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法學教授、中國政治學學會的發起人龔祥瑞以《盲人奧里翁》命名自己的回憶錄，作者在題記中說：“盲人奧里翁是一顆星座（獵戶），他摸索着，向着朝陽前進。當太陽出來時，他黯然消失在空中，等待他的是無窮無盡的晝夜。我非常像他。”其實，龔祥瑞本人比盲人奧里翁還要不幸，因為盲人奧里翁畢竟看到了太陽的第一線光芒，而龔祥瑞卻未能看到中國實現民主、自由的那一天。在臨終前，龔祥瑞將書稿託付給私淑弟子、著名律師陳有西，並告知最後的一些思考和看法：中國需要一部全新的憲法，現在很多基本問題沒有搞清楚。今日中國有政治而沒有政治學，有憲法而無憲政，當今社會過於看重權力而輕視權利，過於重視國家而忽略了社會。毛澤東深知中國傳統而沒有出國受過教育，只知中國而少知世界，以二十四史治國。以上每一個結論都可以寫成一本大書。更讓龔祥瑞遺憾的是，直到他離開這個世界，也沒有看到回憶錄的出版。雖然他行文謹慎，但該書的出版仍然屢屢碰壁。直到龔祥瑞百歲誕辰之時，這本書才由北大出版社出版問世。而且，最終並未如陳有西所堅持的那樣“不能刪改這本自傳的內容”，出版社仍然“對極少的個別地方作了處理”，真箇是“上朝文網無窮密，魯國春秋一字刪”。

這本回憶錄是龔祥瑞為民主和法治奮鬥的一生的縮影，正如他自己所說——“從三十年代起，我已立下了宏願，就是要為貧弱的祖國造就一大批遵紀守法、效率卓著的行政人員，並深信現代化的‘公務員制度’只有在‘民主’和‘法制’的框架中才能建立起來並予以發展。”但是，他奮鬥一生，卻發現反倒離這個理想漸行漸遠。這不是他的錯誤，乃是整個國家都走上了一條歧路。在時代的倒錯中，個體何能倖免？另一方面，這本回憶錄也折射出一門學科在強權的干預下斷裂乃至險些消亡的歷程：在西方作為“當代顯學”的政治學和法學，在中共建政之後，雙雙被打入冷宮，甚至被取消了存在的合理性。龔祥瑞的“半失業”狀態持續了三十多年。作為一名韋伯形容的“以學術為志業”學者，內心必定是痛苦萬分，無以名狀。

“西安”與“延安”之外的第三條道路

關於“二十世紀自由主義在中國之敗局”的議題，是近年來中國知識界思考和辯論的重點之一。中國的自由主義為何失敗？為何不能戰勝共產主義、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這些意識形態？自由主義本身固然有“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缺陷，但在現實中的困境更是關鍵原因。也就是說，在“槍桿子裡出政權”的文化之中，思想和學術是孱弱的、不受尊重的。秀才永遠不是兵的對手，善的主義根本無法與能夠奪取權力的主義競爭。

龔祥瑞早年秉持“學術救國”的理想，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生在動亂的年代裡，五四運動興起之時，我才十歲，所受的影響多半是胡適之先生的思想，連梁啓超先生的思想也微乎其微，至於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則早已成為官方的裝飾品，誰也未予重視。及至進了清華，縱觀我當時的思想面貌，實屬甘居中游。我既無武裝革命的願望與勇氣，也不相信光靠標語口號、上街遊行就能救祖國於亡國滅種的災難，所謂‘挽狂瀾於既倒’。我只知道一心讀書，首先充實自己，才能以言興邦，以文振華。”換言之，他的思想絕緣於當時流行的激進的左翼思潮，這與他對權力始終保持警惕，並長期留學英國和歐洲並研究法律和政治有關。龔祥瑞的導師是英國政治學家拉斯基，拉斯基在丘吉爾眼中是左派，在蘇俄眼中卻是右派，龔祥瑞受其影響甚大。拉斯基反對馬克思所謂的國家的階級性，並進一步否定國家的強制性和國家主權，在當時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甚囂塵上的情形之下，可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壁立千仞。由此，龔祥瑞奠定了其“第三條道路”的思想本色。

