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 亡 之 床

如果說世界上有一種床，誰睡上十天誰就得死，這簡直像天方夜譚的故事，你相信嗎？

在介紹這種怪床之前，我必須談一談我對死刑犯的看法∶我在長期的勞改實踐中，直接和間接地和許多死刑犯打過交道，其中有的罪犯強姦殺人甚至血債纍纍其罪行可說令人髮指，如果覺得“死有餘辜” 四個字有點誇張，罪有應得應該能接受。遺憾的是，在以階級鬥爭為大政方針的年代，被殺的人中所謂的反革命份子所占比例卻遠遠超過了一般刑事犯，據說這些反革命是“要變天復辟、要讓千百萬人頭落地” ，因而是“最危險的敵人” ，“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上列引號中所引均為當年的語句，如果用21世紀的商業用語來表述，上列句子都可以說是殺人廣告詞）。

我至今無法忘記的是，“法官幹部” （通常是勞改隊的幹部代理法官）在公判大會上宣讀被殺者的罪行時告訴我們說，其中有“為劉少奇翻案”的，有“惡毒攻擊副統帥林彪” 的，有“大肆誹謗偉大旗手江青同志” 的，那些被殺者的屍骨和鮮血，把我們這些苟活者羞愧得無地自容。

上述這些荒唐事，五十歲以上的人大多耳聞目睹，雖然後來稱那段歷史為荒唐歲月。但當時我們還是自稱為法制國家，法制國家有一個醒目的標誌是，即對被判死刑者給予了十天的上訴期，十天之內可“將上訴狀及其副本” ，呈交上一級法院進行申訴。經驗告訴我們，在勞改隊裡，這所謂的上訴完全是一個形式，百分之百都是維持原判，絕無例外，無非是讓你多活了十天；但是大家所不知道的是，在這十天上訴期中，這些即將去死的人將睡在一張什麼樣的“床”上？他們如果真的知道，那他們絕對不會還提出什麼上訴，不如立即執行要幸福得多。

 當年 我並沒有親眼見到死刑犯睡在這樣的“床” 上，是一個親眼見到的人向我轉述的，1980年我平反出獄以後，才在一個正在製作這類床的鐵工廠里，親眼看見兩張剛剛完工的床，這兩張床在一側向我證實那位轉述者所說的情況屬實。

1978年我曾經在雷馬屏農場醫院住過幾個月，在那裡我結識了一個患了脈管炎一一一種不治之症的刑事犯，因為患這個怪病,他的綽號便用了這個病的名稱。他是一個判了短刑的刑事犯，住院以前他在集訓隊當勤雜工，勤雜工干的不外乎打掃清潔燒茶送水之類的打雜事，那時判死刑的犯人在判刑前後都關在集訓隊裡。那位勤雜工因為刑期短、案情性質輕微，加上幹部們都知道他已不久於人世，對他到也不是那樣劍拔弩張，基於這些基本條件，有些地方就沒有避他，是以該“脈管炎”就有可能親眼看見和親耳聽見某些令我大吃一驚的事。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全國聞名的張志新判死刑後，臨刑前被割斷喉管，此事的公開揭露為批判“四人幫” 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不過我還有一點另外的看法，即如果此事不發生在由“四人幫” 鐵杆打手毛遠新主持工作的遼寧省，這個慘無人道的黑幕是否能得到那樣有力的揭露與批判？如果有人提出這樣的懷疑，我也並不認為不可理喻，事實上那並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

就是張志新被割喉管的年代，我所在的農場也先後槍斃了幾個對林彪、對“四人幫” 口誅筆伐的所謂“瘋狂反對文化大革命” 的所謂反革命，有一次，在集訓隊對其中一個姓趙的宣讀死刑判決書時，“脈管炎” 站在窗子外面，親眼目睹了這一幕。

當“法官幹部” 剛宣讀完死刑判決書時，便有兩個武警出現在死刑犯的兩側，他們各逮住死刑犯的一隻胳膊，用力一掰，這時聽到死刑犯一聲慘叫，他的胳膊已經斷了（脫臼？），然後弄回監房，不管他上訴不上訴，都得等十天以後召開公判大會執行槍決。

