子,很可能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擁有的一件屬於自己的棉衣,那年頭,一家人全年的布票,加起來也不夠做一件棉衣。

睡前,這位老農來到我床邊,遞給我一捆大約兩斤重的葉子煙。在“自然災害”年代,一切農產品的價值都是昂貴的,這兩斤煙賣的錢,足足可以供我十天的用費,而我又是一貧如洗。大爺說：“小伙子,我們農民沒有現金,我送給你兩斤煙吧。”我說：“煙你留下吧,我說過這棉衣是送給你們的。”大爺有點生氣,說：“不行不行,要不你就把棉衣拿回去。”我只好向他道謝,把這捆煙放進我那空無一物的掛包里。大爺露出慈祥的笑容,便在煤油燈上吸燃了他剛剛裹好的葉子煙對我說：“按村上的規定,來了外人要到村上去報告,前不久我們這裡還抓到過逃跑的遊民,你到底是幹啥子的喲?”我故作鎮靜地笑着問：“你看我像遊民嗎?”他卻用模稜兩可的外交辭令回答說：“當然,當然。”看來他並沒到村上去報告。

第二天大清早,我掛上裝有葉子煙的掛包向主人道別,膽小怕事的主人也希望我這位來歷不明的不速之客按客去主安的傳統辦事。大爺在屋門口送我,我剛剛走到房屋的拐角處,突然從牆邊遞出一根一斤多重的大紅苕,我迅速伸手接過,眼角的餘光看見他大兒子的身影。這位寡言少語的小伙子還捨不得穿那件寶貴的棉衣,這畢竟是他夢寐以求而又意外獲得的奢侈品,除了費盡心機背着嚴厲的父親選一根最大的紅苕向我表示感謝外,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方式了,這個意外的細節在我喜愛的誠摯善良的農民肖像上,又添上了一筆亮色。

謝謝你,可愛的兄弟。

這次遇見的是大嫂

大約10點多鐘,我終於到了我嚮往己久的萬盛。

看得出來,正常年景中的萬盛場,應該是一個相當繁榮的鄉村集鎮,又寬又長的街道和又大又多的商店門面可以作證,“自然災害”像一場颶風掃蕩了她的繁榮,留下的只是冷清和蕭條。

我掛包有兩斤葉子煙,價值30多元,還有一根大紅苕,這意味着我已經是既有錢花又有東西吃的“中產階級”份子了。

想起昨夜老大爺提到逃跑遊民的事,雖未挑明,但看得出來,他對我還是有幾分懷疑,究其原因,估計問題很可能出在頭髮上。前面說過,我是在郵局巷遊民收容所為迎接領導視察由一些混糖渣吃的遊民剃的頭,除了在腦袋頂部留着一圈頭髮以外,下面一掃而光,沒有從長到短的過渡區域。這種奇形怪狀不倫不類的髮型在正常人中是很難找到的,我必須找個理髮店重新剃個頭,更何況這也是我離開遊民改造農場的“正當理由”。

很快地找到了理髮店,我首先把這根大紅苕埋在燒理髮用水的炭火灰里,等它烤熟後充作我的早餐,同時也是午餐,然後坐在理髮椅子上。作為一個內行,那理髮師一摸到我的頭髮就笑了起來,笑聲引來了周圍顧客和夥計們的目光,我擔心這目光演變成革命警惕性,只好扯謊說：“學校搞勤工儉學,老師的頭就成為學生們的試驗品,被弄成這個樣子。”這似乎也是一個站得住腳的“正當理由”。

付了理髮錢,我便從爐膛里掏出紅苕,也許是火力不足,也許是紅苕太大,也許是時間太短,總之,這紅苕的中間部份完全是生的,農村有民諺說：“生苕甜,熟苕粉,只有夾生苕最難啃。”我還是把它啃到了火車站。

列車時刻表告訴我,萬盛到重慶的客車分別是上午10時和凌晨4點30分。我想,我若在這冷清的街道上遊蕩到凌晨4點30分,必然會招惹許多懷疑的目光,而這小小的火車站空無一人,我坐在這裡等到明早火車開來也純屬不正常現象。反正我輕裝上陣,沿着鐵路走去,走到哪裡就在那裡上車,還可以少花點車.票錢。我自己就是自己的“一把手”,不是說了算,想了也得算。

悠悠閒閒,觀山望景,走到下午四點多鐘,忽然看見前面有個背背篼的婦女,顯然她因為背負過重而艱難的行進着。我剛剛超過了她幾步,她就在後面喊：“同志!”問我到哪裡去,我說我到前面去趕火車,同時放慢了腳步。她告訴我,她回娘家轉來,背的東西太多太重,實在走不動了,如果我能幫她背回去,他可以送我兩斤從娘家帶回來的小米。我簡直認為自己在走財運了,兩斤小米可以讓我脹飽兩頓,那是多麼舒服的味道。我欣然同意,這60多斤的重量對於一個修了三年多鐵路的小伙子只算是小菜一碟。我們邊走邊聊,她告訴我她家就住在鐵路旁邊,我靈機一動,何不今晚就在她家借宿一夜,明天早上三點左右起床趕到火車站也很合適,便向她提出這個想法,她也同意了。

