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話－－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15)

譚合成

卷三

第十五章 “8·21營江匯報會”

“紅聯”營江前線指揮部駐蹕營江公社良種場大院。該大院是一個面積相當可觀的四方院子，對着大門是一棟兩層小樓，兩邊兩排紅磚平房，中間一個足球場大小的空坪。大院和衛星般拱衛在它附近的兩個村子裡，集結了近千名來自各區社的民兵，組建了二個武裝民兵連和一個直屬民兵排。他們穿着各色不同的衣服，腰上扎一根皮帶或捆一條汗巾，背着不同層次的武器，基幹民兵是步槍，普通民兵是鳥銃、馬刀、梭標等，其中最神奇的，當然是穿黃軍裝的，他們大多是復員退伍軍人，也是武裝基本民兵的骨幹。另外還有一批集中來的鐵匠、木匠，在加班加點打制馬刀、梭標。來的人想法不盡相同，但有一點絕對一致，就是來賺革命工分的，來這裡的民兵和工匠除了有糧食補貼外，還要在生產隊拿最高工分。

指揮部設在樓上一間簡陋的小會議室里，指揮長鄭有志、政委鍾昌友（梅花區武裝部長）、副指揮長劉厚善（上關區武裝部長）、廖明忠（橋頭區武裝部長）、副政委賀霞（縣委農村部幹事）、王先志（仙子腳區武裝部長）、參謀長黃濤（縣公安局幹部），以及後勤部長張明恥等人，雲集於此，既要對付“革聯”打派戰，又要指揮全縣農村“抓階級鬥爭”，建立鞏固的根據地，辛苦得很。鄭有志更是廢寢忘食，夙夜匪懈，眼睛都熬紅了，布滿血絲。

尤其此地距“革聯”老巢二中不過四里之遙，時刻要提防“革聯飛虎隊”偷襲。8·13武鬥之後，鄭有志等人已經領教了這幫“亡命之徒”的狡詐凶頑，更不敢掉以輕心，一隻槍睡覺都放在枕頭底下。門前小橋邊、公路旁上了明、暗幾層崗哨。鄭有志等人都是當兵出身，在這點上絕對不會麻痹大意。一到晚上，時有喝問口令的聲音劃破靜夜，惹得附近的狗跟着叫起來，使人緊張得太陽穴打鼓一樣咚咚跳個不停。一直要到狗的吠聲象遙遠的回音似的，愈傳愈遠，漸歸寂靜，才能把一顆懸起來的心重新放落在肚子裡。

8月21日，零陵軍分區趙爾昌副司令員和中國人民解放軍47軍6952部隊梁連長，在先武裝部崔部長和劉政委的陪同下，風塵僕僕來到營江紅聯前線指揮部。由於一些歷史原因，趙副司令員一行捨近求遠，繞道寧遠，從那裡步行而來（當時寧遠到道縣還沒有公路）。為什麼不走道縣縣城呢？自然是為了避開“革聯”。讀者可能大惑不解：堂堂一軍分區領導會顧忌一個小小縣城裡的群眾組織？請不要忘記這是“文革”中發生的事情。在此有必要說明的是，當時全國各地黨政機關基本癱瘓了，有的還被奪了權，但人民解放軍系統還是堅如磐石，同時擔負着“支左”和穩定社會秩序的重任。炮打司令，打的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無產階級司令部不能炮打，中央文革不能炮打，人民解放軍不能炮打。但問題出就出在“支左”兩個字上，前面筆者已經講過，中央文革關於湖南問題的《8·10決定》批評湖南省軍區在“支左”問題上犯了方向路線錯誤，連帶着陵零軍分區和道縣武裝部也跟着犯了錯誤。就是說從前“支左”支錯了人，現在要把屁股扭過來。可是屁股說扭就扭得過來嗎？其中千絲萬縷的聯繫，非三言兩語說得清楚。幾十里山路，火辣辣的太陽曬得黑汗水流，當時見過趙副司令員一行的當地農民至今還在回憶：“嘖嘖！趙副司令員不簡單！算起來要算是道台了，那麼熱的天，那麼大的官，還走路，一身的汗，軍裝都不脫，帽徽領章整整齊齊。”

剛一落坐，趙副司令員顧不得擦一把汗，馬上把正在開全縣區武裝部長會議的與會者和“紅聯”營江前線指揮部的頭頭們（其中很多本身就區武裝部長）召來匯報情況。二、三十個人把小小的會議室擠得滿滿當當。那時節沒有空調，連電風扇都是資產階級的奢侈品，會議室里悶熱難當。趙副司令員身穿的確良軍裝，頭戴軍帽，風紀扣扣得嚴嚴實實，正襟危坐在主位上。鄭有志等區武裝部長在農村隨便慣了，見狀，連忙手忙腳亂地整理風紀。