在三、四十年代，龔祥瑞對國共兩黨都不感冒。這種疏離的立場主要是源於他的學術理路：“我對延安、西安之分，當時一無所知，我對共產國際也從未有過信心，然而對蔣介石父子同樣抱懷疑態度。前一個講‘列寧斯大林主義’，後一個講‘曾國藩家訓’，全非我的學術思想所能接受的。”從這個區分中可以看出，蔣氏所犯之嚴重錯誤是：企圖以曾國藩之類的在二十世紀已經變成殭屍的儒家傳統對抗當時生機勃勃的共產主義，焉能不敗？蔣氏本身是基督徒，若他能遊歷英美，體察其國情民風，深思英美人民自由、國家強盛之本源，梳理出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及民主、共和、法治等普世價值之相關性，然後以清新剛健的清教徒精神對抗共產主義，未嘗不能獲得這場殊死搏鬥的勝利。遺憾的是，不僅蔣介石未能如此行，即便在中國教會學校接受初級和中等教育並在西方求學和考察多年的龔祥瑞，也未能將打通此一脈絡。故而，中國的自由主義未能成為一種有信仰支撐的終極價值，無法與來勢兇猛的共產主義相抗衡。

民國時代，儘管政局動盪、內戰連連、外寇入侵，但社會始終大於和重於國家。知識分子雖無世外桃源可以安放書桌、吟詩作賦，卻也有相當寬闊的發揮各自才華的空間。龔祥瑞大學一畢業，就得以在國民政府行政院實習，三十二歲即加入國民黨團中央幹部訓練處任組長，後受蔣經國邀請任青年幹部學校副教務長。他還先後在國民政府考試院、資源委員會等中央機關任職，並將對西方公務員制度的研究成果應用於國民政府公務員制度的建設之中。而當他對政界失望的時候，則退入學院，在講台上啟迪人心、培養人才。龔祥瑞先後任教於清華大學、西南聯大、中央大學、北大、燕京大學等名校，育人甚多。

有意思的是，讀這本自傳的前半卷可以發現，作者心態從容，意氣風發，文筆舒緩，感情充沛。而到了一九四九年之後，僅以敘事風格而言，則完全變成另外一本書：作者謹言慎行，如履薄冰，文筆苦澀，隱忍克制。

將人作為改造的對象是一種最邪惡的思想

與大部分自詡為“中間派”的知識分子一樣，一九四九年中國政權更迭之際，龔祥瑞沒有選擇去台灣，而是留在在大陸。去台灣的只有胡適、傅斯年等極少數右翼人士，也許龔祥瑞還沒有他們那麼“右”，抑或他也有相當程度的民族和家國情懷，不過在回憶錄中他並未詳細解釋接受中共政權的原因。

龔祥瑞曾經以專業人士的身份參與國民政府，在新政權之下，這段經曆本身就是一個“恥辱的印記”。比之身份轉換更為痛苦是，所謂的“思想改造”。龔祥瑞承認：“我受左翼文學如蘇俄那類的影響少，受右翼文學胡適和易卜生那類的影響多。為此我這樣的人在解放後思想改造運動中遇到的障礙甚多，任務也特別艱巨，是超過任何一代人和任何一種專業的，也正因為如此，我才樂意接受批評和改造；也正因為如此，我也願意自甘消亡。”這幾句話說得何其沉痛！新政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改組和控制大學，知識分子不能自由流動，生計被政府拿捏在手，人人自危，不得不夾起尾巴做人。龔祥瑞自不例外，在“反右”運動中他不得不站出來批判恩師錢端升等人，才得以勉強過關。他喪失了抵制思想改造的勇氣和信心，以逆來順受的態度迎接暴風驟雨般的改造。

當年的理想灰飛煙滅，而政治學和法學的研究亦不得不束之高閣。政治學系被取消，法律系也被邊緣化。共產黨並不把國家治理當作一門科學來看待，對法治精神更是不屑一顧。毛澤東與洪秀全一樣，自我加冕為口含天憲的皇帝兼導師，他的每一句話都凌駕於政治學和法學之上。治理國家有偉大領袖的紅寶書就夠了，何須資產階級的法學和政治學呢？

