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檔案的題外話

有我類似背景的人,可能都不喜歡檔案袋,那裡面記載的主要內容大致可以概括成以下16個字：年齡籍貫社會關係個人經歷功過是非。這前面12個字的內容因系客觀存在的事實,除極少數真正心懷鬼胎別有用心的人以外都能如實交代並紀錄在卷。問題常常出在功過是非這最後四個字上。

我決不是給自己臉上貼金,在我未接觸檔案之前,我確實是一個因單純而顯得可愛的小伙子,一個被中外文學名著滋養成長的年輕人。當然,正如馬克思那句名言所說：“我是人,人所具有我無不具有”。人都有缺點,我當然也有缺點,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就不是一個因單純而顯得可愛的小伙子。

1954年,我由部隊轉業到南充縣民政科,這個科的業務範圍中，包含着復員轉業軍人的安置工作。這些軍人回家不久,將由機要通信單位送來他們的個人檔案,看檔案了解每個待安置者的背景情況成為我的工作內容之一。我很快地就把看小說的興趣轉移到這方面來了,而且我專選厚檔案看,似乎是問題越複雜我看得越起勁,以至我們的科長也誤以為我工作認真負責廢寢忘食,竟在科務會議上進行表揚,其實我是在假公濟私大過小說癮,這一度使我感到十分慚愧。

有一次送來一份像大型工具書《辭源》那樣厚重的檔案,我心中大喜,認為肯定可以大飽眼福。誰知我越看越不對勁,因為本縣的復員軍人中,斷然沒有像檔案的“案主”(涉嫌生造詞彙)這樣官階高資格老的幹部,但是到手的寶貝怎捨得輕易放棄,我繼續發揚我的廢寢忘食,直看到深夜11時才看完。這時我終於明白,原來把南充縣兵役局王局長的檔案袋誤寄到我們這兒了。這局長雖是個上校官銜的長征老幹部,但樸實憨厚真正是個平易近人的慈祥老人。五十年代機關幹部很少,當年一個縣人民政府的幹部還沒有今天一個財政局的幹部多,幹部少拍馬屁的人當然也少些,其次當年同志間的關係也就不像今天這樣等級森嚴複雜詭秘。

因為復員軍人安置工作和兵役局也有些關係,有時我也得向王局長請示匯報,逐漸地我和他私人關係也友善起來。有一次我竟然用他檔案里的羅曼史中一位女護士的名字來和他開玩笑,對我這種違犯保密紀律的錯誤,他只要給紀委通個氣,當年人稱小張今日49號的鄙人日子就不好過。而他只是假裝生氣地說：“你狗日的拿下去亂說看老子揍你。”那年代人際關係的誠摯相待由此可見一斑。後來反右鬥爭進入處理階段,事後有人告訴我,他作為縣委常委還幫我說過兩句好話,只不過因寡不敵眾敗下陣來罷了。至今他己去世四十餘年,在我腦際中刻就的好人名單上,他的名字始終赫然屹立。

檔案對我產生巨大影響是朝鮮停戰以後,南充有幾個遣送回來的志願軍戰俘,按規定他們並不以復員軍人對待,但檔案卻送到了民政科,一個多月後,上級來文件將這批檔案全部移交公安局,這就意味着這批戰俘的命運將歸公安部門掌管,檔案是我親自送去的(我順便去看了局裡的一位漂亮女孩,所以印象特別深刻)。

只是以我廢寢忘食的速度,早己把這幾袋僅次於《辭源》的檔案內容一一看過,我受到一次極大的震撼,在今天的歷史條件下,我可以誠實地說,我對這批歸國戰俘的處境深感不平。印象極深的是金鳳區白家鄉的一位高中畢業生,一手漂亮的鋼筆行草簡直令人嘆服。1951年他滿懷保家衛國的豪情壯志雄糾糾氣昂昂地跨過了鴨綠江,後在戰鬥中被俘,在戰俘營,特務強制在他的背上紋刻了四個很反動的字(檔案里有巨幅照片為證)。後來在交換戰俘時,雖然敵方再三勸說他去台灣,但他毅然投向了祖國大陸的懷抱,應該說在大節問題上他的選擇證明了他是愛國的,但祖國並沒有給他溫暖。為了他的工作問題我費盡唇舌卻始終得不到認可,那年頭農村小學教師奇缺,據文教科的熟人說,有從舊社會來的老夫子教師你問他為什麼會打雷,他可以回答說“是因為東半球和西半球相碰”。我們這位戰俘至少在小學生極需的自然知識方面,不知比亂打雷的老夫子高明多少, 但偏偏不用他。這當然只是一個例子,但不幸的是這個例子具有極鮮明的普遍意義,他們一直在農村過着“二等公民”的生活。

我並不排除我個人的感情因素,因為我參軍時所在的二野三兵團十二軍,就是在朝鮮戰爭中被俘人數相當多的一個單位,我想到一起參軍的同學中必然也有人成為不幸的戰俘中的一員,甚至想到我如果不是因為去了軍事院校,肯定我也去了朝鮮,說不定我的背上也會刻上幾個不堪入目的字。

