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軍觀察組在延安期間，其成員向重慶美軍總部和華盛頓發回大量報告，到44年９月27日止，兩個月中就發出各類報告112份。作為觀察組的政治顧問，謝偉思撰寫的政治性報告數量最多。
在８月３日的報告中，謝偉思認為中共執行堅持統一戰線、避免內戰的政策是真誠的。他個人傾向於這樣一種看法：共產黨人把他們對國民黨的政策放在真誠希望
在中國實現民主制度的基礎上，在民主制度下，經濟可能有秩序地增長，通過私有企業階段最終進到社會主義，而無需經過劇烈的社會動亂和革命。因此，中共的政
策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將不會違反美國在中國的利益，共產黨應該儘可能受到美國的同情和友好對待。
在８月29日和９月３日的報告中，謝偉思指出中共及其軍隊在對日作戰中的重要作用，建議美國政府把軍事援助擴大給予中共軍隊，並充分說明這樣做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好處。
在９月４日的報告中，謝偉思這樣描述了對中共領導人集體的印象：“他們是由精力充沛的、成熟的和講求實效的人們組成的一個統一的集體，這些人忘我地獻身於崇高的原則，並且有傑出才幹和堅毅的領導素質。”“把他們排列在現代中國任何一個團體之上，這是不足為奇的。”
然而，就在謝偉思充滿激情地埋頭於自己的工作時，一個不祥的消息傳到延安：羅斯福已經有意對蔣介石作出讓步，將在軍事指揮權問題上與蔣介石僵持不下的史迪威將軍調回美國。10月24日，羅斯福總統正式免除史迪威的職務，由魏德邁接任駐華美軍總司令。高斯大使隨後也辭職回國。
10月底，謝偉思奉命回國匯報工作，並參加任何可能進行的對華政策討論。在重慶，他與戴維斯交換了意見，他們都認為美國政府把自己同國民黨綁在一起和屈服於蔣介石是犯了嚴重錯誤，美國的對華政策走上了錯誤的道路。回到華盛頓後，謝偉思得知赫爾利一直在謀求駐華大使一職，便直言不諱地對羅斯福總統的助手霍普金斯說，任命赫爾利繼高斯出任大使會是一場“災難”。然而，白宮並未理會謝偉思的警告，應蔣介石的請求，對中國情況懵懂無知的赫爾利於11月17日被正式任命為駐華大使。
幫着蔣介石擠走了史迪威後，急於表現的赫爾利，把美國與蔣介石及其政府緊緊地綁在了一起。他在１９４５年１月31日給
國務院的電報中這樣剖白自己的心跡：“在我與共產黨的所有談判中，我都堅持，美國不願將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或反對國民政府的叛亂者而向它提供物資供應或給
予其他援助。美國對共產黨的任何援助都必須通過中國國民政府給予該黨。”甚至還在周恩來與國民黨談判期間，赫爾利便讓蔣放心，“等到對日戰爭結束，你那些裝備精良的師、團，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戰勝共軍了”。
赫爾利無條件支持蔣介石的政策，遭到了大多數美國駐華人員的質疑。剛愎自用的赫爾利，把國共和談未能取得進展的原因歸咎於與其意見相左的美國在華人員特別是延安觀察組成員，對他們進行了無情的排斥和打擊，戴維斯和包瑞德相繼離開了觀察組，包瑞德眼看到手的准將軍銜也被赫爾利一手攪黃。
赫爾利採取一系列嚴厲措施，加強對美國在華人員的控制和對延安的封鎖。１９４５年
１月１６日，赫爾利向使館工作人員宣布，美國人呆在中國是為了確保一切軍事和政治派別都團結在蔣介石的領導之下。他說，今後美國的政策由他說了算，而他的原則是不准發送任何有損美國政策的函電。除非經過他簽字，否則任何材料不得上報。也就是說，此後任何對蔣介石和國民黨不利的報告都不得發往華盛頓。
1945年初，謝偉思被重新派回中國。赫爾利的專橫跋扈激起了美國駐華人員的憤慨，在他與魏德邁回國述職期間，發生了“２月２８日長電事件”。在華的外交官和軍方人員認為，赫爾利沒有把中國的情況如實地報告給國務院，對美國最高層的決策產生了不利的影響。主持使館工作的代辦艾奇遜提議，草擬一封關於中國形勢的電報，實事求是地反映大多數駐華外交和軍事人員的意見。謝偉思是電報的主要起草人。
電報幾經傳遞，赫爾利在國務院看到後暴跳如雷，先是埋怨遠東司不該收下這份電報，接着破口大罵：“我知道是誰起草的，是謝偉思！我豁出命來也要幹掉這個狗娘養的！”與遠東司官員激烈爭論一番後，赫爾利與魏德邁兩次造訪白宮，在兩個問題上得到羅斯福總統的支持：努力維持和改造蔣介石政府；除非經蔣介石認可，不給共產黨援助。４月２日，赫爾利在華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宣稱：美國政府只支持國民黨政權，不承認也不援助其他的政府或政治勢力。赫爾利回到中國後，對駐華人員進行了清洗，凡是與“２月28日長電事件”有關的官員都被調離崗位。