關於共產黨對人的“改造”，書中有兩個觸目驚心的細節。一是龔祥瑞參加土改，工作組強迫他近距離觀看槍殺地主，美其名曰“接受鍛煉”。他寫道：“一名二十多歲的小伙子對着靶子開槍，一槍就打中了，連發幾槍，子彈一顆顆落在階級敵人的腦門上，一個個倒在血泊中。那個民兵把我攫住去瞧那幾個橫陳在地上的屍首，有的嘴張得老大的，有的小便翹得老高的，民兵一棍子就把它砸了下去。”當時，他的感受是：“我既未受過惡霸地主的迫害，自然沒有苦主興頭上的仇恨。對倒在地上的屍首也沒有絲毫的憐憫心，但是這種怕聽槍聲的恐懼心理也反映了我本人與群眾在生活經歷之間的差距。不能說自己性格溫和，我是站在中間的——既無民憤，也不憐憫。”也許，連根切斷人皆有之的“惻隱之心”，就是中共“改造舊人”所要達到的目標之一。若人人都無憐憫之心，就更失去了反抗的勇氣，就成了安靜排隊、等待宰割的羔羊。

第二個細節是龔祥瑞描述在“文革”期間遭到毒打的場景。那一次，是在北大二十五樓開批鬥會。我在北大念書的時候，常常經過這棟學生宿舍，卻不知道腥風血雨的毒打場面曾在此上演。龔祥瑞寫道：“當我被帶入會場時，系裡的挨斗對象多半肉體上已被打得面目全非了，有的躺倒在地，動彈不得。……一陣眼花繚亂，只見一個青年舉足猛然踢我一腳，並說：‘我這雙新皮鞋是專門買來踢你們這幫壞蛋的。’”等到批鬥會結束後回到家中，他才發現左腿上一塊肉竟被踢了下來。多年以後，龔祥瑞的回顧和感慨是：“被毒打成這個樣子，還是第一次。人們不能理解這是為什麼。人失去了思維。……這樣的鬥爭看來是一個可被的誘餌，作為治國之道並非一無所獲，我活了那麼多年，竟從未知道人間還有如此殘酷的行動。”如此輕描淡寫的感受和反思，並不符合龔祥瑞的學術地位與思想境界。也許他“一旦被蛇咬，十年怕草繩”，說話“點到為止”、“欲語還休”。對於“文革”，我們必須有更為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如王友琴所做的那些資料搜集和精神剖析的工作。從薄熙來在重慶的所作所為就可以看出，“文革”並沒有真正結束。

中共的意識形態中最邪惡的部分，就是把國家或國家元首神聖化，進而將個人當作工具看待，人的肉體和精神遂成為被“改造”的對象。英國思想家波普指出：“我們不需要一個全能的國家，就算它是好心好意要抵抗同胞之中的狼虎之輩，保護大家的生活也不行。國家的主要工作該是尊重與維護我們的權利。”這正是現代政治學和法學研究的核心問題，更是龔祥瑞的“志業”所在，如陳有西所說——“龔祥瑞先生作為一個學者，一個公法學家，他大半輩子都在探索，探索在中國如何創建政治學和公法學學科，探索如何對中國公權力進行規範和控制，探索在一個有着兩千多年封建歷史的國度里如何建立憲政和法治。”

晚年的餘暉與陰影

有趣的是，趙越勝回憶恩師周輔成的《燃燈者》一書與龔祥瑞的回憶錄《盲人奧里翁》都把“光”當作突出的意向。聖經中說，光照在黑暗中，黑暗卻不接受光。這就是當代中國的寫照。不過，這並不能阻止龔祥瑞和周輔成這樣的人追逐光明。在我看來，這兩本書天然地互為姊妹篇，若參照閱讀，意味無窮。周輔成與龔祥瑞差不多是同代人，深受梁啓超、蔡元培、胡適、錢端升、潘光旦等學術大師的薰陶，是“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傳承者。因此，他們在中共建政之後都經歷了重重劫難，可謂九死一生。不幸中的萬幸是，總算在殘酷的政治運動中倖存下來。“文革”之後，他們受八十年代思想解放運動的激勵，在晚年短暫燃燒了一段時間；卻又再度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八九”民運中受到牽連和衝擊，希望之火再度熄滅，他們是在痛苦和絕望中離開世界的。