關鍵是檔案里的那幾句決定命運的結論,僅就我所看到的那幾份而言,沒有一個不是在政治上判了死刑的。而我的基本觀點卻是,出現背上刻字之類的事,那只是戰俘們的不幸,而不是他們的罪過。

看了許多別人的檔案,特別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的檔案中,那幾句階級陣線分明的組織結論,其實這些人的家庭出身都比我還要好一些,因此我很自然地聯想到我那份厚重的檔案中的組織結論。他們因此而復員,我因此而轉業,是五十步與一百步的問題,而不是帶有本質意義的問題,所謂的“重在表現”和以後那動聽的“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選擇” ，也僅僅是策略需要而已,真正占主導地位的政策,仍然是“唯成份論”說了算。當然上述這一切想法都只是我內心深處的東西,在反右鬥爭中我主動檢查批判了這些思想。用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來的情況來驗證,我那時的想法,似乎也不是那麼荒誕無稽。

                      法庭上的意外

為什麼寫看守所的遭遇會突然寫到有關檔案的一些題外話,因為寫到有關我的起訴書的情況時,我從抽屜里取出了我的檔案袋,這是我自己給自己建立的檔案袋,它不會傷害任何一個人,當然也不會傷害我。相反,它常常會對我發出問心無愧的微笑。

這份用灌縣人民檢察院公文稿箋複寫而成的起訴書編號為(63)灌檢字第70號,我本想全文照抄,但它把張先痴的痴字寫錯了,病旁上它少打了兩點,電腦上因為沒有這個漢字打不出來,雖然姓名弄錯,但被起訴者肯定是我而不是另外一個張先某,我就不再轉抄姓名性別這些驗明正身的內容了,另外涉案的幾個人的名字因為涉及姓名權的問題,我和他們都己失去聯繫二十多年,沒法去徵求意見,故他們的姓名也按看守所染上的習俗以號碼代之,反正以前也叫過號碼,號碼不是姓名,也就不涉及侵權方面的法律糾紛的問題了,起訴書原文如下：

    被告張謀因反革命案 件於1963年4月21日由灌縣公安局扣捕,預審終結移送我院,經我院          審查判明被告犯有下列罪行：

    被告張謀因犯反革命罪,於1958年3月由南充縣人民法院判處管制五年送勞

      動教養,在勞教期中,抗拒改造,積極組織逃跑,叛國投敵,61年8月以來,先後夥同勞教

      份子123、234、345、456(均己捕)等人,策劃叛國投敵活動,妄圖到南斯拉夫駐華使館

      “政治避難”進而投靠“鐵托集團”,被告在首犯123的策劃指使下,偽造了四川省地

  質局公章製造假證明,籌劃了路費、口糧等,並由首犯123親筆寫信條二張與天津的派

  遣特務份子其兄某某某(本文作者故意隱其姓名),要其幫助投靠敵特。事後被告於同年

  10月1日便同234同時逃跑,途經成都西安到達北京後,見去南斯拉夫使館無機可乘,則

  於11月23日又逃往天津與特務份子某某某掛勾,被告與某某某見面後,便以攻擊我三面

  紅“?”(應為旗字,起訴書上寫的是一個電腦上辭典里都沒有的字,但肯定不是甲骨文

  一一本文作者注)對某進行煽動,“堅強起來”,“革命”,妄圖通過某某某之大力幫助潛

  逃到香港投靠敵特進行反革命活動,被告在捕回集訓中還繼續書寫反動詩歌叫囂“今後

  箅總賬”,妄想反革命復辟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但被告捕後尚能坦白認罪。

    根據上述,被告張謀一貫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犯有投敵叛國之罪應予依法懲辦,

  為此特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請予處理。

                            此 致

                           灌縣人民法院

                                              檢察員黨壽光(蓋灌縣人民檢察院公章)

1963年8月18日

我在這份起書的下面寫有以下幾句話：“1963年10月18日(星期五)下午4時在陳家巷人民法院法庭上收得此起訴書,隨即開庭公開審理此案,六時審理終結仍回看守所,審判長說‘暫不宣判’即退庭。”(這幾句話估計是返回監舍後寫下的)。

