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的“表嫂”

我在大渡口站下了車,然後過江乘短途汽車去到了苦竹壩。

和周歧一起逃離勞教隊的時候,完全沒想到會發生這一個月來的意外遭遇,雖然臨行前許多“同學”或出於友誼,或出於正義感,都曾表示對我這種對肉刑的抗議表示支持。有的甚至把家庭地址都告訴了我,叫我有困難去他家,因為我知道這種作法弄不好會連累家人,基本上是不可取的,從沒記下其中任何一個人的家庭地址。

但是,在我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分別在重慶和成都去找過個兩位“同學”的家屬,這兩位家屬在我決定逃跑期間,都曾經到旺蒼快活場勞教隊來探親,並經由她們的親人特意介紹我認識,以便今後好聯糸,其中一位還因此而遭到不幸,雖然以後也平了反,但癒合了傷口也癒合不了傷痕,特別癒合不了我對這位無辜者的愧疚和遺憾。

她是我當年最好的一位朋友的妻子,美麗忠貞,善良誠懇,還是個慈祥的母親。她在這個工廠的一個車間搞醫務工作,帶着一個四歲的女兒住在這個車間的宿舍里,她對同事們宣稱,我是她丈夫的表弟以搪塞那些愛管閒事的耳目。

這個車間距離厂部有十多里路,規模並不大,人也不多,市場的不景氣迫使這個國營企業陷入半停產狀態,廠里靜悄悄地一片蕭條。偌大一間集體宿舍里,約二十多張放着臥具的床卻只住了兩個人,其中還得把我這位外來人口算上。我睡在某位不知姓名的工友的床上,我身上成群結隊的虱子,肯定有一些“走失”在他的床上,這也是我深為抱歉的難言之隱。

車間裡人手不夠,我這位“表嫂”除了負責清閒的醫療工作以外,還得在車間辦公室兼一份寫寫算算的差使,車間的公章也由她保管。

雖然“表嫂”對我的到來表示熱情歡迎,但這決不能成為奪取從她母女倆口糧的理由,何況她倆的口糧加起來也只能供我個半飽。我背着她早晚到市場上去買最便宜的紅苕葉子,在正常年景這是最常用的豬飼料,最貧困的農戶也不會吃的。我在車間的一個小煤炭爐子上煮來當飯吃,只對她撒謊說：“我吃過了。”我只要求她借一百元錢給我,(這數目相當於她兩個月的工資總額),她慷慨地同意了。我當着她的面給我在新疆的妻子寫了封信,叫她匯來付還(很快匯來還了)。

錢借到了,證明怎麼辦,當年蓋有公章的一紙證明相當於今天的身份證,沒有它可寸步難行。“表嫂”說：“有辦法。”當晚她把我帶到辦公室,打開抽屜,取出車間的公章。但是,車間的公章對外不起作用,“表嫂”便開始實施她的“辦法”。她先給這公章蘸上印泥,然後用一個小紙片把中間豎着刻的“第二車間”四個字貼蓋上,印出來便是一個像模像樣的 廠級公章了,她順手給我蓋了三張備用。“表嫂”還輕鬆地說：“各車間為了買特價白糖,造廠級證明都是用這個辦法蓋的。”似乎這個半公開的秘密像兒童遊戲一樣地簡單。我們當時都還是比較幼稚天真,沒想到會出多大問題。

後來,單純誠摯的“表嫂”,為此付出了被判五年有期徒刑的代價,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雖然刑期只有五年,而那“賤民”的身份必將終身蹂躪着她。二十年後,涉案的人雖然都得以平反,但殘缺家庭留下的創口將永遠流血,那是萬能的上帝也無法修復的了。

如果悔恨可以進行衡量,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我對“表嫂”帶來的傷害,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悔恨,對這位比一切無辜者更無辜的善良母親,我的悔恨,恰似一江春水。

成都的“大姐”

重慶給我的麻煩夠多了,兩天后,我逃到了成都。

在我逃離勞教隊的前幾天,恰逢黃江榮“同學”的胞姐黃江芳從成都來旺蒼探親。我與黃江榮一同出席過1956年四川省文學創作會議,並兩度在同一期刊物上發表過作品。雖無深交,卻有舊緣。加上我們這個中隊剛組成不久,我與他都是從別的中隊調入而且各自在不同的大組,沒有更多接觸的機會,交往不是很深。

一周以前,黃江榮因圖謀逃跑被送到大隊部關禁閉,因為他姐姐的到來才臨時把他從大隊禁閉室調回中隊禁閉,中隊沒有武裝看守,所謂禁閉只是不出工而已。黃江榮從他的朋友圈子中得到我將於近期逃跑的消息十分興奮,並從禁閉室捎話找我面談。在禁閉室窗前,他把他姐姐介紹我認識,對我說姐姐住在中北打金街44號,在外面有困難可以去找她,黃大姐也點頭同意。

