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1日

年青人嚮往未來，而人老了就會懷舊，這一切都很自然。懷舊乃人間常態，難道關乎國運？當然。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早晚會走上選舉政治的道路，而從選民們如何懷舊，就可以判斷他們投票的意向，進而從中發現這個社會政治轉型走向的奧秘。不過，對這個問題，與其開篇便虛說一番道理，還不如從一個俄國紅三代的懷舊故事講起。20多年前我曾偶遇一位前蘇聯駐澳大利亞大使，從與他的對話中深受啟發，因此明白了一個淺顯而深刻的道理：轉型不是一個棄黑選白的簡單過程，轉型需要人們的自我洗滌，而多數民眾是否願意這樣做，決定了政治轉型是從黑變白，還是從黑變灰，甚或以黑代黑。

“八月政變”和“十月革命”：在俄國對錯難辨？

蘇共的亡黨亡國起於1991年8月19日該黨保守勢力發動的“八月政變”，政變失敗後，蘇共被蘇聯政府宣布為非法組織，從此壽終正寢。“八月政變”的結局意味着“十月革命”的道路被否定，在我1995年第一次赴俄國專門考察其私有化之前，自以為這早就是當地的社會公論了。其實，我大錯特錯了。待我參加了俄國科學院世界經濟和國際關係研究所（國際學術界經常簡稱其俄文縮寫IMEMO）以及經濟研究所的幾次內部討論會之後，我開始意識到，俄國學者們的看法實在是五花八門，可以說，轉型已在途中，思維仍在舊時，但當時我從他們的學術話語中找不出原因所在。而我與前蘇聯駐澳大利亞大使的一場談話卻如同一道閃光，讓我一下子明白了，從革命到民主化，政治上的黑白可以是分明的，但人們頭腦中對過去的認識（即懷舊的產物），其實是不會被新的憲法或政黨綱領所左右的；懷舊，更大程度上受情感支配，而這種情感往往是西方社會科學學者的理性思維難以理解的。

“八月政變”4年之後，在9月晴朗涼爽的一個周末下午，我在莫斯科國民經濟展覽館廣場上偶遇一位俄國老人，他自我介紹是前蘇聯外交部高幹、駐澳大利亞大使，我也說明了自己以前在中國的國家體改委工作，現在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博士生，專門來俄國研究他們的轉型。隨後，我們之間的閒聊竟延長成一場長達5小時的談話，而話題就是懷舊。我對他的提問，從莫斯科政治歷史博物館門口展示的兩件歷史文物開始。其中一件是參加“十月革命”的裝甲車，看過《列寧在十月》這部蘇聯電影的人想必都有印象；另一件是“八月政變”時被坦克撞壞的“臨時街壘”——一輛無軌電車。我問他：為什麼這兩件歷史文物會同時展出？如果是紀念民主化的艱難，展出這輛被撞壞的無軌電車似乎是理所當然，但同時又展示參加“十月革命”的裝甲車，兩者沒有矛盾嗎？這位前大使回答：我明白你的意思，民主化否定了“十月革命”，所以不應該再展示這輛裝甲車。我問他：你支持民主化嗎？他回答：當然。再問：那你贊成“十月革命”嗎？回答還是：當然。我追問道：民主化否定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兩者之間，難道不是只有一個應該肯定嗎？

我這種非黑即白的問話讓他笑了起來，他不覺得這是冒犯，而是表現出一種遇到知音的表情。接下來他把話語從英語改成了俄語，我們的談話也進入了交心狀態。他說：從政治角度看，你的問題問得對，本來應該屬於是非分明的問題，只有一種答案，不可能“十月革命”和民主化都對，但是，對我們俄羅斯人來說，這不是個是非問題，而是情感問題；假如你是個西方國家的記者，我就會回答“你們不懂”，但你是中國人，也在中國的政府部門工作過，所以，我這樣講，你是應該懂的。這位前大使解釋說，他家算是過去的紅色精英，爺爺當過赤衛隊員，見過列寧，獲得過勳章；父親受過高等教育，是外交部高幹；他自己也屬於高幹。他說，民主化當然比以前的制度好，他們家的人都贊成；但是，在他的家庭里，否定“十月革命”，就意味着朝他的父親和祖父臉上吐唾沫，把他們的歷史貢獻貶低得一無是處，對他來說，這是做不到的。所以，他不想否定“十月革命”，但也支持民主化。我的感覺是，他的這番說法，在同族當中或許是平常得不值一提，對西方記者談是對牛彈琴，遇到我則是難得地一吐為快了。