我是一個絕對不信任何迷信的人,但生活中的的確確有些不可思議的事情令人驚嘆。例如我從來沒有夢見過我死去多年的父親,僅有的一次是我逃跑到天津被抓捕後的當晚,也就是生平第一次跨進監獄的當晚,夢見我父親走在我的前面,他突然回過頭來,惡狠狠地盯了我一眼而後無影無蹤。父親於1951年冬在重慶菜園壩槍斃而死,那時我剛剛調到西南軍區土改工作團,住在嘉陵新村部隊招待所里學習土改政策,第二天就將出發到合江縣參加土地改革,領導宣布放假一天,大家去買點日用品,作好下鄉的準備。我並不知道父親被抓並關在重慶(全家人都在成都),我在重慶觀音岩的街上走着時,突然有一輛卡車上面擠滿了五花大綁的犯人從我身側駛過,我不經意的向急駛的卡車上盯了一眼,似乎我發現車上有一個人很像我的父親而且他正望着我,就在此時下着坡的卡車一個左轉彎就消失了。我的頭向右一偏,身邊的牆上正貼着一張槍斃人的大布告,第一名就是我父親的名字,我當時一點也沒有傷心，因為通過參軍後的一系列學習,我相信共產黨是絕對英明正確的,我是革命戰士,他是階級敵人,在前不久開展的“民主運動”中,我已誠懇地向領導表明了我的這一立場。回到住地便主動的向我的青年團小組長武角(現在成都,他從四川音樂學院教務長職位上離休下來,我們偶爾同桌搓麻將)匯報了這一情況,並表明我決不會因此而動搖我的革命意志。在我入獄的當晚,死去十年的父親史無前例的在我夢中顯現,是向我暗示什麼或者警示什麼,只有上帝才知道,假如真有上帝的話。（我現在為我會寫下這些話深深懺悔。補記）

陳家巷看守所的斜對門,就是我被公開開庭審判的法庭,法庭里估計有一百多個看熱鬧的男女老少,當法警押着我跨進大門的時候,迎面第一個看見的竟是我的“妻子”,當我和她四目對視的時候,她無動於衷的眼神告訴我,她不是我的妻子。難道是妻子派她來和我訣別的嗎?當我在被告席上站定,回過頭來想再看一眼“妻子”時,她也消失得無影無蹤了,我只是在心裡納悶,世界上竟有長得這樣相像的人。

關於這位美麗善良的妻子,今後我還有回憶文章詳細表述,這裡簡要談一點。反右運動中,她從醫院抽調到南充地區整風領導小組辦公室搞些文字工作,從這個安排可以看出,她並不是內定的“嫌疑派”。(原諒我生造詞一個)後來出現了我的大字報,回到家裡她還安慰我說：“沒啥子,領導說過,右派主要是思想問題”。不久全縣鄉以上的幹部集中在地委黨校進行“封閉學習” （即一律不准回家,不准離開學習住所、也不准與外界接觸的關門學習），我和她自然被隔離開來。

後來運動逐漸深入,由我妻子所在單位主辦的《整風簡報》和南充縣的《整風簡報》累累被喪心病狂的右派份子張謀竊據了頭版頭條新聞,在這種“封閉”的情況下,“自覺”放棄自由的左派和右派都“自覺”放棄了與親人的聯繫。事後我得知,幼稚天真的她竟然向領導遞交了一份書面報告,證明我決不是一個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結果第二天清早批判她的大字報就鋪天蓋地,我們這對喜歡舞文弄墨的共青團員夫婦終於“同歸於盡”。我們共同締造的一個後代,現已45歲的兒子竟然是個一字不識的老文盲,我有時甚至噙着老淚想,這簡直不象是生活的真實,卻更象舞台上的魔術。

關於40年前的這次開庭審判,除了“妻子”的突然出現,我幾乎什麼都不記得了,總的一個印象是走走過場而己,在審判開始前一分鐘才將起訴書交給被審判人,不能說沒有搞突然襲擊的嫌疑。試想一下,若干名能判明“夢奸罪”的高智商人物,吃了若干次深夜送來的加班飯,共同炮製了一份高智商的起訴書(請別計較那幾個低級錯別字),又採取突襲手段來對付一個孤立的而且對法律一竅不通的人,最少也是不公平的。在此我不得不回顧一下起訴書的荒唐無稽：一個20多歲的右派份子,千里迢迢地跑到天津去對一個40多歲的“香港派遣特務”(香港是個敵對國家?是個敵對政黨?它派特務來幹什麼?)進行鼓動,(他己經身為職業特務還需要鼓動?)叫他“堅強起來”(被告與該特務素昧平生,怎麼知道他是一個不“堅強”的特務?),叫他“革命”(不“革命”的特務派遣他來幹什麼?)……我竟然為這些荒誕無稽付出了17年另8個月的青壯年歲月。(僅僅只差4個月就服滿我全額刑期),平反以後給了我三個字的巨額賠償,那便是膾炙人口的“向前看”,這怎不令人五體投地?

印象最深的是,想到今後我將是一個服刑囚犯,我不願意再連累我無辜的妻兒,當晚,我伏在“床”上給我妻子寫了一封長信與她訣別,這時獄醫己換成從勞教隊抓來的321號(姑隱其名),我請他偷偷帶出去寄一下(結果此信未得“善終”)。信中的原句我一句也記不起,但我敢肯定那是我一生中寫得最好的一封信。寫那封信以前,我並不知道一個人的眼淚儲藏量竟會如此之大,也不知道訣別真心的愛人會痛苦到那個程度。

上述兩例偶然得出奇的事例絲毫未能改變我對迷信的態度,剛參軍的時候,由於年幼無知,我曾經狂熱地迷信過崇拜過,所以在我的墓志銘上有“也一度是傻子、是瘋子、是回頭浪子”的字句出現,待我思想定型以後,我還能夠終身不渝的繼續迷信的只有四個字：“正義必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