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轉型、變革的時代，是最需要思想的時代，於是，社會上浮泛着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思想和意見。不管這些思想是原創、繼承或是舶來改裝品，也不管這些意見是發之於己、出自於公或是為他人代言，理解它們非常容易，對其進行評頭品足甚或抨擊也不是一件難事。但要從產生這些思想、意見的載體——歷史事實入手，對其進行鈎沉考證，從學理上將理性的思想和感性的意見區分開來，卻是很多書齋型研究者不屑一顧的。然而，人文知識分子的使命不僅僅是抒發胸中的一時塊壘，更重要的是對真理的持續追問，並在追問中不忘從根源處考察，將思想和意見分開，挑出那些最有益於時代和未來，卻被世俗喧囂和現實功利所淹沒、擠壓的那部分思想，去挖掘、去豐富，去闡揚，甚至去搶救，然後讓它飛揚。
徐慶全先生的新書《讓思想飛》傳遞的正是這樣的信息。在書中，可以看到一個個主人公對歷史細節和個人真情實感的回顧。書中一共寫了16個人，超過90歲的有10人，其中有3人超過百歲，最大的108歲。這些耆老們中有10位是共和國的部長級人物，其他幾位不是著名的經濟學家，就是紅學家、歷史學家、國學大師，但他們都歷經苦難。他在寫周有光老人時有這樣幾句話：“周老108歲了，”“周老是‘技術型知識分子’，沒有什麼官銜……老人家醫療待遇乏善可陳”。對於這樣一位對國家做出過重大貢獻的老人，“我們應該敬仰他，善待他”。“善待他，也是善待我們的歷史。”
那麼，如何善待他們，作者的善待方法表現出他的志趣所向。2012年，一位老部長年滿89歲，他準備一份壽禮。“‘秀才人情一張紙’，將老人家關於黨和國家前途走向的思考‘勒紙記之’，給今人以啟迪，給後世留文本，或許是最好的壽禮。”但是如何做好類似的壽禮，困難不僅是如何從歷史親歷者口中挖出對整部歷史有價值的歷史真實，還在於人們習慣於對“行動”的重視和對“思考”的健忘。西方一位哲人曾說過：思想和行動的關係“尤如閃電先於雷聲”。由於“閃電”般的思想在支配行動時只有歷史當事人或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們才能理解得透徹，而如“雷聲”的行動被記載下來後，支配行動的動機、觀念、思想等如“閃電”一樣消失了。不在現場的人可能聽到“雷聲”，可能看到烏雲翻滾，但看不到“閃電”。這就使得“將老人家關於黨和國家前途走向的思考勒紙記之”變得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
難處還不只這些。徐先生採訪時，這批老人都已是風燭殘年，有的雖年輕時在歷史的舞台上叱咤風雲，但如今卻生活在被遺忘的角落裡，鮮有造訪者；有的雖然仍在追求真理的路上奮力行進，但對過去的經歷守口如瓶；有的由於各種歷史原因，變成了城市裡的“危房”，人們也知道“危房”之內藏有寶藏，但鮮有人敢於接近，或接近了也無人敢於觸碰“危險”之處；也有個別人被戴上了大師的“桂冠”，紅得發紫，但自己卻生活在封閉的世界裡。
徐先生是位敢於“冒險”的學者，當他知道“危房”里藏着別處難以找見的秘密時，他即迎難而上。厚重的史學研究功底、多年編輯生涯的歷練和“善待老人”的人文素養和學術勇氣互為因果，幫助他找到了打開閉鎖者心扉的鑰匙。
《讓思想飛》是作者以紀實敘述和學理考證的手段為今人和後世留存的歷史底稿，他試圖將親歷者的個體經歷和他們的所思所想與整個中華民族復興進程中的命運與文化現象進行觀照。有強烈歷史情懷和史學素質的人最能發現搶救行將癱塌的“個體博物館”的價值，也最懂得一座重要博物館癱坍之後將給歷史留下多少遺憾。有人曾發出質問：“歷史學家為什麼不在歷史老人離世前把他們攜帶的信息保存下來呢？”這本書回答了這一問題，這也正是本書的價值之所在。
歷史珍貴的信息常常具有隱秘性，易被淹沒、甚至扭曲和不易被發現和搜集等特點。
曾被西方記者譽為“軍人學者”的蕭克將軍，“思維如箭一般的敏捷而尖銳，蘊藏着一種令人生畏的力量”，25歲當上紅軍軍長，27歲任紅軍紅六軍團軍團長，37歲任晉察冀軍區代司令員，42歲任華中軍區第一參謀長，50歲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副部長，他從解放軍軍事學院院長的職位退下來時已經82歲。他是一位善於思考，有學者風度的將軍，有思想，卻沒有時間記下自己的思想，有時間時已垂垂暮年。作者和蕭克將軍聊天時記下這樣一段話：“想在一個小農國家裡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生產和產品分配，這是錯誤之一；想用熱情的浪潮來直接實現經濟任務，這是錯誤之二；想直接用無產階級國家的法令來達到上述目的，這是錯誤之三。回顧我們有些年代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這三條不值得我們特別認真地思考一番麼？”接着，作者寫道：“人們常以‘膽’‘識’來區分學者和思想者’。有識無膽者，可成為學者，而有膽有識者，才能成為思想者。從蕭克將軍對歷史問題的撥亂反正中所展現的膽識中，我們能深深體會到這一點”。
