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回憶錄爆出若干歷史真相

作者：耶子

這是我們這一代非常熟悉的事，被披露的“真相”，其實也是我們這一代心知肚明的事，只是通過姚的“真相”再驗證一下而已。一個以謊言為職業精神支柱的人開始說實話了，是不是讓人百感交集呀？！

所以普世價值是整個人類永恆的價值觀。

“最後的四人幫”姚文元出獄後曾撰寫四十二萬字的回憶錄，被封殺之後，又寫了一部五萬多字的《回顧與反思》，披露了毛澤東在最後日子裡以及文革當中的一些歷史真相。雖是一家之言，但作為文革中的重要政治人物，姚文元筆下的若干歷史真相着實令人震驚。

姚文元在北京的一個特別法庭

1980年12月8日，據消息可靠人士透露，他對國家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

1980年12月19日，姚文元在北京向最高法院提出了他的最後一個陳述。

姚文元出獄後的兩個願望

姚文元是中共六、七十年代紅得發紫的筆桿子，“無產階級理論家”。在文革浩劫高潮時期，毛澤東更封姚文元為“南姚(文元)北戚(本禹)”。文革期間，他一直主管中共的“宣傳口”。

一九九六年，姚文元獲釋後，先後在上海市的川沙、青浦隱居，研究中國歷史、中共黨史，還畫畫寫生。一九九八年六月，姚文元提出，在有生之年有兩個願望：能出回憶錄，能重新入黨。二○○一年九月，中央有關部門曾准許姚文元出版回憶錄，但要送中宣部審核，不准由海外出版。

姚文元撰寫回憶錄，經過四稿，已擱筆，共四十二萬字，從一九五六年寫到一九七六年他被捕的一刻為止。

五百萬買斷姚文元回憶錄版權

姚文元撰寫回憶錄的消息傳出去後，國內有二十多家出版社盯着，香港也有幾家左派出版社開出高價。最後，大陸有三家半官方出版社要以五百萬元買斷版權。

他的回憶錄完稿後，交有關方面審核，但一直拖着無下文。據知，江澤民對此有過指示：不宜出版。生活有困難，可提高補助。從此，姚文元每月有四千元人民幣的養老費，還配備了一名警衛兼職工“照顧”他。

當局對姚文元回憶錄的“五不准”

到了二○○二年初，有關部門就姚文元回憶錄的出版提出了“五不准”：不准公開沒有解密的黨、政、國家機密;不准公開黨和國家已故領導人的私人問題;不准公開會引起社會爭議，被國際反華勢力利用，危害國家聲譽的資料;不准公開無法核實真偽的敏感政治問題;不准公開發行。

姚文元新撰《回顧與反思》爆歷史真相

姚文元在回憶錄被禁後，去年冬天又向有關部門提出要求，就本人親身經歷，所參與、所見的歷史事實，能以回顧、敘事的形式寫下來。他的這一要求獲准，還為他配備了一名資料助理員。

姚文元用了近八個月的時間，寫了五萬多字的《回顧與反思》，並澄清了若乾重要歷史事件的真偽。其中爆出了若干歷史真相，實際上這是他回憶錄的簡本。

以下是該《回顧與反思》的部分內容。

毛澤東對林彪外逃事件的反應

毛澤東在獲知林彪乘飛機外逃蘇聯時，還不全信，他叫總理(周恩來)再了解進一步情況。等到林彪乘飛機外逃已四個多小時，警衛部隊找不到林彪後，總理作第三次報告時，毛澤東還半信半疑，對在場的政治局委員說：“他(林彪)會害怕我不能容留他，要走人。”毛仰望着天花板長嘆一口氣，說：“高，高超!我被他騙了，騙了二十二年。你們都被騙了!不要做事後諸葛亮!”毛澤東還指着周恩來、江青責罵：“一個總理，一個我老婆，都把副主席抬得天一樣高，我也受你們的騙了。”

姚文元寫道：林彪事件後，毛澤東一度精神恍惚，摔東西，罵人，驅趕身邊的工作人員。有時，唯有周恩來安排李敏、李訥由張玉鳳陪着，去安慰父親(毛澤東)，才能使毛澤東的情緒平靜些。

毛澤東對周恩來追悼會的意見

姚文元寫道：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來逝世，要開追悼會。毛澤東批示，由政治局擬一個意見。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朱德等表態，請毛澤東出席;華國鋒、陳錫聯、吳德、紀登奎、王洪文、我(姚文元)表態：請主席酌情;江青、張春橋、汪東興表態：反對主席出席。

毛澤東在政治局討論的意見上，圈了華國鋒、陳錫聯等人表態的意見，批上“好”字。在決定誰主持追悼會時，又爭持不下，請示毛澤東，毛澤東說：“爭什麼?還是由總理的親密戰友加同志主持好。”親密戰友加同志，指的是鄧小平。

毛澤東對“四五”天安門事件的反應

七六年清明的天安門事件，毛澤東看了簡報，派了秘書到天安門了解情況後，說：“悼念總理，歌頌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現代秦始皇了”;“不要瞞我，矛頭是對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債!誰說沒有政治後台?這個政治後台，你們都怕他嘛!他有社會基礎，有軍方保護。”

