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央碰頭會和中央文革碰頭會

      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中央重大的決定都是通過開“中央碰頭會”來決定的。每次開會的名單，除了主席有特別交代的，一般都由總理來決定。總理寫了名單交給秘書通知下去。

      如果主席參加會議，那會議就叫“中央常委碰頭會”，通常就是在人民大會堂118室北京廳進行；偶爾也會在“游泳池”開會，但冬天在那裡就比較冷。主席好像特別耐寒，我們穿着厚厚的衣服還覺得冷，他卻一直不讓開暖氣。

如果主席不參加會議，那會議一般就在懷仁堂舉行，通常由總理來主持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國務院的主要負責人和我們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林彪那裡基本上都是葉群來的，軍隊由楊成武參加，謝富治基本每次開會都來參加。

      這在當時就是最高的中央決策會議了。像批鬥張霖之、從四川帶回彭徳懷這些事，都要由這個會議來討論決定與通過。有些事還得經過主席的批准才好去執行。

      就我所知，那時除了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以外，只有總理可以不用通報就去主席那裡。其他人，包括陳伯達在內，要見主席，都需事先通報主席，並得到同意。以 前劉少奇是可以不經通報就去主席那裡的，但是現在不可以了。包括中央開會，如果沒有得到通知，他也不能參加。中央的日常工作實際是由總理來主持，陶鑄協助 總理。

      “二月逆流”以後，國務院的幾個副總理等人，除了工作需要就不參加中央碰頭會了。後來總理就把這個會議從懷仁堂搬到釣魚臺的16號樓來開。參加會議人員 的名單還是由總理決定，總理把名單給我，由我交文革辦事組去通知，這個會議後來被叫做“中央文革碰頭會”，其實，這兩個叫法都是一樣的，只是參加的人有了 變化，原來國務院的幾個領導，總理不讓他們來參加了。這個時候毛主席親自指定粟裕來參加中央碰頭會。在“青海二二三事件”後，葉劍英一般也不來參加會議 了。

      凡是有總理來參加的會，會議都是由總理主持的，總理都會事先把要討論的問題寫往一張紙條上，然後一條一條地進行討論。從1967年2月以後，連國務院的 很多事情，都拿到中央文革碰頭會上來討論解決。說實話，那個時候，我們的感覺，總理就好像是中央文革的政委，江青是司令員。

      除了參加總理主持召開的會議之外，中央文革小組自己也經常開會，除了有重大事情需要專門開會討論之外，一般日常的事情並不規定開會的時間，平時大家都各忙各的，但經常到會議室來碰頭，先到的就一起坐下來討論了。有重大事情則必須請陳伯達、康生、江青到會。

      在開始的時候，大多由陳伯達主持會議，但他的口音很難聽懂，講話又常常不得要領，所以他主持會議的時候，我們都常常在下面開小會。而當江青主持會議的時候，那大家都會認真地聽，認真地討論，。下面沒有開小會的。那時，小組的人（包括我）都有點欺負“老夫子”。

2、總理與江青

      周總理和江青，他們兩個之間有很深的友誼。在一起開會的時候，他們兩人在大問題上意見基本都是一致的，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意見都是一致的。有時也有 意見分歧，比如那時有“臨時工”、“外包工”起來造反，這些人的生活處境困雛，而且也確實因為政策上的原因，造成了對他們的待遇不公平。江青聽了他們的訴 說，看了他們的材料，難過得哭了。江青有個優點，她對普通的工農群眾都很愛護，對他們很有感情。她就跟總理說，他們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為什麼不能公平 對待他們？總理說，國家財政實在有困難，他一一列舉國家財政用度上的缺口，說暫時實在是拿不出錢來解決這些問題。江青聽了也沒有辦法。總理和江青的關係有 點像是兄妹一樣。江青經常會紿總理說好話，要總理幫她出主意解決些生活上的小事，總理也很願意給她出些主意。絕不是像有些人講的，什麼總理經常被她弄得哭 笑不得。那都是別有用心的胡說。

