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話－－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10)

譚合成

卷二

第十章 傳經送寶

蔣文經等人在楊家公社殺了鍾佩英母子之後，8月17日，又在四馬橋召開了全區“紅戰士”（“紅聯”）負責人會議。在這個會上，鍾佩英的身份已經發生了天地翻覆的變化，成了寧遠反革命暴動總頭子鄭元贊的小老婆、國民黨潛伏下來的女特務、楊家公社四類分子暴動的總指揮。而所謂鍾佩英指揮四類分子搞暴動，鄭家大隊貧下中農革命警惕性高，及時發現鎮壓了的故事，經蔣文經等人繪聲繪色一番演繹，聽得與會者如醉如痴，甚至還有幾分遺憾：為什麼自己公社就沒有出個鄭元贊，出個鐘佩英呢？要是有的話，那該多好啊！

會議結束以後，18日，19日，蔣文經等人受大平嶺公社和洪塘營公社邀請，專程到這兩個公社“傳經送寶”。

洪塘營公社位於道縣東南部九嶷山系的層巒疊嶂之中，現在叫洪塘營瑤族鄉，是一個以瑤族為主體，瑤、漢人民混居的地區，不過這裡的瑤民基本上已經漢化，如果他們自己不說是瑤民，你一點都看不出來。該公社在道縣37個公社中，面積最大，人口最少，自然條件也比較惡劣，山高谷深，岩基裸露，土層瘠薄，素有“洪塘無水，峻岭有峰”之說，人民生活比較困難。有一首民謠流傳至今：“有女莫嫁瑤山窩，終年挨凍又挨餓；住的木板茅草屋，吃的紅薯玉米它。”指的就是這個地方。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為什麼這個公社打光棍的男人特別多。文革殺人事件中，該公社殺人奪妻的案件發生得最多，其中恐怕也有一點因果關係。

公社駐地洪塘營圩是道縣地勢最高的圩場，海拔800米以上，1986年我們到洪塘營採訪時，眼前的圩場僅有橫街一條，街道房屋都很破舊，甚至還有一點點衰敗。山風掠過四周裸露的岩山，使人不由自主生出一種淒涼之感。

接到蔣文經等人送來的“革命真經”，（1967年）8月20日，洪塘營公社抓促領導小組組長、公社武裝部長賴興好召開了全社各大隊支部書記、民兵營長、治保主任、貧協主席“四巨頭”會議。賴在會上大肆渲染蔣文經等人的謠言，介紹楊家公社鄭家大隊的殺人經驗（原文是“鎮壓四類分子暴動的經驗”），宣布“最高人民法院就是貧下中農”，對於“調皮搗蛋”的地富分子，只要貧下中農同意殺就可以殺，並點名指示紅花大隊殺人，“帶動全公社的對敵鬥爭”。

會後，紅花大隊率先殺3人，各大隊陸續跟進，五天之內，共殺43人。

8月26日，洪塘營公社“三結合革命亮相幹部”、公社副書記盤家瑞再次亮相，再次召開全社各大隊“四巨頭”會議。盤副書記在會上點名批評了一些“思想保守，行動遲緩”的大隊，重點表揚了“行動快，殺人多”的紅花大隊，號召各大隊，外學鄭家，內學紅花。

會後，各大隊積極行動，掀起了全社的殺人高峰；當天便殺47人。有些在會上受到批評的大隊很不服氣，積極行動，迎頭趕上。如佳竹洞大隊，原來沒有殺人，支書王建喜、民兵營長蔣漢德等人在公社受到批評以後，回到大隊馬上就召開生產隊以上幹部會議，貫徹公社8·26“四巨頭”會議精神，要各生產隊就在會上摸底報名單，名單拿出來以後執行不過夜，立即派民兵分頭抓人，當晚便將12個“階級敵人”鎮壓了。第二天清早即打電話向公社報喜。

