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9-6 自由亞洲電台

梁京評G20、中國崛起與外部世界的關係。（法新社圖/粵語部製圖）

此次G20杭州峰會有一個作用，就是迫使各國領導人和精英們把各自的內政外交煩惱暫置一邊，共同聚焦和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如何理解和面對21世紀的中國挑戰。原因之一，就是東道主習近平可以說是盡了全力讓這次峰會產生震撼性效果，從而宣示中國不容忽視更不容挑戰的大國地位，宣示他要形塑21世紀的中國和人類面貌的意志和決心。

我相信，習近平主持這次峰會的心情，可以用毛澤東的一句詩詞來形容，就是“風景這邊獨好”。你可以嘲笑習近平，卻無法迴避如何理解和面對中國挑戰這個極具挑戰性的問題。

美國中央情報局前局長Mike Morell在評論伊斯蘭極端主義時講過的一句話讓我一直難忘，他的大意是，伊斯蘭極端主義對美國和世界秩序確實是威脅，但中國才是真正的挑戰。可惜，他並沒有展開分析。美國精英們當然對中國有很多分析和爭論，但許多內容都沒有拿到檯面上來。這固然有策略性考慮，但我以為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誰也說不清，誰也沒把握。

大家都知道，中國挑戰最深層的原因，來自其獨特的歷史和文化，但如何解讀中國歷史和文化，如何把這種解讀和21世紀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包括中國挑戰聯繫起來，且令人信服，非常不易。

我注意到張五常最近在議論中國經濟學的困境時，強調了“人類有自我滅亡的傾向”。此話出自多年宣揚人人為己的市場經濟的知名學者，很不尋常，更有意思的是，張五常還大談起人權與產權的矛盾，讓當年《賣桔者言》的讀者們不能不感到時代真的變了。

已經有人指出，21世紀人類面對的最大威脅，就是與20世紀相比，人類掌握了更多自我毀滅的手段，不僅能造核彈，還能改變生命基因，包括人類基因，更能大批生產具有學習能力且不知疲勞的“機器人”替人類做各種選擇。這些技術的倫理和道德風險，正在從根本上動搖人類對“技術發展必帶來社會進步”的信仰。

在這個大背景下的中國“崛起”為什麼會帶來“中國挑戰”？我的理解是，中國文明是一個有很強自我毀滅傾向的文明，中國崛起大大增加了人類自我毀滅的風險。雖然自我毀滅並非中國文明獨有的傾向，但中國獨特的政治秩序帶來的殺戮規模之大，頻率之高，在西方崛起之前以致晚清都非常突出。不容否認，西方文明的崛起過程在全人類範圍內製造過大規模的人為災難，而且，今天許多威脅人類生存的技術手段也是西方發明的，但同樣不容否認的是，這個過程也推動了人類政治文明的覺醒，尤其是推動了有利於和平的民主政治秩序發展。

眾所周知，中國崛起付出了極大生命代價，其中絕大部分是中國人自相殘殺的結果。中國崛起帶來中國對世界的挑戰，一大原因是中國既抓住了美蘇對抗的機會，從蘇美兩邊先後得到了大規模的知識和技術轉讓，中國又抓住了冷戰後這一輪全球化的機會，在全球分工體系中搶占了重要地位。但現在看來，中國經濟成就的主要根源，謀略成功遠大於政治理念和政治文化的更新。

於是我們看到，那些在中國歷史上導致大規模人間慘劇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文化近年來飛速復活。這種理念和文化的再生能力和對現代技術，包括對資本主義的適應能力令人驚訝。習近平的自信，實來自於這樣的判斷：中國統治者現在不僅可以把壓迫性秩序的成本強加給難以反抗的社會，也有能力把統治成本轉嫁給外部世界。比如說，G20機制對中國濫發貨幣的約束力就越來越有限；而且，中國統治者還可以對外部世界發出這樣的威脅，為了維繫中國政治秩序的“特色”，他們不惜與整個世界同歸於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