擁新又懷舊，是非不足道？

對這位前紅色精英的話，作為外人，我不打算從自己的角度出發去表態，畢竟那是別人家的事。值得我們深思的是：這種“擁新又懷舊、是非不足道”的說法，有沒有普遍性？假如有，其原因何在？我作為一個從經濟和社會學角度研究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的學者，知道他的這種看法並非個例，相反卻相當典型，他的坦率回答點出了一個要害問題，即轉型國家的許多民眾（當然也包括前紅色精英），並不會因為贊成民主化而放棄對蘇聯社會主義體制的懷念。

我認識蘇聯的民意調查之父保利斯·格魯欣（Boris Andreevich Grushin），他在民主化之前創辦了一個非政府民調機構〔以前稱為“全蘇民調研究中心”，1993年改名為“俄國民調研究中心”（縮寫VCIOM）〕，該中心從1993年開始，每年就轉型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發表4次全國抽樣調查的結果。我搜集了該中心所有的出版物，發現這些數據提供了相當完整的關於各階層對轉型時期主要話題的看法。這些數據表明，那位前蘇聯大使的個人看法並非個別舊既得利益者的固執，在社會各階層，持有類似看法的人為數甚多。在政治層面，紅二代、紅三代如此懷舊，毫不奇怪，但多數工人對“工人階級當家做主”和“企業內民主”這樣的紅色教條居然也相當認同。一方面，工人們對廠長經理普遍不滿；另一方面，幾十年的洗腦使他們傾向於接受這種社會主義價值觀念，視之為理想狀態。至於對經濟體制的認識，蘇聯解體前的1990年只有17%的民眾無條件地贊成市場經濟，大約25%的人對市場經濟基本上表示正面態度但抱有某種疑慮，還有25%的人則持負面態度；而對市場經濟表示疑慮或不滿的人，主要擔心的是“市場經濟帶來私有制，由此將產生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對這套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話語造就的價值觀念，“40後”到“60後”的幾代中國人無不熟知。

在“列寧煮牛奶”的那個房間裡：“切碎歷史，避談是非”

當時我在俄國就想到一個問題：如果說，成年人對轉型的態度取決於他們的生活經歷，那麼轉型期的俄國中學生正接受什麼樣的政治和歷史教育呢？那時我仔細看了聖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政治歷史博物館，也翻閱了當時的中學歷史教科書，結果發現，博物館的展覽和教科書的編寫基本上採用了一種“切碎歷史、避談是非”的做法。

聖彼得堡市的政治歷史博物館曾是“十月革命”前俄共（布）的總部，我看遍這個關於蘇聯歷史的博物館裡所有的展物，發現找不到兩個重要的名字：列寧和斯大林。博物館提到了“十月革命”，但未涉及列寧；介紹了衛國戰爭的勝利，卻沒有斯大林的名字。我只在展出的一件朱可夫的元帥服的袖口上，發現一個當年綴上去的小小布條，上書“此元帥服由斯大林元帥所贈”；在關於整個蘇聯歷史的介紹里，除此之外，“斯大林”是完全不存在的。館中只介紹了蘇聯時期的三位政治領導人：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展覽館沒有歌頌“十月革命”，卻展出了“十月革命”後列寧下令屠殺發動反布爾什維克起義的波羅的海艦隊數千水兵的史實和照片。

此博物館的二樓就是《列寧在十月》裡列寧和斯維爾德洛夫煮牛奶的那間辦公室，一切陳設與80年前完全相同。我步入房間，空無一人，也空無一字。我回頭問在展覽館工作的老太太：這是誰的辦公室？她微笑着說：你知道的。於是我笑問：何以見得？她回答：你既然這麼問，看來你熟悉這個房間了。接着她反問：你從哪裡來？答曰：中國。她笑了起來：你們中國同志一定看過《列寧在十月》，不記得這個房間了？我說：當然記得，可是，為什麼沒有介紹呢？她回答：（上面）說了，不要留名字……