接着，27日，全公社又殺86人。

賴興好、盤家端等人坐鎮公社，守在電話機旁指揮全局。

東江源大隊是盤家端的點，經他指示、批准，殺了13個人。

洪塘營公社文革“殺人風”中共殺187人（其中自殺5人），僅8月26、27兩天就殺了133人，占殺人總數的71%。

該公社殺人最多的是紅花大隊，共殺42人，占全社殺人總數的22.5%。該大隊一個名叫李博清的殺人兇手，殺人上了癮，每次殺人都主動要求參加，不讓去還不行，該大隊先後三次殺人，李博清每次都參加了，親手殺害21人。從筆者掌握的材料看，整個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中，親手殺人最多的應當是他。壽雁區唐家公社那個殺人冠軍雷康古有水分，貨真價實的冠軍應當歸李博清。李博清當時已經40出頭，在當時的道縣應當算是個半老頭子，那個時候人的壽命相對要短一些，50歲就喊老倌子，60歲不為夭折，70歲就是古稀之年，筆者查了一下，道縣一些出名的殺人兇手，年紀一般都在20歲左右，大的不過30出頭，40歲以上的殺人兇手，除報復殺人、謀財害命、殺人奪妻這幾種情況外，還真的少見。究竟什麼原因使得李博清對殺人表現得如此積極呢？處遺工作開始以後，李博清因多次主動要求殺人，且手段殘忍，後果嚴重，被逮捕法辦。專案組的同志要他交代殺人動機，他的回答竟然是：“為了多賺兩個工分。”乍一聽，覺得荒誕無稽，難以置信，仔細一想，卻又在情理之中。假如殺人成了一種革命行動，不但不要負責任，而且還有錢發、有糧食分、有工分記，這樣的便宜人，願意去殺的恐怕不在少數。筆者有幸親歷過文化大革命，記得當時在學校里，每當有機會觸及牛鬼蛇神肉體的時候，廣大革命師生無不歡欣鼓舞，躍躍欲試。開始的時候，這種痛毆“階級敵人”的行為多少還有一層嚴肅的面紗，被看成是一種階級義憤和革命行動，到後來幾乎成了單調枯燥生活的一種調味劑，有些調皮搗蛋的同學把它戲稱為打便宜人。便宜人可打，亦可殺，關鍵在於便宜到什麼程度，可打不打不革命，可殺不殺三分罪。

採訪中，筆者曾向當地有關幹部請教過這樣一問題：洪塘營公社大多數大隊殺人都不是很多，少的一、二人，多的不過二十餘人，為什麼紅花大隊表現的如此突出呢？

一位負責處遺的同志這樣回答：

“紅花大隊離公社很近，大約只有里吧路的樣子，狗叫的聲音都聽得到。這種地理位置，使得該大隊幹部與公社領導聯繫非常密切。‘亂殺風’中，公社盤家端、賴興好等人把這裡樹成一個階級鬥爭的點來抓。他們多次到大隊現場辦公，督促殺人，這是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是，紅花大隊一直都是公社的先進大隊，各項工作都走在前面，殺人也是一樣，只能比別的大隊殺得多，不能殺得少。當時煽動殺人，不像我們今天這樣赤裸裸地叫殺人，而是說鎮壓階級敵人的暴動，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路線，保衛紅色政權等等，是作為政治任務下達的。所以紅花大隊的幹部積極帶頭行動。當時的大隊支書陳明鳳就親自充當殺人兇手，帶頭殺人。大隊貧協主席，叫個楊隆寬的，當時25歲，猛得很，每次殺人，都背着一杆鳥銃，沖在最前頭，並且親自殺人示範。大隊民兵營長鄒景桂當時在公社民兵自衛隊當隊長，帶着自衛隊的民兵到處支援殺人。這個人品質壞得很，不但殺人而且還乘機強姦、輪姦被害者妻女。幾個為主的幹部帶了頭，其他幹部還能不動手？大隊幹部、生產隊幹部帶了頭，群眾還能不動手？第三個原因就是，紅花大隊殺人的面放得比較寬。當時這個‘亂殺風’，說是亂殺，實際上還有界線的。界線一突破，人數就要成倍的向上翻。打個比方你就明白了，如果定了只殺分子不殺子女，無論哪個大隊最多也就只殺得十幾個；如果說子女也殺，人數馬上就翻上去了；如果說只殺男的，婦女、小孩不殺，怎麼殺也殺不到四十多個人，如果要斬草除根的話，無論哪個大隊殺四十個人都是少的。同時，還有一些人為了殺人奪妻，不留後患，把女方的家人也就殺得比較徹底。另外一方面，紅花大隊不但殺地富，而且還殺了一些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貧下中農’，說白了就是，在外面搞副業不給隊上交錢的，在生產隊出工偷懶耍奸的，或者不服幹部的領導，跟幹部斗着干的，這些事情現在看來都是小問題，在當時，一上綱上線，就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挖社會主義牆角，對抗黨的領導，這都是砍腦殼的事啊！這三類人加起來，紅花大隊只殺了42個人，要講還算是政策水平掌握得好，要是盡得量殺，起碼還要翻一番。當時紅花大隊殺人已經出現不斷擴大的狀態，第一批，8月21日，3人；第二批，8月24日，12人；第三批，8月27日，20多人。幸虧上頭剎車剎得快，紅花大隊8月21號開始殺人，到8月28號打止，只殺了7天。據說還準備再殺一批，8月29號，47軍6950部隊進駐道縣，打來電話不准再‘亂殺人’，當天晚上，賴興好在公社主持在家的脫產幹部開會，傳達47軍制止殺人的電話會議精神，並分頭通知各個大隊。紅花大隊隔公社近，接到電話後馬上就封刀了，以後再沒殺人。但盤家端的點東江源大隊不知道為什麼給漏掉了，沒有通知到，結果這個大隊在8月30號上午，又殺了9個人，本來只殺十幾個的，這下子變成23人，成了公社的第二名。這次處遺中，有人反映是有人故意這麼做的，好讓東江源抓緊時間再殺一批。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缺乏有力的證明，因此也就否定了。”