姚文元證實，對七六年清明天安門事件的定性、鎮壓，都是由毛澤東決定的。

關於對鄧小平的處理決定

中央政治局在討論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時，葉劍英不表態，朱德離開了會場。在討論開除鄧小平黨籍時，葉劍英起身說：“開除?把我也一起開除吧!”說罷就離開了會場。李先念不表態。華國鋒、陳錫聯、吳德、紀登奎提出：要請示毛主席。

毛澤東在政治局討論紀要上，圈了葉劍英，批上：是在指責我。圈了李先念，批上：還是給我面子。圈了華、陳、吳、紀，批上：意見相同，我還活着，留在黨內。

關於總理人選

姚文元寫道：中央政治局在討論總理人選時，提出了三個人：華國鋒、李先念、張春橋，還提出增補江青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是汪東興提名，報送主席的。毛澤東圈了華國鋒為總理，並加上“第一副主席”，圈掉李、張、江青，同時打“□”。毛澤東還召見汪東興、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和我，說：“誰提江青為黨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誠，是汪還是張提的?誰提是誰在害她，逼我早死，你們要擁江，也得等我死後。”

關於對黃、吳、邱、李的處理

姚文元還爆出史實內幕：林彪“九·一三”事件後，中央政治局曾討論如何處理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四人及其他隨從的問題，都無主意，請示主席。毛澤東說：走資派、叛徒、內奸、工賊、現行反革命，都能處理、解決，對軍事政變集團、投向北面敵人的一夥，還處理、解決不了?軍事法庭被砸了，為什麼不送軍事法庭審判?毛又指示：判黃、吳、邱、李死刑，也不過份。毛澤東還問了多名老帥，老帥對林彪無好感，但也不贊同判他們死刑。後來，四十多名將軍的意見也基本一致，認為這四個人“罪不致死”，要求“養起來”，甚至也有的將軍提出：指控他們政變、謀害，都缺乏證據，要求調查、核實。

毛給華國鋒寫“你辦事我放心”子虛烏有

姚文元還爆出：“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資料中，摻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據當時政治形勢需要而編匯的。因為當時有過決議：一切要從維護毛主席形象、絕對權威，維護毛澤東思想、維護文化大革命、維護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幾大原則出發。

姚文元爆出：關於毛澤東給華國鋒寫的“你辦事，我放心”，事實上並不存在，是虛構出來的。

毛為身後事憂慮

姚文元爆出：毛自從林彪事件後至臨終，常憂慮他死後老帥們會造反，出現中國軍中的赫魯曉夫，怎麼辦?

姚文元又寫道：毛澤東曾多次提及身後班子的名單：黨主席，江青;總理，華國鋒;人大委員長，王洪文或毛遠新;軍委主席，陳錫聯。毛還將這一名單，詢問了政治局委員們的意見。

2006年1月6日新華社發出以下不足百字新聞稿：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於2005年12月23日病逝。

姚文元，男，74歲，於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

十八年恍如隔世：姚文元出獄的前前後後

1996年1月，姚文元刑滿出獄。他站在那間他蹲了十多年的牢房裡，看了看四周，對着屋子長長地嘆了一口氣。然後慢慢地脫下身上的囚衣，換上了家裡人早已送來的一套新中山裝。
獄警打開了那扇沉重的大鐵門。姚文元對獄警說：“這麼多年，真麻煩你們了。”獄警嚴肅地說：“不要客氣，回去後好好想一想，以後可不能做那些壞事了。”姚文元點點頭連說：“說得對，說得對！”他提着自己在監獄裡的東西，跟着獄警到了監獄的辦公室，辦理完了一切出獄手續，看着外面燦爛的陽光，高興地向大門外走去。此時，家裡的人早已在大門外面接他來了。