我又查閱了俄國當時高中生的歷史教科書，發現教科書的編寫和展覽館的展出採用了同樣的方法，把歷史切碎，拿走那些會引起激烈爭論的歷史片段和人物。在民主化之後的俄國，中學生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教育中成長起來的。在某種程度上，兩德統一以後，在原東德地區，主導國家政策的原聯邦德國的政治和知識精英也或多或少地採用了相似的辦法。雖然西德的政治和知識精英從未在紅色專制下生活過，但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本身是左派，對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並不反感。2009年我在一篇文章中首次指出中國當代官史里兩個30年的相互矛盾，這其實是注意到俄國轉型期這一歷史虛無主義做法之後而得到了啟發，“避談歷史是非”，同樣也發生在中國。

這種同時發生在俄國、中國和東德的歷史虛無主義現象，難道只是巧合嗎？這三個國家現在的政治制度不同，為什麼會出現類似的現象？其實，這種歷史虛無主義態度有它的社會基礎，而這一社會基礎的共同特徵就是轉型期成年民眾那沉澱在記憶和下意識里的原有價值觀。以俄國為例，在1990年代的俄國社會裡，人們對蘇聯歷史和前蘇聯領導人的看法形形色色，不同觀點之間很容易發生爭執和對立，比較典型的是，受過迫害的政治異議人士與原紅色精英根本無法就歷史達成共識。我曾經聽知識分子嚴厲地批判斯大林，也在距聖彼得堡幾百公里的鄉下農宅里聽老太太們懷念地唱“紅歌”（蘇聯時代的歌曲，許多歌中國人也熟悉）。在俄國的轉型初期，無論是葉利欽當局，還是多數俄國民眾，都沒有完整客觀地評價歷史是非的意願。當局用這種“切碎歷史、避談是非”的方法來處理歷史，社會可以達成表面上的和諧，但是，掩藏歷史是非的企圖卻埋下了政治和社會轉型的雷區，因為，論史既然避談是非，則前朝今制不過是新舊之別，對錯不顯，遑論拋棄舊朝的種種殘念。

如今，德國統一已經25年了，但兩德之間在價值觀念上仍然遠未統一。在俄國，轉型猶如迴旋之流，徘徊不進，總也走不出過去；將來中國一旦出現政治轉型，其轉型之路會與俄國有天壤之別？

在懷舊情感的背後：價值觀念的支配性影響

我之所以關注俄國青少年在轉型期接受什麼樣的歷史教育，目的是對比轉型期青少年的社會化過程與其父輩、祖父輩社會化過程的異同，從而觀察轉型國家的未來一代在多大程度上會與他們的父祖輩截然不同。一個人的社會化是指青少年告別孩童時代、步入社會的過程。他們不再是孩童了，即將變成社會中的一個成年成員，在角色轉換的過程中，他們各自從社會上接受多種看法、話語，從而形成自己的價值觀念和道德標準。在青少年的社會化過程中，對他們影響最大的是三種人，按照青少年的年齡幼長階段來分，起初是家長和老師的影響最大，到了青年時期則同伴的影響變得更大，但家長和老師仍然有很強的影響力。社會化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多數社會成員在社會化階段形成的價值和道德觀念，以後很少改變，並將潛在地支配他們一生的行為。

任何一個社會的正常運轉，都依賴於人們以其價值和道德觀念來指導約束個人的行為。比方說，什麼事是正確的，什麼事是錯誤的，錯誤的事可不可以做，對每一個人來講，影響、約束他行為的乃是他的道德觀念；同時，應當追求什麼，不應當追求什麼，這是一個人的價值觀念所影響、決定的。需要指出的是，在民主社會，政府在青少年的社會化過程中對其較少干預，中小學教育也沒有統編教材和官方擬定的教學大綱以及強制背誦要求，道德和價值觀念的形成是一種社會的自然傳承；而在社會主義國家，集權政治不但對社會實行強制而嚴密的管控，同時力圖由官方灌輸一套“社會主義道德和價值觀念”，以取代甚至摧毀傳統的道德和價值觀念，不但青少年的教育如此，如同朱學勤所比喻之“喝狼奶”，而且成年人也不得不按照“政治學習”的要求，把自己變成“社會主義新人”。毫無疑問，一旦社會主義國家開始政治轉型，過去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念就不合時宜了；但是，人們並不見得會自發地清除這些過時的價值觀念，甚至也不見得完全厭惡舊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念。而在中國，情況就更加複雜了：經典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全面公有制加計劃經濟）20年前就被拋棄了，“社會主義道德和價值觀念”早已被社會現實所否定，社會上出現了普遍的價值迷茫，但是，課堂上卻仍然還在重複昔日的教條。這種荒誕劇般的教育雖然與現實世界格格不入，卻正教出一代又一代價值觀畸形的年輕人。