然而，洪塘營公社文革殺人的情況，最讓我們震驚的，或者說最具特色的不是“殺人最多”的紅花大隊，也不是“抓緊時間再殺一批”的東江源大隊，而是處於中游水平的黃家塘大隊。這個大隊殺人居然不是公社幹部指示的，而是一個名叫鄧永裕的公社電話員指示的。當時在洪塘營鄉處遺工作辦聽到這個情況時，我的心“咯噔”了一下，感到非常意外。由於洪塘營距縣城比較遠，交通不太方便，我們到洪塘營採訪，來得比較晚，此前已經在縣城附近的幾個區社採訪過，紅花大隊那種情況，東江源大隊那種情況，見得非常多，公社領導開會指示，大隊幹部開會貫徹，貧協和民兵組織具體執行，可以說是道縣殺人事件的一種基本模式，黃家塘大隊的這種情況還真的少見。在我們採訪中是第一次聽到，常言道：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公社電話員，充其量就是個縣郵電系統的合同工，跟民辦教師的性質差不多，他憑什麼“指示”殺人呢？下面的大隊又憑什麼聽他的呢？

我們問處遺辦的同志：“是不是哪個公社領導指使鄧永裕傳達的指示呢？”

該同志回答道：“不是的，純粹是他自己的個人行為。你們這個想法我們一開始也有，經過反覆調查，確定沒有任何一個公社幹部指使過他，純粹是他自己坐在電話機旁沒事幹，吃飽了撐的，看到別的大隊都殺了，黃家塘大隊一直沒有行動，就打過一個電話去指示殺人。”

於是我們決定把原來的採訪計劃調整一下，立即去黃家塘村。

黃家塘大隊（村）位於洪塘營公社最北面，與蚣壩公社毗鄰，東邊是貓兒山，西邊是楓木山，它就在兩山夾峙的馬鞍形上。從地理位置上看，似乎是整個公社距縣城最近的地方，實際上交通並不便利。當時整個道縣東南部只有一條簡易公路，叫道坦公路，從道江鎮到湘源錫礦的坦水坪，全長60多公里，主要是為運送湘源錫礦的礦石而修築的，當然沿線村鎮也跟着得到交通之利。公路起於縣城東郊的上關村，向東南通過蚣壩圩，越過泡水到後江橋，從後江橋轉向東行，再次越過泡水到四馬橋圩，從四馬橋圩轉向南，沿泡水中上游的山谷到坦水坪。沙石路面，路況不是很好，車行起來，黃塵滾滾，顛簸得十分厲害。公路距洪塘營圩最近的地方叫東江腳，從這裡分叉出一條更加簡易的公路，通到洪塘營圩。從洪塘營圩到黃家塘有大約15里山路要走，不算險峻，卻也蜿蜒曲折。我們就是走這條路線到黃家塘村去的。實際上要直接去黃家塘村，還有一條路可走，路近一些，也相對平坦一些，就是不經過洪塘營圩，在四馬橋圩下車，渡過泡水，步行20余里便可到達。我們離開黃家塘村回道江鎮走的就這條路。但去的是時候，我們並不知道這條路，甚至不知道世界上還有這麼一個黃家塘村。

大約半下午時分，到了黃家塘村（大隊）。由於來得倉促，事先準備工作不充分，採訪很不順利。接待我們的大隊幹部對我們這些不速之客明顯不太歡迎，嘟嘟囔囔地說：“雙搶大忙的，好多要緊的工作都搞不贏，搞這些空事干哄門（什麼）？”好在我們早有思想準備。道縣文革殺人事件有大量黨員、幹部，特別是農村黨員、幹部被捲入其中，相當數量的基層幹部，對於這一次的處遺工作是不理解、排斥、甚至對抗的，特別是那些手上或多或少沾有鮮血的人更是如此，他們本能地把我們看成是找麻煩的人，所以每次下去採訪，一定要事先做好鋪墊工作，工作做得不到家，都要碰釘子。