      江青經常跟我說，你跟他們（指王、關等人）講啊，不准反總理，這是大局。總理也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呀！我就把江青的話去跟王力、關鋒說了。

      關鋒對總理確實很有意見。他說，總理和那些走資派之間有着割不斷的千絲萬縷的聯繫，所以他常常會表現得忽左忽右。當群眾批判某個人的時候，他通常會保 他，這就右了；可是當他知道主席也對這個人有看法的時侯，總理就會很快轉過來，批判起來比別人更起勁，上綱上得很髙，這就左了。王力對總理的態度則是多面 的。當着總理的面，他一般都是恭恭敬敬的；可在背後，他又同意關鋒對總理的看法。王力說，外交部的那些主要領導像陳毅、姬鵬飛等，都是總理在保護他們。可 是那些人接受西方的東西太多了，根本就轉變不過來。他認為，除了喬冠華還可以爭取，像姬鵬飛這些人都不堪重用。文革失敗後外交戰線種種錯誤，包括姬鵬飛兒 子的背叛祖國，證明他的看法是對的。

      有時，江青也會當着面說總理，總理啊，人家都說你是“老保”，原來你真是個老保啊。總理聽了，也就是笑笑，什麼也不說。事實上，在當時中央高層的領導 中，也只有總理是大力支持江青的，江青怎麼可能去反對總理呢？至於我被審查以後的情況，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出獄後曾托人去問了毛遠新，那個江青批“周 公”是怎麼回事？毛遠新說，他可以負責任地說，江青從來沒有反過總理，也沒有說過批“周公”是批總理。

      總理也是不反對江青的，還處處維護她。可總理底下卻有不少人是反對江青的。雖然並不是總理叫他們反的，但這也常使得總理感到為難，因為這些人跟總理的關係都是非常深的。

      鄧穎超是很關心總理的，她那時給我寫的條子很多。每次開會晚了，她都叫她的秘書給我送條子過來，上面或者說總理今天有點感冒了，或者說總理昨天沒睡好， 叫我讓總理早點回去休息。我向江青匯報此事，江青說，總理是太累了，鄧大姐說得對，你們要儘量照顧總理，開會太晚不好，應該叫總理早退。我說，中央召開的 會，讓總理早退，我們來主持，這好嗎？江青說，不是主持繼續開會，而是做好會議收尾工作，這是可以的。

      每次總理開會，鄧穎超雖然不參加會議，但她有時也要到人民大會堂等着，等總理開完會一起回家。我收到她寫給我的條子，就會儘量按江青指示想法把會議結 束。有時還有人要提問題，我就說，總理太累了，現在讓總理先走，剩下的問題我們聽了再向總理匯報。而每次總理離開以後，鄧穎超又會讓秘書遞條子給我，上面 寫着“非常感謝”。

      有一次我跟總理說，你那麼忙，應該讓鄧穎超同志也出來工作。總理很認真地給我說，“本禹啊，這話我就跟你說，我和小超按理在政治上應該是一致的，但實際 上有許多地方是不一致的。雖然她在生活上很關心我，但是她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卻跟陳毅、譚震林這些人差不了多少。我們經常有討論（我記得很清楚，總理是說 討論，而沒有說爭論），但很多地方她的認識還是跟不上。所以我不能讓她出來工作，不然說錯話，影響黨的工作。”從這個話，我才明白總理對毛主席發動的文化 大革命是有着深刻的認識的，並不象有些人說的，他只是在應付主席和江青。