易被扭曲的信息多具有個性化特點，個性常與現實政治發生碰撞，認識、理解、認同個性需要時間。在這期間，具有個性的人易遭非議、攻擊和非難，有的甚至成了現實中的“政治危房”。作者是研究周揚的專家，周揚既有政治官銜，又有文人氣質，《讓思想飛》中的人物大部分屬於此類，但作者選取的角度是把他們置於文人和思想者的視域下來考察的。他在評價胡繩時，引用學者評價周揚的觀點，對於仕途中的知識分子來說，“不能不在個性和政治之間做出選擇，或者為適應政治需要而改變自我，或者因保持自我而被政治所淹沒。政治家是否都如此，姑且不論，知識分子特別是文人，往往無法避免”。“胡繩大致與周揚一樣。”在特殊的年代裡，有幾人敢於接近周揚式的“危房”
易被淹沒的信息多具有開創性，這些信息攜帶者都是在摸索中前行的人，他們只顧披荊斬棘，只是後來追隨者多了，在他們的身後才出現了人們能夠識別的路，路成型了，開路者的足跡也就不見了。追溯改革開放史的思想源頭，人們通常認為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其實，早在1977年9月中央黨校的吳江在做報告時就明確提出：“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證明路線正確與否”，“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它不可能完全在理論範圍內解決，而要從社會實踐結果來證明”。進而明確提出“實踐標準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作者採訪吳江時，他雖然披露了一些真相，“但希望我不要寫。面對我的困惑”，他指着掛在客廳的對聯：“俯仰處無愧天地，褒貶時自有春秋”。歷史何以會發生悖論？“我問吳江，吳江不語。但是，這恰恰是歷史學應該解決的問題。”
表面看，《讓思想飛》只是一個個耄耋老人晚年的真情憶往，但經過作者的梳理和加工，卻凝固成一個對歷史研究非常具有引力的磁性觀點：歷史碎片組成完整的歷史，歷史如船，真則行遠，如果船離開了思想之帆，也就對今人、後人失去了引領的意義。研究歷史最大的目的是為了把思想傳承下去。大概這就是作者將本書命名為“讓思想飛”的深層次思考。
如何將政治見解、情緒化的“井噴”和真正的思想釐清，這需要編織思想圖譜。只要把個人的見解、意見、思想放在時代的思想譜系中，什麼是“流星式”的政治高見、什麼是“行星式”的部分群體情緒的代表，什麼是“恆星式”的思想才有了分辨的學術參照。這樣，究竟讓哪種思想飛才算有了依據。
《讓思想飛》寫的是個體經歷和感悟，但中國現當代思想譜系的線索是明晰的。在作者描繪的譜系中，從“線”上看，作者借用學者的話將其概括為“兩頭真”，從“面”上看，作者借用叔本華的名言隱含為“三星”爭輝。
“兩頭真”的概括，源於對中國現當代思想史承載群體生命歷程的概括。20世紀初出生的知識分子，“青年時代為追求真理真誠地參加革命，離休以後大徹大悟、真誠地面對社會現實”。這一代人“年輕的時候真心跟共產黨走，到年老的時候經過了‘文化大革命’，看法就改變了，蘇聯解體之後看法更改變了。所以到了老年，重新思考真理，重新追求真理，這就是兩頭真”。
“三星”爭輝的觀點是筆者的讀書體會，作者並沒有將什麼思想歸納為“流星”式、“行星”式和“恆星”式，但在論述中可以明顯地感覺得到。
“流星”式者，“時效只在轉瞬之間。”剛一拋出，眾人“仰視而驚呼：‘看哪！’——他們卻一閃而逝”。如民國初年的“君主立憲”思想，建國之初的“大躍進”思想，“文革”期間的“割資本主義尾巴”，1980年代的“氣功學”，和後來的“告別革命”思想等，均如同流星，發光一時，瞬即消失。
“行星”式者，其光輝“借自他人，所生的影響只及於同路的行人”,如“興無滅資”“階級鬥爭學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等，“他們離我們較近”，“所以亮度往往勝過恆星，無知的人以為那就是恆星了。”
“恆星”式者，恆久不變，“他們堅守着太空，閃着自己的光芒，”它不像流星那麼亮，但照耀的時間比流星長；它也不像行星那樣離我們那麼近，也不像行星那樣只照亮同路人，它也不隨時空的變化而變明變暗。如蕭克將軍提出的研究歷史“不唯上，不唯親，不唯權勢”“歷史的史實是最大的權威”“只有忠於史實，才能忠於真理”。如季羨林先生強調的“學術良心”論，最難時也不能丟掉良知。如胡繩提出的“抱殘守缺，只會使社會主義制度失去在這個世界上生存下去的權力”，必須“使馬克思主義有新的大的發展，否則我們就不能克服各種懷疑論和否定論，馬克思主義將失去其戰鬥力和生命力”。還有作者提出的“社會可以功利”，但學術不能走向娛樂化，學者不能走向明星化。作者用大量的篇幅，從各種角度闡揚這樣的思想，作者的觀點十分明確：讓這樣的思想飛。
作者在和這些老人的交往中，從他們身上發現了許多令他激動不已的閃閃發光的碎片，但他沒有在搜集到的碎片面前止步，而是把得到的碎片和它脫落的母體聯繫起來加以考證和闡釋，並努力地去揭示隱藏其後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真理。他把個人的經歷和歷史事件只作為承載思想的載體，他把一個個老人的個體命運和所思所想放在一個大的譜系之中去考察，從而勾勒出一代人的生存軌跡和思想譜系。如作者所言：“他們其實是1980年代以來思想發展譜系中的一個一個索引；書寫他們的思想軌跡，實際上是為梳理1980年代以來的思想史提綱挈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