對黃家塘村的採訪當然也不例外，臨時起意，倉促而來，要是一帆風順，那倒奇怪了。不過，不順利並不等於一無所獲。七七八八的事情就不講了，直接講採訪結果。

事情還得從8·20公社殺人動員會說起，那天，黃家塘大隊支書祝玉亮等人在公社開過會，回到大隊，幾個人研究了一下，感到本大隊的幾個地富分子還沒有“調皮搗蛋”到非殺不可，決定集中管制起來，以觀後效。因為黃家塘跟公社離得比較遠，平時聯繫不是很密切，公社派下去“檢查工作”的幹部也把它給忽略了，所以一直到8月25日，其他大隊都行動了，該大隊忙着“促生產”，忘了“抓革命”。這個情況被公社電話員鄧家裕發覺了。他雖然不是公社領導，但坐在總機旁邊插接電話，公社和各個大隊來來往往的電話，都可以監聽得到，（那個時候，電話員又叫機線員，就是類似機要員的意思，要政治十分可靠的人才能擔任）所以對全公社殺人的情況瞭如指掌。

據鄧家裕說：“我因為發覺黃家塘一直沒有行動，又曉得公社要開總結評比會，害怕他們受批評，出於一片好心，打過一個電話提醒他們，沒曾想到他們把殺人的責任都推到了我身上，說是我指示的。我一個公社電話員，連個半脫產的幹部都算不上，憑什麼指示殺人？”

鄧家裕問得不能說沒有道理。

但是，黃家塘大隊幹部群眾的說法有一點點不同之處。當時接聽電話的（原）大隊會計祝重成說：“（1967年）8月25號中午，我在大隊部值班，公社‘殺人辦’主任鄧家裕打過電話來，問我們大隊為什麼還沒有行動，批評我們拖了全公社的後腿，強行要求我們馬上行動。我接到電話以後，馬上向支書祝玉亮、大隊長祝玉省他們做了匯報。大隊上專門開了一個會，拿出了一個名單，決定殺5個地富分子。還打電話向鄧主任作了匯報。第二天早晨，鄧又打過電話來，是支書祝玉亮接的，說我們大隊跑出去的兩個地富（實際上是地富子弟）在十區（蚣壩區）被抓住了，要我們派人去接。祝支書問，接回來怎麼處理？鄧主任說，在路上幹掉算了。所以這兩個人也殺掉了。後來，8月27號在公社開過會以後，因為大隊上還關着幾個地富沒有處理，我們又把電話打到公社，請示鄧主任殺不殺，鄧主任指示說，統統給我殺了。就這樣又殺了3個。”

附帶說一句，鄧家裕對“殺人辦主任”這個頭銜，堅決予以否認，他說：“什麼牌子不好叫，叫個殺人辦公室主任，我再蠢也沒有蠢到這個程度。”

好在這個問題無關宏旨，殺人辦主任也好，其他什麼辦主任也好，還有什麼司令啦，政委啦，院長(筆者在一份關於鄧家裕在文革“亂殺風”中所犯罪行的原始材料上，看到這樣一段文字：鄧家裕，男，1933年出生，貧農，黨員，洪塘營公社電話員，鄧在文革亂殺風中自稱“公社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多次參與殺人活動，親自打電話給黃家塘等大隊，指示批准殺23人，親手用鐵絲捆綁5人，用繩索捆綁5人。)啦，叫什麼都可以，關鍵是黃家塘大隊貧下中農就是這麼直觀理解的。如此看來，黃家塘大隊殺人情況與其他大隊並無本質區別，說它有特殊性，僅僅特殊在別的大隊指示殺人的是“正牌貨”，而指示該大隊殺人的是個“冒牌貨”而已。

不過，有一個情況祝重成沒有說，那就是當天（8月27日）晚上，他打電話向鄧家裕請示：“有些人雖然不是地富，但是不好好在生產隊參加生產，在外面打流，走資本主義道路（搞副業），這號人殺不殺得？”鄧家裕答覆道：“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都可以殺！”

祝重成拿到指示以後，第二天就帶人把本大隊在外地搞副業的中農社員祝重道抓了回來，騙他交出錢財之後，將其殺害，並順便奪了他的老婆。

此案在本次處遺工作中被定為殺人奪妻案。

大平嶺公社的殺人情況與洪塘營大同小異，相比而言殺人稍少一點。具體殺人情況，後文中有幾個案例可作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