變制與變人：轉型國家的最大難題

社會主義國家不改革就沒有出路，對此，相關各國都有共識。但是，幾乎沒有人關注過這樣一個問題：轉型時期最大的難題是什麼？許多人認為：民主化最難。但是，即便日後民主化從天而降，國民將會如何投票？在這個問題上，西方國家的政治學者普遍犯了一個共同的錯誤：錯把彼鄉當家鄉。他們以為，既然一個國家走上民主化的道路，那麼國民的大多數就會自然而然地接受民主社會的價值觀念，按照民主國家公民的通常偏好來投票選擇支持民主制度的政黨和有利於鞏固民主制度的政策。西方學者們的錯誤在於，他們忘了一個最關鍵的因素：轉型國家選民原有的價值觀念是不會隨着民主化而一夜之間一風吹的，以往形成的價值觀念將繼續發揮作用。也就是說，政治制度或許可以短期內改變，但社會成員的價值觀念卻不可能如此劇變；制度可以重建，人卻依舊不變，這就是轉型國家的最大難題。

社會主義國家不可避免地會進入轉型階段，在此過程中政治轉型和經濟轉型會同時受到新、舊兩種道德標準和價值觀念的影響。除了部分受過高等教育、能夠且願意獨立思考的人之外，大多數成年社會成員已經形成的價值觀念必然會影響他們對轉型的期待和評價，從而影響他們的行為（包括投票行為）；而轉型時期的青少年接受什麼樣的教育，則對今後轉型過程的走向有決定性影響，他們的父祖輩早晚一天要辭世，如果到那時候轉型尚未完成，則轉型初期青少年們的價值觀念就在相當程度上代表着這個國家什麼時候完成轉型，或者轉型永遠在途中。由此我發現，決定一個國家轉型期長短的，其實不是經濟實力、憲政制度設計、社會福利制度，抑或政黨政治運作，而是多數社會成員的價值觀；因為轉型期社會成員價值觀方面的差異，有的國家轉型期只有短短幾年，有的需要幾十年，還有的國家則可能要走漫長的上百年轉型道路。

懷舊之所以關乎國運，不但是因為懷舊者的行為是一面觀察社會價值觀實況的鏡子，還因為社會價值觀的主流傾向將決定國家轉型的方向。民眾懷舊雖然可以是完全個人的、私密的行為，但從社會心理的角度來看，懷舊者往往更喜歡在同齡或相同經歷的群體中尋求因互動而帶來的精神滿足。人們懷舊時往往下意識地用既有的價值觀對過去作選擇性回憶；或者反過來說，許多人懷舊的內容，是根據自己的價值觀來評價好壞的。單純從懷舊的角度看，這似乎並無大問題；但是，從轉型的角度看，當許多人的懷舊受到原有價值觀的支配，這就會阻礙國家轉型的進程。社會主義國家轉型期人們的懷舊，與其他國家民眾的懷舊不同。別的國家沒有轉型之變，價值觀自然延續，懷舊或許無關社會進步；而在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當中，轉型本身需要多數民眾價值觀的轉變，但這樣的轉變並不會自然發生，如果因為對轉型期現狀的不滿，而在懷舊中把原有的價值觀投射到對現實和未來的期待上，便會強化舊價值觀念的社會影響。我將在今後的文章中進一步分析價值觀轉型的決定性意義和各轉型國家的經驗教訓。

（未完待續）

《中國人權雙周刊》第190期 2016年8月19日—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