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之不易的三顆花生

新遷入的是八號監房,我在這間監房裡住了9個月,最少寫了20萬字的文章,另外還偷吃了5粒花生米。

遷入監房時,我發現房角有一雙不知是那位犯兄扔下的破棉鞋,按我那條物資延伸使用的“公理”,它理所當然地延伸成為了一雙很不錯的拖鞋,我不忍心用廢物利用來形容這件事,因為在一個比乞丐更一貧如洗的囚犯心目中,廢物這個詞簡直是對許多寶貝的褻瀆,比方說這雙連犯人都扔掉了的破棉鞋,它很快地被納入我身外之物的序列。

在列舉“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災難的正式文件中,我們能讀到這樣的字句,說這場運動“使國民經濟瀕於破產的邊緣”,我認為用這句話來形容餓死3000萬中國同胞的“大躍進”,也就是所謂的“自然災害”也十分貼切。1962年以後,經過一番“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垂死的國民經濟又稍稍出現了一線生機,這才為4年以後的文化大革命的折騰,奠定了一定的“經濟基礎”,只不過那一線生機在犯人生活的改善方面卻毫無體現,我們告別“油葷”的歲月,還在無休止的延續。

有一個晚上,我躺在“床”上,突然從窺視窗傳來命令聲：“49號,起來”!我立即按命令要求坐了起來,隨着房門打開的聲音又一個命令下達：“出來”!我當然只能再一次地按命令要求套上拖鞋隨他去了訓話室。在門邊,我意外地發現訓話室的地上散落着7、8顆花生,顯然是此前對入監犯人進行搜身檢查時落在地上的。老百姓能吃上花生了,這也是剛才寫到的一線生機的又一鐵證,不過我當時並沒有想藉此一鐵證來歌頌一番大好形勢,而是費盡心機地想我如何才能吃上幾粒花生。

當晚看守兵對我訓話的內容其實十分簡單,其中心內容不外乎訓斥我不能成天睡覺,他說：“好人會睡病,病人會睡死”(他當然不知道除了交接班查房時我在“睡覺”以外,其他時間我還幹了些什麼“勾當”)。我假裝虛心接受(事實上我也茅塞頓開,過去我就不知道病人是睡死的,還誤以為他們是病死的),一雙賊眼鬼鬼祟祟地衡量着花生與我的立足點的距離,發現最近的一粒還不足20公分,心中竊喜。而靠在矮椅子上的看守兵只能仰視着對我耐心教育,根本看不見我的赤腳已從拖鞋中抽出,暗暗地向這粒花生移去並用彎曲的大腳拇指將它夾入我的鞋中,接着我又用肉眼不易察覺的慢動作將身體向另一顆花生移去,同一工藝流程進行了3次以後,終於將力所能及的三粒花生夾入我的鞋中。成功的喜悅洋溢在本犯的心中,同時另一種成功的喜悅也洋溢在看守兵的心中,我清楚地聽見一句久違的讚譽：“今晚你的態度還不錯。”

在看守兵押我回監的短短的一段路途中,因為怕踩碎我鞋中的花生,深受舉步艱難的折磨,很害怕跟在後面的看守大吼一聲走快點。很可能是對我“態度不錯”的獎勵,他一言未發。

從那3粒花生里,共剝出5顆花生米,其中胖型兩顆,瘦型兩顆和顯微型一顆,全被我細嚼慢咽入腹,這便是我關在這個看守所3年多的時間裡,唯一的一次打牙祭一一假如花生也算油葷的話。

                   不知所終的20萬字

我在這間新監房裡,終於寫完了我那部《嘉陵江三部曲》,因為有了一支好用的自來水筆,我便發揮把字寫得很小很小的技術特長,將這部長詩的袖珍版本在這裡製作完成。在製作過程中,因字體過於微小,每寫幾十分鐘視力便會出現障礙,此時我必須站立起來,對着高圍牆上的電網,舉目眺望藍天白雲數分鐘以舒緩眼睛的疲勞,而留給我能看到的天空面積,還不足兩平方米,並且是用電網網着的兩平方米,直到四十多年後的今天,只要我想起那電網網着的兩平方米,我都會打起一陣寒噤。

接着我開始寫一篇名叫《逃亡者手記》的紀實文章,不足10天寫完這5萬多字,我還為它設計了一個封面,封面上畫着一彎月亮下的一排電網,電網下面有一個洞,洞的前方是一雙又一雙越去越遠的足跡,又為這篇手記寫了一千多字的序言。這篇稿子主要寫我逃離勞教隊的一段經歷,因原稿早已不知所終,去年我將這篇稿件重新改寫,題目也改為《“叛國投敵”途中的點點滴滴》。從開始構思起,我就沒有想到把這些零碎東西帶出看守所,也就不曾製作《嘉陵江三部曲》那樣的袖珍版本,不過為了節約紙張,也為了縮小體積便於藏匿,字仍然寫得很小,但並未小到“微雕”的程度而己。

我為藏匿這些稿件也確實是費盡心機,我發現磚牆上有一些小孔洞,這是砌磚時兩塊磚之間用河沙拌石灰(現在多用水泥)拌成的灰漿在填充時不夠緊密形成的。我利用這些小孔洞為基礎,然後用雕刀加以修整擴大,但由於雕刀長度有限,洞孔深度很難達到理想要求,我便再次利用我的物資延伸“公理”,將筷子的方頭延伸為鑽頭,深入洞孔進行“鑽探”,這個過程中洞孔會溢出些排泄物也就是沙漿,灑落在牆沿的地板上,我得細心地加以收藏,一方面是不能讓這些可疑粉末污染了看守兵的眼睛,另一方面將文稿裹成小圓筒塞入洞孔後,還得將這些粉末加上水還原成沙漿糊在洞口,以便使天衣無縫這四個美麗的漢字能派上用場。