在一座簡陋的平房裡,我見到了黃江芳大姐, 像當年所有中國平民的家庭一樣,接近貧寒的簡樸,體現在狹窄的房間和陳舊的家俱上。大姐夫不在家,大姐悄悄告訴我,他丈夫是管制份子,到街道辦事處去接受訓話去了。具有這種身份的家庭和我這種份子的交往一旦被發現後果更為嚴重。我就向大姐要了一件黃江榮穿過的舊棉衣。初冬的寒風己不是我身上的單衣所能抵擋的了,大姐很快拿了出來,我穿上後立即告辭,大姐說：“不行不行,你這麼遠來了,飯都不吃一頓成什麼話。”拉着我不准走。

感謝黃大姐的盛情，使我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兩個無比辛酸的畫面：一個是黃大姐彎下腰去,在她家那隻長方形的大米櫃舀米的樣子,特別是為了舀出最後幾粒米,米櫃底板發出的呱呱呱地叫苦聲；另一個畫面是黃大姐叫她八歲的女兒，到鄰居家借一小酒杯菜油,好炒一樣有油的菜來款待我,她女兒從鄰居家端着這一小酒杯菜油, 像捧着一顆價值連城的夜明珠一樣,深害怕灑落了一點一滴,一個碎步又一個碎步、謹慎而又謹慎慢慢移回家來的動人情景……

我不幸的祖國母親,你被折騰成什麼樣子了!

巧遇“江青”

四川對我來說是危機四伏的“雷區”,我得趕緊離開。

那年代的成都火車站十分簡陋,災荒歲月,車站像人一樣枯萎, 像家庭一樣寒酸。出站口對面幾間簡陋的鋪面上方,懸掛着一塊“火車站一條龍服務處”的紅布橫幅,橫幅下面正站着一個面目清秀、身材窈窕的姑娘,我定睛一看,那不正是我關進郵局巷遊民收容所時,被工作人員逼至牆邊並吼着問她“你現在還叫不叫江青”的女孩嗎?我記起“江洋大盜”曾經告訴我她的真名字叫戴萌,而且和我一樣是右派份子,而且和我一樣,是判了勞教的右派份子,而且又和我一樣,是從勞教隊逃跑出來的右派勞教份子,不同的只是她化名江青當妓女,我化名黎維民還在“待業”期中。就憑這一系列的一樣,我也應該前去向她致意。

我在她身邊輕輕地喚了一聲：“戴萌!”她用一雙吃驚的大眼睛瞪着我,我報以微笑並小聲告訴她：“我也在郵局巷泡過。”既然大家都是淪落天涯的“同泡”,距離立刻拉近,我告訴她火車站太複雜,我們還是邊走邊談吧。

我倆並肩朝東面的田壩方向走去,她一邊走一邊對我說,她原在重慶市第囗人民醫院工作,57年給領導提了點過激的意見被劃為右派份子,送到峨邊縣沙坪農場勞動教養,她是從那裡逃跑出來的。我知道1958年初,全省處理右派時,大部份都送到了這座邊遠山區的農場,我們這幾十個南充送來的傢伙,剛剛到成都新生巷四號轉運站,便開始組建四川省公安廳築路二支隊(一支隊是勞改支隊),凡花名冊在我之前的均送了沙坪農場,在我之後的除老弱病殘和女右派之外,都到了築路二支隊。本人也僥倖成為築路二支隊第一中隊第一大組第一小組的第一名,我還有那麼一點點“劃時代”的榮幸感,所以每次集合點名,第一個呼喊的就是張先痴,我回答的那聲“到”!絕對響徹雲霄。

我倆走到一條水渠旁邊的荒草地上,“江青”又對我說,她剛跑出來時,便到江津她外婆家(小時候外婆最疼愛我),外公土改時被槍斃了,我想在農村陪我孤苦的外婆過一輩子算了。沒兩天被積極份子密報,來了一夥民兵翻箱倒櫃的搜查,我躲在一堆穀草里渾身發抖,想到這樣下去還會連累可憐的外婆,當晚就跑到了重慶。後來碰到西昌的小馬(小馬的樣兒確實長得乖),幾姊妹就在成渝線上找碗飯吃。又說：“我今天到火車站來,就是想看碰不碰得到小馬她們。”我也向她介紹了我的情況,甚至我的真名實姓。當然我們也談了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即當年不可一世的三面紅旗的不屑。河渠對面有幾個挖地的農民,六十年代的人都比較保守,他們肯定誤以為我們是一對戀人,故意大聲地說幾句戲謔性的不怎麼文明的話,我們只假裝沒聽見,不予理睬。

