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啕大哭的傢伙

“傢伙”是管教幹部稱呼犯人的人身代詞之一，其他還有東西、貨色等等。

1976年10月某日, 我正在地方國營雷馬屏農場通木溪中隊服刑勞改，還當着什麼水稻班班長之類的小頭目，那時正是這個高寒山區收割水稻的大忙季節，也是水稻班長最苦最累的日子。我們由四個人組成的一架拌桶正在水田裡割的割打的打，累得鼻塌嘴歪。地點又在距隊部最遠的一座小山背後，為了將我們撻下的穀子儘快送回隊上晾曬，我們這個桶還多配了一個搞運輸的，他的任務就是不斷挑濕穀子回隊，以便儘早進行晾曬，因為這個季節，雷馬屏的晴天是十分稀有的。

我是班長，全班犯人的勞動調配是我的職責，根據人類趨利避害的本能，我絕不會在我身邊安排一顆定時炸彈，一條專打小報告的“蟲” ，哪怕他是個來來去去挑運穀子的“流動人口” ，在勞改隊呆了十多年了，我還看不清班上的人都是些什麼貨色嗎？

今天為我們挑運穀子的人名叫王京良，年齡四十左右，刑期十二年，反革命罪。反革命罪只判十二年已不可多得，五個人一張拌桶，如果分成五個反革命犯，一不小心就能分成一架“世紀桶” 一一五個反革命，每人判二十年，剛好一百年。

王京良是個工人階級，捕前在成都一家國營鐘錶廠當工人。當工人以前，他是成都街頭擺攤修表的個體戶，因為是承襲父業世代相繼，積累着父輩傳下的若干經驗，技術上存有某種優勢，在成都修表界也算小有點名氣。後來公私合營，國家把他“組織起來” ，弄進了國營企業。這種人因為從小吃技術飯，對沒技術的人，不是看不起就是看不慣。加上他過去是自由自在的個體戶，現在是廠長車間主任小組長管轄之下的“一顆螺絲釘” ，企業像官僚機器般運轉，靠吹牛拍馬吃飯的人，管理着真正幹活的人。對此王京良越來越不滿，少不了在車間裡發點牢騷吊點二話，這些支言片語必有積極份子及時向黨匯報，所謂的反動言論日積月累在書記的筆記本里已近極限，當時機成熟新帳老帳一起算，看來也只是個時間問題。不久，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之際，王京良被指稱犯下“造謠煽動” 的反革命罪，批鬥以後被判刑，送到了雷馬屏農場。

受到判刑的打擊以後，王京良謹言慎行吸取教訓，但他從內心並不認為自己真的犯了什麼罪過。有一次幹部批評某一個犯人說那人“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兩天后他私下對我說∶“我經過兩天的考慮，覺得這個現象很正常，因為人鬼之間語言不同，又找不到二者之間的翻譯，不說鬼話怎樣交流？”能向我談這些話，證明王京良對我是信任的，事實上我們雖然沒達到推心置腹的程度，彼此的信任是一直存在的。在勞改隊這不僅很珍貴，而且很重要，識別人，在爾虞我詐的環境中特別重要。

那天，大約在下午四點鐘左右，田野里的高音喇叭突然奏出了陣陣哀樂聲，我們知道伴着哀樂，播音員用沉重的語調宣讀的訃告，通常是某位國家領導人逝世的消息，遠處發出的廣播聲聽來簡直只是哇哇哇的叫聲，聽不清每個音節吐的什麼詞，根據當年中央領導人的年齡情況和最近去世的情況，肯定不少“知道點政治” 的人猜測，這次可能是毛主席去世了，只是沒有一個敢把這個後果嚴重的猜測說出來，原因一目了然，因為毛主席太偉大了，偉大到不該死的地步。

又過了二十分鐘左右，王京良挑着空籮篼來到田坎上，我們把拌桶推到田邊，他向我示意叫我去一旁有話對我說，我叫同夥們趕緊往籮篼里裝穀子，我和王京良去到五米左右的遠處，這時他小聲對我說∶“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但你只能蒙在被子裡笑一一毛老頭翹辮子了。”我心裡一陣狂喜，但直覺告訴我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它甚至預示着一個時代的終結，但是此時此刻我們面臨的局面卻相當嚴竣，也很關鍵，故謹言慎行十分必要。

同桶的另外三個反革命從我和王京良的異樣表情中已看出問題，有人說犯人都是“人精” 就反映在這些察顏觀色的本領上。“啥子事？”緊閉着的三張嘴卻用六隻眼睛向我提問，我如果一言不發也可以，但是在勞改隊付出的代價將是對友誼的褻瀆和對信任的玷污，沒人願付出這樣巨大的代價，我說∶“剛才的消息，毛主席逝世了，這個事情很嚴重，任何人都不准笑”。

收工的時候，我們一個個哭喪着臉從中隊部門前走過，我看見我們的指導員一雙眼睛已經哭腫，正在給立在門前的一個大型花圈上貼着白色紙花，其他的幹部、家屬也都眼淚汪汪張羅着製作花圈的事，總之氣氛十分肅穆，大家連大氣都不敢出。

這時，從隊部院子的中央傳來陣陣呼天喊地的號啕大哭聲，其聲音之洪亮竟可以用悲痛欲絕四字來形容，但其聲調特點似與隊上任何幹部的音色不同，出於好奇我就停下腳步多看了一眼，原來這個號啕大哭者竟是我夢想不到的王京良，其哭聲其動作因為誇張而給人一種做戲的感覺，但是又有誰敢揭發他是在偽裝極積呢，當時我不僅想了∶“這傢伙怎麼可以這樣呢？”

可是片刻以後我又想∶“他為什麼不可以這樣？在這個時候， 誰又敢把他怎麼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