3、“伍豪事件”的來龍去

      1967年春的一天，周榮鑫的女兒來釣魚臺找中央文革，說她有件非常大的事，只能跟江青或者戚本禹說，別的人一概不說。我去請示江青，江青就叫我去聽 聽，我說也不知道是什麼事？看來挺大，我一個人去不好，總要有個人一起去才好。江青說，那就叫關鋒和你一起去吧。我和關鋒一起與她見面後，周榮鑫女兒把天 津紅衛兵查到的一張舊報紙拿出給我們看，上而登載了伍豪叛黨啟事，她說伍豪就是周恩來的化名。我們雖然對此事不甚了解，但當我們看了啟事全文，無根無據， 文筆粗劣，哪像是總理寫的啟事。我們水平再低，畢竟也參加過一些對敵鬥爭，所以當場就跟她說，這是國民黨造謠。關鋒講得比我還具體，說總理是什麼時候去的 蘇區；還說，如果總理叛變，那他還會領導紅軍長征嗎？周榮鑫女兒聽了很高興，說她也不相信總理會叛變。但她爸爸說，這事不能去和總理講，這是組織原則。所 以一定要來找江青。我們向江青作了匯報。江青說，她知道這事，那是敵人造謠。主席也知道。後來匯報給主席。主席說，那個時候總理已經在蘇區了，當時蘇區的 報紙就辟過謠。

      鄧小平他們要審判江青的時候，他們派人到秦城監獄來向我問過這事，要我回答江青怎麼利用這事來反總理。我對他們說，胡說八道，江青當時就說這是敵人造 謠。後來她匯報給主席，主席也在會上講了，那是敵人造謠。那些人還要我詳細的寫了一個材料說明經過，我都如實地寫了，可是我寫的材料他們卻不敢在“法庭” 上公示。

      在1967年“五一六通知”公開發表後，北京出現了一個反總理的所謂的“五一六兵團”。為了這件事，江青和總理特地把我從中南海叫去釣魚臺商量辦法。 “五一六兵團”的頭頭一個叫張建旗，北京鋼鐵學院的學生；一個叫劉令凱，是北京外語學院的學生；還有一個北京商學院的學生程鎮華。“五一六兵團”的主要頭 頭就是他們三個人。他們這些人認為總理是“二月逆流”的總後台，是最大的走資派。於是他們就晚上悄悄出來貼反總理的標語和大字報。被群眾發現後扭送到公安 部，謝富治批准關押了三個人。我到釣魚臺時，總理正和江青在談這事。江青說，謝富治批准抓了，好。總理說，不好吧，反對我，就要抓人家！這不行。只有反對 毛主席，才能抓。江青說，那就這樣吧，叫本禹去公安部匯合謝富治，把這幾個人嚴厲地訓斥一下，然後以執行總理指示的名義把他們放了。我當即做了個會議記 錄，讓他們兩個都簽了字，然後就驅車去公安部。我見了謝富治，向他傳達了總理、江青講話並轉交了我作的會議記錄。謝富治說，這樣處理比較好。於是他就陪我 去審訊室。我對這幾個學生訓了話，態度很嚴厲地說，你們反對總理就是反對革命，把個“對”字去掉，也可以說你們就是反革命，這是很嚴重的罪行。革命群眾把 你們送來，謝部長批准關押，都是非常正確的，非常必要的。只是總理以無產階級政治家的風度，他覺得你們年紀還小，不懂得政治鬥爭的複雜性，讓我們對你們進 行教育後釋放。我們現在就是奉總理的命令釋放你們的。按我們的意見是不放的，包括江青同志也是不主張放你們的。這幾個人表示了對總理、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感 謝，並說回去以後再也不反總理了。可他們言而無信，回去以後還是照樣反總理。後來又被扭送進了公安部，這次我就不去放他們了。