十天之內，死刑犯的飲食起居都由兩個精心挑選的犯人伺候，不但他們給他餵飯餵水，倒屎倒尿，甚至屙屎也由他們揩屁眼，從“進出口” 享受的“特權”來看，也許歷代帝王也不過如此。

       前文提到我在鐵工廠看到的那種床名叫刑床，它是當年那些死刑犯專用的床，全由厚鐵皮製作，分上身和下身兩大板塊合成，上身的兩側各有鐵環一個，專為拷手腕而設計，下身也有兩個就是拷腳腕的了。如果將此床豎立起來，手腳拷在“床” 上、蓬頭垢面的犯人，肯定與在十字架上受難的耶穌相像。這床的上半身可以立起來，使犯人除睡以外還可以享受“坐” 姿 ，只是在屁股下面有一個橢圓形的洞，該犯的大小便經由這個洞泄到體外。

“ 脈管炎” 在集訓隊看到的那位姓趙的反革命死刑犯比張志新幸運，他只被弄斷了胳膊而沒有割斷喉管，但他比其他死刑犯不幸的是，雷馬屏農場還沒有刑床這種工業產品，只好用鐵絲將他的手腳固定在一張門板上，讓他度過這生不如死的十天上訴期。

這一切都是歷史。誰敢說我們的這一頁歷史不骯髒不沉重。

   說完床，再說擔架。

   那時正是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進行中的1970年左右,我正在另外一個中隊服刑勞改,那段歲月里的幹部們軍人們家屬們甚至他們未成年的兒女們,一個個不苟言笑,表情嚴肅無比,似乎正從事着人類最最莊嚴的事業,他們一天到晚進出匆忙,個個都在為料理着國家興亡的頭等大事而盡心盡力。

   某天,全隊犯人剛剛吃完晚飯,突然聽到集合的哨音,犯人們來到曬壩,整隊完畢後便看見從公路上走來一群戰士,後面就有我們中隊長,他率領着幾個犯人抬着個什麼東西。待這群來人走到隊列前面時,我才看清楚,原來抬的是一副簡易擔架,擔架里還躺着一個受了槍傷的犯人, 一支褲腿的下部全被鮮血浸染。

令我等無比震驚的是,當擔架抬到隊列正前方時,並沒有按常規方式將躺着傷員的擔架輕輕放到地上,而是從抬擔架者的手上故意的直接摔在地上。然後這位中隊長開始了殺一儆百的講話,他說這是一個逃跑犯,沒有將他擊斃只能算他運氣好,這種人死得越多越好。他最後揮着拳頭講的那幾句話簡直令我打起了寒噤,並因為這個寒噤而使我終生難忘,他大聲說：“打傷了,我們也要給他醫,但得給醫生打招呼,做手術取子彈不准打麻藥。”這是多麼坦率又多麼真誠的革命人道主義啊。

   按照當年的政治術語這叫作游斗,全大隊有5個中隊,也就是說抬這位傷員的擔架，要這樣摔到地上5次。

   擔架上的人我很熟悉,過去曾在同一個中隊呆過,後來才調到這位中隊長治下。和我一樣, 傷者也是由右派升級而判刑勞改的,他原是成都電訊工程學院的助教或者講師，記憶里不十分清晰,是江蘇人。1979年他平反時,曾利用我的工休日專程找了個藉口到我所在的隊上來找我通報好消息,我們交談了很久。那時我才知道,槍擊他那次他並不是逃跑,只是因為當晚要開他的鬥爭會,他因為害怕受刑，想跑到山上去自殺,我們這位中隊長帶着幾個勞改極積份子在一個岩洞裡發現了他,想不到在距離他不到3米的近距離內,對着他的小腿開了一槍,展示了這位中隊長在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中的堅定和勇敢。

   他最後的一句話使我思索良久,他說：“那個洞又沒有其他出口，我已經束手就擒了，他居然還要開槍！唉，不過如果我不被抓到，不挨這一槍,說不定我真會自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