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冒過去曾被說成有兩種，一種是普通的，另一種是重感冒。實際上前一種是受涼的反應，後一種是病毒性感冒。

普通感冒的話，保保暖，休息休息就會好了。

病毒性感冒未必因為受涼，而是感染了感冒病毒，抵抗力不夠強就會發病。病毒性感冒沒有有效的藥，也很難用疫苗預防，因為感冒病毒變異很快，疫苗很快就失效了。病毒性感冒的對付辦法基本上就是多喝水多睡覺，有些治感冒的藥只是鎮靜劑，可以緩解不舒服的症狀。

感冒病毒主要活動在呼吸道，免疫系統與病毒激烈肉搏，可能降低對呼吸道的保護能力，一些病菌（不是感冒病毒）可能乘機在呼吸道活動，引起炎症發熱。醫生可能會開些抗生素（抗菌素）吃了消炎，或許還會開些退熱藥吃。不過中國的很多醫生和病毒性感冒並發呼吸道炎症的病人，都習慣於吊水，就是滴注較大劑量抗生素和退燒藥。滴注見效快，受病人歡迎，但是抗生素過於輕易和過量使用，結果是變異的耐藥細菌傳播，多年研製的一種抗生素就失效了。

醫生過於輕易和過量使用抗生素，有多方面原因，其中兩個是：（1）缺乏高質量的覆蓋社區的私人診所或小醫院，患者求醫和複診麻煩，希望見效快，而醫生不了解患者，簡單化處理；（2）醫院和醫生職業操守不夠，希望賣藥賺錢多。這些原因有文化問題。這裡所用的“文化”，是一個人群看待事物和據此行事的方式。

感冒過去被叫作“傷風”，冷風被當作病因。冷風在中國傳統文化里是很危險的，坐月子的產婦被要求不能吹到風，房間門窗不太開，實際上並不衛生。關於坐月子的傳統文化禁忌還有不少，例如要多吃少動、不能梳頭和刷牙等。關於受涼致病，中國傳統文化的另一個好玩的看法是肚子不能受涼，否則會拉肚子，所以最熱的天睡覺也要把肚子蓋好。

上面說到的這些中國文化例子，屬於民俗文化。民俗文化是人們從小開始從家庭等周圍的人那兒自然學到的，如同自然學到的母語。民俗文化之外，還有高級文化，包括藝術、學術、技術等，由少數人生產，通過教育和培訓等傳播。

文化是很多學科的研究對象，主要研究文化的社會科學學科是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文化人類學興起於19世紀的英國和美國。英國有波蘭裔學者學者馬林諾夫斯基（倫敦政經學院教授，費孝通的導師）創立的功能學派，美國有德國裔學者博阿斯創立的人種志學派。英美文化人類學面對豐富的異民族文化資源可以調查研究，英國有大量亞非殖民地族群，美國有大量印第安族群。馬林諾夫斯基身體力行提倡到田野調查的族群中生活幾個月，學習其語言和文化，然後寫出調查報告。美國學派不花這麼多時間，收集數據注重調查技術。社會學興起於19世紀的德國和法國。德國有韋伯學派，法國有涂爾幹創立的制度學派。德法社會學主要調查研究本民族文化，收集數據主要使用問卷調查。蘇聯把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都宣判為資產階級學術，把自己的類似研究叫作“民族學”。中國學習蘇聯的這個做法，從1950年代延續到1970年代。

對於文化的早期重要的人文學（歷史學、哲學等）和社會科學（文化人類學、社會學）研究都是西方學者做的，難免有西方文化中心論。後來西方人文學和社會科學中對此的內疚導致的反動是文化相對論（文化相對主義），是說不同文化的元素都有其適應環境等方面的理據，因而不同文化沒有高低優劣。這種說法的荒謬是明顯的，例如中國坐月子的習俗沒有劣質元素嗎？各民族的高級文化，高低優劣也是明顯的。再一次的修正是文化多元論（文化多元主義），是說不同文化不是以西方為中心的，但是有高低優劣。當然還是有學者相信單一文化中心論或文化相對論假設。

文化和文明很容易混淆，但卻是兩個東西。民俗文化是任何人群都有的習俗，但是很多人群曾經沒有高級文化。文明包含但不限於高級文化。一個人群要足夠大，而且能夠協作，才能生產出大量富餘產品，供養統治階層（包括祭司）和高級文化生產者，建立社會制度。這樣才開始形成一個文明。採集狩獵社會只有很少的大規模宗教建築遺址，可以看作文明遺留。農牧社會才開始有較多文明。考古學和歷史學中把不能確定是否建立文明的遺留稱作文化，例如新石器文化、仰韶文化。

不同文明的高低優劣是明顯的，西歐工業革命建立的文明比同時期其他文明高明優秀得可說是天地之差。而且單一文明中心論也是明顯的，西歐工業革命的成就超過以往人類成就很多倍，所建立的文明是那時全球的中心，此後席捲全球，至今仍然是進行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