4、周總理和我

      我1950年進中南海工作後就認識了總理。但只是在文革的時候，才和總理有工作上的直接接觸。總理對我一直都很好。總理也很喜歡看書，可是他沒時間看 書。中央開會時，有時總理早到，他經常會對我說，“本禹，你過來，給我講講你最近看什麼書？”我告訴他我看的書，如柏拉圖的《理想國》、馬克思的《法蘭西 內戰》、傳記類書《潘恩傳》等。他說，那你給我說說。這樣我有幸做過幾次他的讀書秘書。我特別記得，1967年我看了南斯拉夫吉拉斯寫的《論新階級》。作 者當時是挨批判的，他認為在社會主義里出現了新階級——特權階級。我對總理說，這個特權階級思想跟毛主席的看法差不多啊。總理說，你別瞎說，這那能跟毛主 席思想比啊！有時我看了一些古書也給總理講，總理很願意聽。比如，江青有一次跟我講，“眼睛是心靈的窗戶”，她要我善於觀察人的眼睛。我聯繫古文上的“其 心正，則眸子瞭焉，其心不正，則眸子眊焉”。這是孟子說的，意思是，看人看他的眼晴就能知道他心裡想什麼。總理說：“你把那個話幫我記下來。”總理隨身帶 着小紙條，我就給他在小紙條上記了下來。總理把我寫的放在他隨身的文件夾里，保存起來了。

      在“二月逆流”發生之後，總理手下的人手少了，總理常叫我去幫他處理一些事情。煤礦的問題是我去幫助解決的。那時工人起來造反以後，煤礦減產。我就去了 京西煤礦跟工人們一起下到了礦井底下，我給工人講道理，我們不能只搞革命不抓生產。我說，北京市民冬天都要靠這個煤生活，如果再不把生產搞上去，北京的鍋 爐都要停了。工人們都熱愛毛主席，我就說，毛主席屋子裡都是冷的。於是工人就喊起了口號，要大家都去上班，誰不上班，就鬥爭他。很快，生產就上去了。當時 著名軍旅作家魏巍也在這個煤礦體驗生活，我們是老朋友了，他也幫我動員工人。我把這個經驗帶到煤炭部去，他們作了推廣。其實工人們都很懂道理，要他們上 班，甚至加班並不是很難的。只要把道理跟他們講清楚。否則，光講白貓、黑貓的，甚至是嚇唬他們，不上班不給工資，他們也不會接受。鐵路出現緊張，我建議總 理，從空軍調來一個三級部長王素去管鐵路。吳法憲說，王素級別低，他說要調一個最好的一級部長過來。我說不要，就要這個三級的。因為官太大了，架子也大， 做不了什麼具體事情。那個王素就很厲害，他很快就把鐵路的問題解決了。直到我被打倒後，總理還一直在用這個人。王素是文革初期，從空軍調來做我的助手的。 他既忠於革命又有頭腦。後來，王素的兒子告訴我，他父親從來不相信我是反革命，多年來一直懷念我。

      有一次，總理問我，外交部你認識的人中有哪些人可以重用？我向他介紹了我所知道的幾個人。錢其琛，他是我在上海地下黨時的小領導，很聰明，又能幹；李道 豫，他是我上海南洋模範中學地下黨的戰友，等等。總理都把他們的名字一一記在了他的本子上。哪知道我介紹的人中有人後來官做大了，聽說也變成了特權階級。 據有的人說他的兒子靠他發了大財；又據說還出了一本書說這個人是中國外交之父，受到了外交部老同志們的批判。我無法核實，但如果真是這樣，又說明一個共產 黨人保持晚節太重要了。我希望他不是傳說中那樣的人。

      可是在我被關進秦城之後，總理在一次講話中卻把我說得很壞。按他的說法，把我槍斃幾次都不夠。可是他說的事情卻沒有一件是有根據的，連後來審查我的專案 組都沒採納。也不知道他那個講話是誰幫他整理的。特別可笑的是，總理在大會上說，我的兩個兒子也很壞，等等。我當時尚沒有兩個兒子，只有一男一女，都在讀 小學，一個剛入學，才一年級。中辦秘書局的人聽到這個傳達都偷偷笑了，但不敢出聲。

      關鋒一直認為，抓“王、關、戚”的事情主要是總理搞的。我說不是，總理在江青認為我在整她“黑材料”的時候，還為我說過話呢。關鋒說，你這個人，不要被 人家賣了，還幫人家數錢。關鋒還認為，在1970年後，全國大抓“五一六分子”，許多造反派受到迫害、鎮壓。總理應負很大責任。唯這一點，我同意關鋒的看 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