姚文元在親人們的陪同下，提着東西來到北京火車站，購買回上海的火車票。這位昔日出門時都是前呼後擁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時在排隊的人群中，將頭上帽子壓得低低的，生怕有人認出自己。當火車在上海火車站停靠，姚文元下車看到自己的妻子金英時，眼淚都快流出來了，不覺長嘆一聲：“唉，這真是十年一夢啊！”
被捕時的情景
姚文元是在被通知到懷仁堂開會時被捕的。那是1976年10月6日下午3點鐘的時候，機要秘書郭木文將一份緊急通知送到了他的辦公桌上。
信的內容是這樣的：
根據華國鋒同志的建議，茲定於10月6日晚8時在懷仁堂二樓召開政治局常委會。主要議程：
一、審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清樣；
二、研究毛主席紀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護措施。
因部分文獻需要改動，請姚文元同志列席會議。
中共中央辦公廳
汪東興(簽字)
1976年10月6日
姚文元此時既表示懷疑，可又不願放棄有可能升為“常委”的機會，為了穩妥，便決定找一下張春橋，再將情況弄清楚。他來到了張春橋住地，知道張春橋同樣也接到了一份會議通知。姚文元懷疑這次會議是一場“鴻門宴”。他剛談出自己的想法，一向被尊敬為軍師的張春橋卻笑他太多慮了，並當場指點他說：“你為何不能參加呢，現在你不是常委，可十年前你是什麼，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現在已經在政治局幹了這麼多年，事物從來都是發展的嘛！”
接着，張春橋又舉起幾根手指說：“這4個行嗎？怎麼也得是個單數。”姚文元了解到，這次會議沒有通知江青參加，這使他放了心。
姚文元就在這種複雜而多慮的情況下，於7點40分從家裡驅車前往懷仁堂開會。姚文元是繼張春橋、王洪文之後最後一個來開會的。他被人領到東廊的休息室。這時，中共中央警衛局政委武健華走進來，向他宣讀了中央決定。
當聽到宣讀後他並沒有像王洪文一樣窮凶極惡地向對方撲去，而是表現得很平靜，沒有反抗，也沒有爭辯，只說了一聲“走吧”。早已做好準備的行動人員，此時竟沒有了“用武之地”，就領着姚文元出了大門。
無法辯掉的罪責
可以說，在林彪、江青這兩個反革命集團受審的十名主犯中，沒有哪一個有姚文元如此的“辯護本領”，也沒有哪一個敢在法庭上，公開將自己罪責說成只是“工作責任”。對於這一點，林彪那伙耍槍桿子的不必說，就連姚文元之前耍慣了筆桿子的陳伯達，此刻也望塵莫及。
在法庭上公訴人指出：“……姚文元同張春橋、王洪文誣陷、迫害陳丕顯、曹獲秋等，是為了鞏固他們在上海篡奪的權力，把上海變成他們反革命活動的基地，決不是什麼工作責任，而是他們蓄意犯罪。”
公訴人發言後，審判員問辯護律師對被告人還有什麼要發問的。
姚文元的辯護人名叫韓學章，是一位深通法律的女律師。
韓學章問姚文元：“你誣陷上海市委書記、市長曹荻秋同志是叛徒，你跟張春橋是怎麼商量的？是怎麼定下來的？”
姚文元是一個“聰明人”，他從自己的角度出發，對辯護人提出的問題答道：“關於曹荻秋的問題，我沒有跟張春橋專門講過……在叛徒問題上沒有進行過什麼指使人策劃或者專門要他們定為叛徒……我畫過圈，我沒有蓄意要一定迫害他，但是定為叛徒是錯誤的，我這一點要負責任。”

慣於玩弄文字遊戲的姚文元在這裡用了幾個很特別的程度副詞。在談到與張春橋共同密謀迫害曹荻秋時，他用了“我沒有跟張春橋專門講過”，這裡的“專門”二字很值得研究。從另一個角度理解，就是他沒有否認自己參與迫害曹荻秋這個事實，曾講過這個問題，但不是專門講的，就不存在蓄意迫害，一般的工作上講一講，你如何定罪？
另一點就是他說自己“沒有蓄意一定要迫害他”，這裡的“一定”也用得很有分寸。因為迫害已是事實，但也只是“畫過圈”，屬於一般的工作問題，並不是自己“一定”要這麼做，罪行自然不同了。
還有在最後，他也只承認“這一點要負責任”。原上海市委在張春橋的控制下，馬天水等人把持原上海市委常委通過的誣陷曹荻秋同志的所謂“審查報告”……上報中央之前，先直送北京給張春橋和姚文元等人，經他們“審查”圈閱，並根據他們所定調子修改後，才能正式上報黨中央。
由此不難看出，姚文元無論如何狡猾地為自己辯護，他在迫害陳丕顯、曹荻秋，參與篡奪上海市委大權的反革命行動的罪行是無論如何都賴不掉的。
在獄中家事突發
姚文元被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
在入獄後，他不像江青一樣大吵大鬧，也不像張春橋一言不發，他總是裝出一副老實改造的樣子，每天讀報、看書、寫檢查、談自己的認識，要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劃清界線。
除此之外，為了表現積極，他還根據報上得到的消息，不斷向監獄方面提出各種有關國家大事的建議，並要他們向中央政治局轉達。這其中最可笑的是，當他看到報上登的全國人民生活富足了，家家豐衣足食，很多人家過年時都是大米白面猛吃時，就向監獄方面提出，這樣可不行啊，這樣搞幾年就會沒有糧食吃了，得有個計劃，發個票進行限制。請你們趕快代表我向中央政治局同志們轉告一下，提醒他們，我們還是要艱苦奮鬥，對糧食要有計劃，不能這樣敞開肚皮來吃啊！
在服刑的時間裡，姚文元還遇到了煩心事，那就是家裡的財產糾紛。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病逝，留下了一筆遺產，1986年，姚文元母親周文修為繼承姚蓬子的遺產扯起了風波，家裡為此鬧得不可開交，最後還是要姚文元這個親兒子表態。
事情終於通知了正在服刑的姚文元，此時的姚文元需要的是自由，對於財物之事早已看穿，於是他寫信給妻子，動員她在這個事情上對母親讓步。
由於姚文元表現了靈活的態度。這件鬧到了監獄的家事，最後終於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