實際上她家住在一座大山的半山腰,到家的時候,太陽早已下山,接近黃昏時分了,站在她家門口到也能看見鐵路在山下蜿蜒,這大概就是“家在鐵路旁邊”的根據。年輕力壯的我,背這一背篼東西爬這樣陡峭的山也累得大汗淋漓,她逢人便說：“如果不是黎同志幫忙, 我簡直無法背回家。”

她丈夫在南桐煤礦挖煤,家中只有兩個10歲上下的女兒,女兒看見媽媽從外婆家回來,又帶回那麼多吃的東西,高興得又叫又跳。不一會,左鄰右舍的鄉親們也來看望問好,當然也會暗藏一顆打量外來人口的好奇心。婆婆媽媽問長問短熱鬧了好一陣,主人終於端出一大籠以南瓜拌玉米粉佐以鹽巴、海椒麵蒸成的美餐,我因勞動量大,除那根夾生苕外沒吃過任何東西,早已餓得肚皮巴到背脊,趁機脹了個天翻地覆慨而慷。吃完飯,女主人遞給我一包小米,我們對答了幾句客氣話,我請她明早三點左右一定叫醒我,便倒在她指定的床上,鑽入蚊帳(四川農村一年四季都掛蚊帳)呼呼入睡了。

睡夢中忽聽得女主人在身旁喊：“黎同志,黎同志!”我醒來發現,她帶着女兒竟睡在我旁邊的一張床上,因為大家都沒有手錶,可能是她估計的三點鐘吧,我匆匆穿衣,心中不禁納悶,這個地方風俗真怪,男人不在家,竟可讓一個陌生男人同住在一間房內,雖然隔着兩床蚊帳,畢竟是相距咫尺。不過,此刻決不是研究民俗的時候,我得趕緊下山,誤了火車那才是添麻煩的事。

依然是一無所有

天空漆黑,女主人幫助我點燃了昨晚準備好了的火把,我往山下走去,因擔心在陌生的田野里走錯路浪費了時間,我的原則是見坡就下,心想這樣總會下到鐵路邊上,大約經過半小時的東竄西跳,火把也早已燃光,總算看見了鐵軌,對於我,它就是陽光大道。

我朝着前方一個名叫蒲河的車站走着,遠遠地我看見有一盞馬燈朝我晃晃悠悠地走來,原來是一位巡道的鐵路工人。我向他打聽我能趕得上開往重慶的這班車嗎?他搖頭回答說：“可能來不及了吧。”我便加快了腳步,但幾分鐘後,身後便有轟隆隆地火車奔馳的聲音傳來,我心急如焚,開始加速奔跑,火車帶着一陣疾風卻從我身邊飛馳而過,直到我目送着最後一節車廂那紅色尾燈從我眼前消失,我還是抱着最後一線希望奔跑着。誰知一不小心,我便一筋斗摔下了鐵路路基,小腿上劃開一條四公分長的口子,鮮血流到了鞋底,疼痛難熬,眼前那長長的鐵軌告訴我,這趟車我再也趕不上了。

天朦朦亮了,我一跛一跛地向蒲河方向走去,快到街口時,我看見緊靠鐵路邊有一個小小的工棚,一位30多歲的鐵路工人正在裡面烤火,為了緩解疼痛,也為了休憩片刻,我也湊了進去,這位工人態度和善十分好客,很快地我們聊起天來。我向他訴說今早上趕掉車的苦惱,他向我訴說餓肚皮的煩悶,說他妻子患着水腫病,躺在床上啥也幹不了,四歲多的孩子骨瘦如柴又無人照看,說着說着這七尺男子漢竟嚶嚶地哭了起來。我費盡口舌,苦苦地勸慰了一番才稍有緩解。他說要看看我摔傷的創口,我撈開褲腿,他看後大吃一驚,說這樣大的口子不包紮一下肯定要灌膿,乾脆到我家裡去弄一下,我家裡有碘酒紗布。我再三推卻,他說：“就在這背後,只有幾步路。”

他家的景象真可以用淒涼兩個字來形容,特別他那患病的妻子,想從床上撐起來和我打個招呼都十分艱難。四歲的孩子瘦得像只小猴子,坐在床邊連喊“叔叔”的聲音都像蚊子叫,難怪這七尺男子淚如雨下。七尺男子細心為我包紮了傷口,他還得回工棚去上班,我也得去火車站了解一下情況,臨別時我掏出昨天掙來的一包小米送給他妻子,一家人瞪大了眼睛,千恩萬謝。我發現七尺男子又快哭了,便趕緊辭別而去。

在與鐵路工人交談中,得知今天是蒲河趕場的日子,我準備到街上買點東西吃,同時賣掉掛包里的葉子煙,換取點伙食費。很快地我捲入了擁擠的人流,吃了一個燒餅便去到葉子煙市場,摸了一下行情,出手也十分順利。剛把錢揣進腰包,忽然有人拍我的肩膀,並要我隨他前去,一看大門上掛着一塊蒲河鎮稅務所的大牌子,我反而鬆了一口氣。我從來沒想到賣兩斤葉子煙還得完稅,更沒想到稅額高得如此驚人,還有一個沒想到的是六十年代的稅票體積之大,上三次廁所也可能用不完。我按蝕財免災的原則照交不誤,如果和他爭吵,他把我留下來進行一番稅法教育,弄不好早班火車又得趕掉。

就這樣告別了我昨天暗自慶幸過的“財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