首先，由“紅聯”副政委賀霞匯報，他憤怒地控訴了“革聯”的“滔天罪行”，又談到了農村的階級鬥爭，說：“當前道縣農村的階級鬥爭很複雜……楊家公社鄭家大隊，偽縣長鄭元贊的小老婆為首組織‘反共救國軍’，發展了三千多個成員。她指揮四類分子打了大隊治保主任。蚣壩公社有些四類分子聚集召開秘密會，搞反革命組織‘新民救國團’。六區（月岩區）地主蔣偉珠(蔣偉珠，女，1948年出生，清塘公社蔣家大隊人，家庭出身地主，道縣二中學生。1967年因“新民黨”案被關進牢房，整得九死一生。文革後平反，當了民兵教師。)有電台，她本人是發報員，經費是從冷水灘暗號叫‘609’的特務那裡搞來的，準備到湖北省達子山搞兵工廠，企圖搞軍事暴動。楊家公社與寧遠縣搭界的山上，有二、三百個四類分子上山為匪，要殺我們的黨員、幹部、貧下中農。新車公社有六個小孩在山上放牛被這些匪徒殺掉了。”（據處遺工作調查，全系假案。）

賀霞還沒匯報完，鍾昌友搶着插話：“我們車頭區理家坪公社就有四類分子搞暴動搶民兵的槍，西干橋後面的山上有上百名四類分子上山為匪……”

趙副司令員等軍人，原本對地方情況接觸少，不甚熟悉，聽賀霞等人的匯報，個個感到震驚，臉上現出同仇敵愾的表情。

賀霞接着匯報說：“現在貧下中農都發動起來了，組織民兵站崗放哨，加強對四類分子的管制，有的地方還殺了一些階級敵人。”

趙副司令員問：“殺了多少？”

賀霞說：“大概一百多個。”

趙副司令員當即指示：“你們要統計一個準確的數字給我們。”

周仁表接着匯報，這一次他除了他所“破獲”的兩個“反革命組織”的反動綱領、行動計劃和反革命口號外，又補充了一些新的內容：“這兩個反革命組織與二中（“革聯”總部）有聯繫。他們要翻天，要搞反革命政變，要殺貧下中農。現在，農村里貧下中農都起來了，殺了一批階級敵人。”

這時，有人插話說：“對農村殺人的事，有不同看法。”

賀霞站起來反駁道：“貧下中農起來殺幾個階級敵人，殺得好！……是貧下中農階級覺悟的表現，是‘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我們應當支持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寧可錯殺一千，也不能讓一個貧下中農被殺。”

趙副司令員說：“農村階級敵人起來暴動，要殺貧下中，貧下中農起來殺階級敵人，這就是江青同志說的‘文攻武衛’。現在武裝部的槍被搶了，政法部門也管不了，四類分子要翻天，貧下中農恨四類分子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我也是窮人出身，我堅決站在貧下中農一邊。”

匯報結束時，趙副司令員又指示：“你們匯報的情況和提出的意見很好！使我們了解了道縣的一些真實情況，我們帶回去向47軍匯報，使道縣的問題儘快得到解決。從目前的情況來看，要加強對四類分子的管制，對反革命組織要儘快組織力量偵破，落實好材料，堅決打擊。”

鄭有志趁機向趙副司令員索要武器。

趙副司令員答覆：“上級沒有命令，我們不能給。”

趙副司令員回到零陵後，也沒再做調查落實，立即把他在營江聽到的匯報內容，總結成一份《社情電報》，匯報給了47軍。47軍隊這份《社情電報》加了按語後，又轉發下來，之後又發到道縣各區、社。

正好筆者手頭上有一份《社情電報》的抄件，特照錄如下：

各方反映和部分查證，道縣近來四類分子活動囂張，散發反動傳單，兇殺貧下中農，進行反攻倒算，組織反革命組織，陰謀暴動。在縣武裝部和公安機關處於癱瘓的情況下，廣大貧下中農唯恐四類分子翻天，有的主動採取了行動。從7月底以來，特別是從8月22日以來，據不完全統計，他們用鳥銃、鋤頭、扁擔等，共殺死四類分子（包括少數四類分子子女）207人，其他地區也有類似情況。我們認為，對殺人兇手和四類分子中作惡多端、活動囂張、企圖翻天的可以依法懲罰外，四類分子不宜濫殺。四類分子子女不應視為四類分子，必須按政策團結教育，不能混淆專政對象和非專政對象的界限，這樣才便於爭取四類分子子女，如楊家公社與寧遠交界處有77個四類分子（包括少數子女）因怕殺或企圖暴亂，外逃集結上山頑抗……

