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難盡的反革命
“文化大革命”期中，主流媒體常常用下面這句豪言壯語宣傳我國的成就，眾媒體說∶“敵人有的我們有，敵人沒有的我們也有。”我當時就偷偷地想，“敵人沒有的我們也有” 的東西太多太多了，例如畝產十萬斤的超級謊言，又例如“五年超英，十年趕美” 的空話大話。但是也有一種東西敵人有我們卻沒有, 那就是政治犯，我們的 ‘‘敵人國家 ’’ 或多或少都有政治犯, 我們這裡只有反革命刑事犯，沒有政治犯，一個也沒有，這也可能是我們這個文明古國為人類歷史創造的眾多奇蹟之一。
比方說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 全國揪出了55萬右派份子, 在“敵人國家”看來, 那些送去勞教的右派或送往農村“ 監督勞動”的右派,不算政治犯也得算“准”政治犯了吧, 但是我們宣布說: “右派按其性質雖然屬於敵我矛盾, 但仍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 既是人民內部也就談不上什麼犯乃至什麼政治犯了。
那年頭我一不小心, 由右派升級為反革命, 和成百上千的反革命朝夕相處, 雖然我已經成為一個如毛主席所指示的“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 但我對那些從深山的茅棚里抓來的資產階級仍然充滿同情, 這正如我的那位勞改隊長批評我時說的∶“自已的屁眼在流鮮血, 還要去替別人醫痔瘡。”我默認了他這話丑理端的批評, 也並不僅僅因為他是權傾一方的頂頭上司。
這類來自農村的反革命，文盲或初識字者居多，政府一口咬定他們代表資產階級, 而這些人終其一生也許沒見到過一個真正的資產階級。他們所到過的最大城市, 很可能就只是他們那座在地圖上不易找到的縣城。他們偶爾能看到天上的飛機，但卻沒機會見到地上的汽車或者火車。
1966年，我在這個農場的桂花大隊勞改，那年的冬季農閒期間，全大隊的犯人集中到桂花溪中隊開田改土。這時我認識了另一個中隊的一個綽號叫陳小娃的小伙子，他可能二十歲左右，認識他是出於好奇，當時雖然是冬季卻並沒有下雪，有的犯人打赤腳，我發現這個陳小娃的腳板與常人不同，他的每根腳趾之間都沒有靠攏，而留有近半公分的距離，有人對我說，農村的孩子從小沒穿過鞋，卻板就發育成這個樣子。
想不到他年紀輕輕，竟然還是個反革命首犯，刑期為有期徒刑的頂峰，二十年。後來一打聽，原來他們幾個同村的青年娃娃想改朝換代，要弄個人出來當皇帝，大家決定用抓鬮的方式來決定, 結果陳小娃運氣最好，一抓就是二十年，兩年後他患肺結核死於農場醫院，終年二十二歲。
其實我所在的通木溪中隊也有這種類似的反革命份子，這個人是專職餵牛的犯人，綽號團長，因為土地改革時他當過兒童團長，刑期八年。反革命案只判幾年短刑的可說是“珍稀動物”, 也足以證明他“反” 得不怎麼樣。事實上他堂兄跟隨首犯組織了一個簡易的反革命集團（說它簡易是因為該集團成員中文化程度最高的是個高小畢業生, 他甚至連綱領兩個字的含義都鬧不懂），案發後首犯槍斃，堂兄判無期徒刑，堂兄的一個重大罪行就是為集團發展了包括“團長” 在內的兩名成員。“團長”本人除了和首犯等集團成員一起，於某一個月黑風高之夜，在一根田坎上喝過一杯宣誓血酒以外，什麼也沒幹，判決他的罪行是參加反革命集團“伺機而動” （這四個字他不懂，曾問過我，所以記憶猶新，可憐，連自己的罪行都不懂的反革命！）
震驚世界的“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以後，也抓了些“新鮮血液” 反革命到勞改隊來，我所在的班組也分來兩個，其中一個印象特別深刻，因為他的案情在我看來某些細節簡直近乎是笑話，雖然是一個悲哀的笑話。
這位新犯是富順縣人，大約二十五、六歲，據他自已介紹說他出身在漁民世家，讀了幾天初中，後因父親生病喪失了勞動力，十六歲他就繼承父業開始打漁（反正學校已停課）。四川境內小河小溪很多，這類漁民就在這類小河裡靠打魚為生。這個行道有一個特點，就是經年累月在船上生活與外界接觸很少，為驅寂寞通過全家努力便買了一台袖珍收音機, 某次他無意間收聽到一個名叫“自由中國之聲” 的台灣電台，這個電台播講的內容和我國的大不相同。
他並不知道他是在犯罪，當年因偷聽“敵台” 而判刑勞改的大有人在，只是刑期一般都是七八年，他卻判了十年以上。因為那個電台在播音結束時說了一個通信地址，歡迎廣大聽眾去信聯繫，這位單純的漁民果然寫了一封信，並按當年中國人的通信方式，在進入信文之前先寫一段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的口號，他將這個口號靈活運用了一番，寫道∶“祝偉大的蔣委員長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
他大概從來沒有聽說過寄往台灣的信要通過郵件檢查這種事，他更沒有想到他的信實際上是寄到了中國的公安局。 這種類型的犯人在我國都叫反革命刑事犯，不叫政治犯。這些政治勞改犯和我們通過文學作品了解的政治犯大不相同。過去中國有“七君子”、俄羅斯有十二月黨人，如果他們知道他們居然有了像中國的這種同類。他們一定會向閻王爺起訴中國共產黨，控訴這個黨敗壞了他們的名譽。
據說世界上不論任何好事拿到中國來就變樣，就貶值，這裡又得到一個證據，但它是以無數的無辜者的犧牲為代價的。詛咒這個吃人的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