稿件有了安全可靠的“地下掩體”,我的寫作熱情也空前高漲,隨後寫下我在《關於三個瘋子的生生死死》這篇文章中提到的由十多篇人物素描組成的《英雄列傳》。

有一次開飯時,我發現芹菜裡面夾雜着很多草莖,是那種田野上常見的狗尾巴草的莖, 顯然是收菜的犯人趕工圖快的傑作，我把這些草莖擇出來用線纏成一束,放入“地下掩體”,並抒短文介紹其來龍去脈和歷史背景。還有一次在菜湯麵上飄浮着一種黑色的小蟲子,似乎是在農村里經常看到聚集在豬糞上的那種,我很想把它們收攏存入“地下掩體”,考慮到我沒有將昆蟲屍體製成木乃伊的能力,便將這片蟲子吹開將菜湯喝入腹中,以便使飢不擇食這四個沉重的漢字能派上用場。

仿佛是70年代,反正是“文化大革命”期中,我在雷馬屏農場服刑勞改,在一批新調入的犯人中,我得知有幾個是來自灌縣的, 便伺機向他們打聽了一下看守所的情況,他們的回答使我吃了一驚,“陳家巷看守所正在拆遷”。我很擔心“地下掩體” 里那些“出土文物” ，一旦查明其來龍去脈，然後順藤摸瓜地來到我服刑的農場，會不會使我的18年徒刑再次膨脹,那可是“左”得發瘋的歲月喲。

                         真正的英雄

上面寫到的那篇《英雄列傳》,記得我記敘了十四位看守兵的音容笑貌,或者他們呵斥教育犯人的語言特色,或者他們懲罰犯人的怪異方式, 還有他們那令人肉皮發麻的歌喉… …因為沒有可能進行接觸交談也就不可能進入人物的內心世界,所以我認為那本書裡,除了有少許可取的細節之外,似乎並沒有更多值得一提的東西。

但是,其中有一個題為“真正的英雄”的段落,我在題目下面只寫了一句話：“只有上帝知道”的話。為什麼欲言又忍,是因為我和這兩位看守兵幾乎像朋友一樣可以無所不談,甚至於後來在我的那份判決書上出現的“替彭德懷翻案”“惡毒攻擊三面紅旗”之類的危險言論,我們都能暢快淋漓的照談不誤,可見我們關係的非同一般。

雖然看守所每次值班只有一個看守兵,不存在士兵間相互監督的殺傷力,而我又是獨居一室的犯人,交談的音量也不大,隔牆有耳構成的威脅也不是那樣咄咄逼人,但我們交談時仍然警惕着周圍環境動態以防不測。正因為關繫到位,我在《英雄列傳》上才欲言又忍,因為我在看守所聽有經驗的犯人說過,凡屬親筆寫下的東西,在法律上都稱之謂直接證據,不管你在口供上承認不承認,都可以直接定罪。而我在寫那些文字的過程中,或者藏匿那些文字的時候,時時刻刻都充滿着風險,任何環節上出現差錯,都會給他倆帶來政治上的殺身之禍,我不願意讓這兩位勇敢的看守兵也變成和我一樣的“號碼”,所以只告訴了上帝一個人。

我首先結識的一位仿佛叫張什麼富(不知是忘記了或故意“忘記”了),據說他父親還是一位鄉黨委書記,在他生長的那個鄉間, 他也算是一位養尊處優的“高乾子弟” 了,而他竟能站在苦難深重的農民立場上憂國憂民,竟敢對“自然災害”提出質疑,為成群結隊的餓死鬼灑下同情之淚,這不僅贏得了我的尊重也同時贏得了我的友誼。另一位姓周的我估計是他的知心朋友,因為同他的談話中我發現,有許多我同張的談話內容他似乎早已知道。只有一點是巧合的,那便是這兩個20歲上下的小伙子,都是1.76米以上的高大個,而且是看守班十多名戰士中長得最帥的兩位。

   交往中有兩個細節我記憶十分深刻,一個是有一次我提審歸來,正是所內送飯的時間,過道上有一個裝滿一碗碗米飯的擔子放在那裡,很可能是炊事犯回廚房去挑笫二擔去了,無人看守。這時正是張在值班,他站在遠處一直對着我向那擔飯努嘴,意思是叫我偷一兩碗回監捨去吃,這對飽受飢餓之苦的犯人來說是極有誘惑力的,但我走到擔子旁邊時,始終鼓不起勇氣彎下腰杆順手牽羊,事後我一連好幾天都在後悔,痛罵自己沒出息；第二件事是結了案的犯人有時會派出看守所去勞動,張對我說,如果我出去勞動是由他帶班,他可以讓我逃跑。這個大膽的承諾在證明他對我的信任的同時,也證明了他畢竟年輕氣盛,不能冷靜思考這類事的成功概率低到什麼程度,失敗後的後果又會嚴重到什麼程度。

但他也確實幫我冒了一次險,因為我被捕兩年多,一大家子人都不知道我的下落,我托他給我在成都的二妹寄了一張明信片, 看守所在其工作人員心情好的情況下，也允許在押犯人寄交一張明信片，告訴她我在這個世界級的風景名勝區。只因為當年的中國並未參加聯合國,更未向世界開放,世界也不知道中國有個都江堰,因此我只能實話實說,我在灌縣看守所一一雖然它是一個丟人現眼的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