看樣子時間也不早了,肚子又餓得難受,我便問她需不需要什麼幫助?她說,你也沒有多餘的錢,就給我開一張證明吧。我取出空白證明問她用什麼名字,她思考了一陣說,就寫江瓊,我心中暗想,江青這個名字對人的感官刺激太大了吧。

我倆起身散步似的向城內走去,在一個街口看見一家飯館正在賣蓋澆飯,災害年代四川的飯館多半都賣這種飯,因為沒有肉類或更多的蔬菜品種供應,就是有,我這類人也因其昂貴而不敢問津。所謂的蓋澆飯也就是用芹菜或胡蘿葡之類的大眾菜煮成釅一點的湯,將這湯澆蓋在一碗米飯的面上而得名。這只是我對這飯名由來的揣測而己,這種獨領風騷若干年的“四川名小吃”被嚴酷的歷史篩選掉了,連這三個字是不是錯別字我都沒有把握。

一小時前命名的江瓊去占領桌位,我手攥糧票和鈔票去排隊買牌子並端飯, 我和她只用了幾分鐘就吞了個碗底朝天。(那個年代,餓極了的中國同胞都用吞的功能替代了咀嚼的功能,哪怕是一位長着櫻桃小口的姑娘,)走出飯館,天已快黑了,我想和她道別,她說∶“我還有些話，明天再談一下行不行? ”我猶豫了一下便同意了,讓她明天上午十點在春熙路孫中山銅像前會面。最後對她說,我準備到牛市口去住旅館,那裡有便宜的。她說我也要到那邊去,乾脆同路。

我和她一起朝牛市口方向走去,沒走多遠,她伸出雙手拽着我的右胳膊說：“我實在走不動了,叫個三輪車吧。”對此我頗有反感,認為都落難到如此地步還這樣嬌氣,但我還是忍下去了。叫了部三輪車,上車後她的頭偏過來靠在我的肩上,這時我從她翹起的二郎腿上發現,她的腳已經水腫得相當厲害,這是全身水腫的先期徵兆,這個階段的患者走路有困難。很後悔我剛才對她要求坐三輪車的反感,還產生了一種憐惜之情。這時她卻溫柔地在我耳邊悄悄問道：“你想不想要我?”老實說,一個二十多歲身邊沒有妻室的男人,一個永遠不想攀登道德頂峰的我,在人類還不知道愛滋病為何物的年代,面對一位年輕漂亮的姑娘用這種輕柔的聲音發出的呼喚能無動於衷嗎?前面那段《尷尬的小插曲》中我己敘說過,“自然災害”早己把我閹成了沒有繁殖力的“太監”,而我又沒有勇氣在一位美女面前承認。我只得指着她的二郎腿說：“算了,你看你的腳都腫成什麼樣子了。”為了顧面子,我竟然做出一副惜香憐玉的高姿態,當年的我也只是這樣的檔次而己。

第二天，我們如約在春熙路見了面,她拉拉我的衣袖說：“走,吃飯去,我招待你”。我們去到附近一家飯館,吃的仍然是蓋澆飯,還沒吃完她又一邊掏錢一邊說：“我再去買兩個鍋魁”(成都人對燒餅的稱謂)。我看見她撒在餐桌上的鈔票竟有十多元。心想昨晚我和她分手後,不知道她在哪裡找到了一位願意為她付錢的人,一陣莫明地悲涼湧上了心頭,連鍋魁也索然無味了。

我們一起去到人民公園,坐在草地上繼續昨天的話題,說到今後的打算,我說我準備到西安去,她低着頭沉吟了好一陣,然後小聲說：“不曉得你願不願意帶上我?”這個比翼雙飛的主意決不是一個沒有誘惑力的設想,孤獨的漂泊和結伴而行絕對像苦和樂一樣對應。何況我和她的命運是那樣相似相近,她又是那祥漂亮可人,我也不可能當一輩子太監……但是一想到吃飯想到生存這個每天都碰到的問題,浪漫這兩個字就不那麼可愛了。再想到為我付出了一切的妻子,我們能飛多遠飛多久?在每時每刻都有人餓死的土地上,我們能夠用幻想來消遣嗎?她見我沉默不語,又問了一句：“你是不是看不上我?”我說：“不是看不看得上的問題,而是我們怎樣活下去的問題,……總不能讓‘江青’來養活我嘛。”最後我又說：“老實說你比我妻子更漂亮,但是我妻子己經為我作了太大的犧牲,你一定不希望我成為一個忘恩負義的人吧。”她低頭不語。

四小時後,我己經坐在開往西安的列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