周輔成研究的倫理學，龔祥瑞研究的政治學和法學，都是典型的“資產階級”的學問，必然涉及到自由、人權等人類社會基本的價值議題。這樣，也就與官方主流意識形態不合拍，甚至衝突和對立；一旦有風吹草動，這些領域往往就成為受到衝擊的對象。一九八七年，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風暴中，龔祥瑞不得不停止招收自帶的研究生，進入了半退休狀態。一九八九年年初，龔祥瑞在上海華東政法學院《法學》雜誌發表論文《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憲法理論》，主張不宜在憲法中寫入堅持某一政黨的領導，研究憲法不能以馬列毛的理論劃地為牢。由此，他遭到左派的猛烈攻擊，被扣上“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帽子，被當作“赤裸裸的反動的資產階級謬論”。龔祥瑞不得不撰寫《我的反思和答辯》一文應對，當時卻無處發表。一旦涉及“政治問題”，學術自由和學術獨立的原則便遭到粗暴的踐踏。

在北京風聲鶴唳的氛圍中，由於在無法繼續思考、研究和教學，龔祥瑞遂主動要求到寧波大學任教半年，幫助新成立不久的寧波大學組建法律系。多年以後，北大法律系教授賀衛方也沿用此種“自我放逐”的方式，到新疆石河子大學任教，以規避政治中心的暴風雨。不知是幸運還是不幸，龔祥瑞由此避開了“六四”事件，直到同年九月才返回北大，而那時的北大已然物是人非。雖然沒有親眼目睹北京發生的屠殺，但此事對這位老知識分子的打擊是不言而喻的。次年，他不顧年事已高，堅持給學生開課，因為他相信未來是屬於青年的。他無法公開挑戰當局為“六四”作的定性，但他可以用水滴石穿的方式將憲政和法治的觀念播種到年輕一代的心田中。一九九三年，年逾八旬的龔祥瑞在上海舉辦“憲政史研究班”，邀請西方政治學者與會。會間再次引起風波，在當局的壓力下，研討班中途停辦。從此，他徹底告別講台，將生命中最後的三年時間用於寫作這本“發表無期”回憶錄。他以“盲人奧里翁”自比，一半是悲涼的心境，一半是對未來的樂觀信念。

儘管“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但花朵最後的綻放往往是最迷人的。八十年代的“老驥伏櫪”與“厚積薄發”，是龔祥瑞一生中最幸福和最輝煌的時期，他自己如此總結說：“八十年代是我出版專著較多的年代。除《比較憲法與行政法》外，在人民出版社發行了我的《文官制度》和《英國行政機構與文官制度》，在群眾出版社發行了我校改的《法律的正當程序》和《法律的訓誡》（這兩本書均系英國丹寧法官所著，由楊百揆、劉庸安、李克強等譯）。在法律出版社發行了《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等等。”這本回憶錄中唯一在此出現了一次李克強的名字。李克強是龔祥瑞的學生，雖然龔祥瑞在九十年代末寫作回憶錄的時候，李克強已經在仕途上初露崢嶸，但龔祥瑞並不以此為標榜。好的老師，未必就教得出好的學生來；更何況，學生時代的書生意氣，一旦進入權力結構之中，受到既得利益的制約，還能保存幾許呢？龔祥瑞不是翁同龢，李克強大概也不願做光緒。所以，從龔祥瑞之“盲人奧里翁”的自我定位，並不能順利推導出如今的李克強仍然是一個熱愛光明的人。

龔祥瑞在這本書的扉頁指出：“人間未有無現實的理想，亦未有無理想的現實。”他的一生，就在理想與現實的糾纏中艱難前行。曙光未現，他便躺在青草地上。但是，他堅信，我們所有人也都堅信，憲政和法治的曙光就在前面。

縱覽中國 December 22,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