47軍在《社情電報》的按語中說：“中央文革轉發零陵軍分區反映道縣的四類分子活動情況，對四類分子的活動要嚴加注意，但也要勸說農民按政策辦事。”

這份據“各方反映和部分查證”的電報，現已查明所述全部“敵情”無一屬實。如四類分子“散發反動傳單”，實際上是台灣國民黨的空飄傳單。又如“組織反革命組織”之說，當時道縣報上來的7個“反革命組織”全系假案。至於“兇殺貧下中農”、“進行反攻倒算”等，更是連影子都沒有的事。它將一些道聽途說，甚至是別有用心製造的謠言以官方文件的形式確認下來，又經道縣基層政權層層傳達、宣傳、印發，成了“階級敵人翻天的鐵證”，甚至成了煽動和實施殺人的依據。筆者在道縣採訪時，聽得很多殺人事件責任人在談到“殺人風”興起的原因時，都說到了這個《社情電報》，他們說：“這個《社情電報》對當時的殺人風起到了火上澆油的作用，貧下中農看到這個電報，以為四類分子真的起來暴動了，上山當土匪了，急得要命，也就不管青紅皂白殺起四類分子來了。”這一點，不知《社情電報》擬制者作何感想。

營江匯報後，第二天上午，周仁表在清塘區三級幹部會議上說：“我昨天向軍分區趙副司令匯報了我們六區階級鬥爭和群眾起來殺四類分子的情況，趙副司令員表揚了我，這一下，我的膽子就更大了。”

這段記錄營江匯報概況的文字是筆者，根據處遺工作組的調查材料整理的。為此筆者也採訪了不少人，態度是慎重的，也是十分認真的，但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事件的原來面貌，說心裡話，我自己都感到有些惶惑。當年的匯報者和聽取匯報者，究竟說了些什麼，指示了些什麼，一些主要的當事人都不同程度地患上了選擇性遺忘症，還有一些人面對鐵證如山的揭發材料，咬緊牙關不認帳，讓處遺工作組的同志感到阻力很大，很頭痛，而筆者就更是無可奈何了。有知情者說，他們還“搞了很多背後的活動”，要用人血“殺出一個左派來”等等，但筆者無權將這些缺乏有力證據的揭發材料作為事實披露。

趙副司令員視察營江的主題是了解下情、制止武鬥。然而從道縣殺人事件的有關統計材料上，卻發現了這樣一個事實：1967年8月21日是道縣殺人事件的一個“飛躍點”！道縣處遺工作組在向零陵地委和湖南省委的匯報材料中，把整個殺人事件分成四個階段：

1967年8月13－20日為第一段，主要表現為零星和自發的（事實上是農村基層幹部策劃組織的――筆者）殺人。這一階段歷時8天，是殺人風的開始階段，共殺81人，占殺人總數的1.8％，全縣只有壽雁、四馬橋、清塘三個區殺了人。8月21日－25日為第二段，這個階段出現了全縣第一次殺人高潮。多數區、社開了不同類型的殺人會，動員部署殺人。歷時5天，共殺807人，占殺人總數的17.9％，全縣10個區36個公社只有少數公社沒有殺人。8月26－30日是第三段，不少地方搞起了突擊殺人，補火殺人，平衡殺人，掀起了第二次殺人高潮。這一段殺人是在‘不准亂殺’和‘罪大惡極的可以殺一、兩個’的指導思想下進行的。歷時5天，共殺2454人。占殺人總數的54.5%，全縣36個公社全部殺了人。8月31－10月17日為第四段，是殺人風的制止和緩慢平息階段……歷時48天，共殺1177人，其中大量人員系被逼自殺，占殺人總數的25.8%。

與上述四個階段相對應的有四個標誌性事件：

一、8·8 搶槍事件；

二、8·21營江匯報會；

三、8·26營江政法工作會議；

四、8·29 47軍6950部隊進駐道縣。

從上面材料不難看出，8月21日這一天非常重要，從這一天開始，道縣“殺人風”迅速席捲全縣，呈現有組織有規模的殺人態勢，不但被殺人數激增，而且這天之前殺人多少還要找上那麼一條、兩條莫須有的罪名，這天之後就進入了想怎麼殺就怎麼殺的狀態。

這一天究竟發生了什麼？

人們不得不用力地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