1945年３月８日，謝偉思經魏德邁批准再一次來到延安，準備考察即將召開的中共七大。中共領導
人對這位觀察組中最重要的成員重回延安感到高興。３月13日，毛澤東再次約謝偉思作長時間談話。毛澤東先是詢問了謝偉思最近美國之行的情況，並對美國官方和美國輿論對遠東戰爭，對中國的總的情況，特別是對中國共產黨的看法表示興趣。
毛澤東認為，戰後中美合作具有非常廣闊的前景。他指出，中國戰後最大的需要是發展經濟，但它缺少單獨實現這一目標所需要的資本主義基礎。美國和中國在經濟上可以互相補充，他們將不會發生競爭。美國不僅是幫助中國發展經濟的唯一最合適的國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參與中國經濟建設的唯一國家。由於這些原因，在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之間，決不應有也不會有任何衝突、隔閡或誤解。
毛澤東向謝偉思表示，不明白為什麼美國的政策在有了良好開端之後又搖擺了。蔣介石如果不是得到美國的支援，他或者早已崩潰，或者已經被迫改變政策。現在唯一能夠挽救形勢的一件事，就是成立一個聯合政府，希望美國運用自己的影響幫助實現它。
兩天之後，毛澤東把自己親筆簽名的照片贈給謝偉思留念。
３月３０日，謝偉思突然接到要他儘快回國的命令，中共領導人以為這可能是美國決策層重新研究中國問題的跡象。４月１日下午，毛澤東與謝偉思進行了告別談話，周恩來、朱德也在場。談話在毛澤東的主導下進行。毛澤東特別強調，一旦中國發生內戰，希望對國共雙方採取不插手政策。４月１日的談話，是毛澤東與謝偉思的最後一面。事後證實，謝偉思回國是赫爾利在背後搗鬼的結果，他向國務院告狀說謝偉思去延安是把美軍在中國登陸的秘密計劃交給中共，迫使國務院下令召回了謝偉思。４月４日，謝偉思離開延安。謝偉思的離去，切斷了美國與中共之間僅剩下的一點聯繫。
1945年４月１０日，謝偉思返回美國。謝偉思結束在中國的任務後，魏德邁在給國務卿的信中這樣評價：“他精通漢語，對中國的風俗習慣瞭如指掌，因而能
同毛澤東、朱德和其他共產黨領導人建立並保持融洽的關係。在他長時間居留延安的過程中，他寫了有關共產黨控制地區軍事、經濟和政治狀況的大量報告，而在這方面，美國政府以前是幾乎根本得不到可靠情報的。他寫出了一些有價值的政治形勢分析，因為政治形勢影響着中國政府的作戰潛力，連帶地也影響着在中國的美國
部隊的作戰潛力。”然而，謝偉思沒有想到，回國後等待他的將是一場災難，也就是６月發生的“《美亞》雜誌事件”。
《美亞》雜誌是創刊
於１９３７年的一份雙周刊，主要刊登有關遠東特別是中國問題的文章。雜誌的主編和所有人菲利普·賈菲曾與拉鐵摩爾等於１９３７年訪問過延安。１９４５年１
月２６日的那一期《美亞》雜誌中，刊載了一篇有關泰國局勢的文章，內容與戰略情報局的一份機密報告有相似之處。３月１１日，雜誌在紐約的辦事處受到戰略情
報局官員的查抄，一些與雜誌有關的人也被調查和監視。正在國務院等待新的工作安排的謝偉思，曾應賈菲之邀與他見過幾次面，並把自己在中國寫的幾個報告的副
本借給了他。６月６日，謝偉思與賈菲等六人一起遭到聯邦調查局的逮捕。聯邦調查局搜查了謝偉思在國務院的辦公室，沒收了他的全部文件。８月１０日，謝偉思
被大陪審團宣布無罪。此後，謝偉思被派往東京，在麥克阿瑟的占領軍總部外事處工作。
９月下旬，赫爾利返回美國。眼見中國的形勢陷入僵局，心灰意冷的赫爾利在11月提出辭職。杜魯門總統立即批准並任命馬歇爾將軍來華調處國共矛盾。赫爾利在辭職信中危言聳聽地說：“職業外事官員與中國共產
主義武裝政黨和帝國主義國家集團站在一起，後者的政策是要保持中國分裂以便來反對它。”在參議院的外交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上，赫爾利對謝偉思、艾奇遜、戴
維斯、埃默深等人進行指責和攻擊。從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４８年，國務院對謝偉思作過四次調查，每次都證明他並沒有過失。
馬歇爾將軍的使命同樣沒有取得成功。雖然他八上廬山，苦口婆心地勸告蔣介石跟共產黨合作，政治協商共同建立民主中國，但是蔣介石一意孤行，堅持要消滅共產黨。馬歇爾說：如果國共內戰，國民黨必敗！
隨着蔣介石在內戰中的徹底失敗和新中國的建立，在美國國內發生了一場“誰丟掉了中國”的爭論。
１９５０年初，以參議員麥卡錫為代表的右翼勢力掀起了迫害在華外交官的惡浪。謝偉思被指控為“眾所周知的共產黨同夥與合作者”。被派往美國駐印度大使館
擔任參贊的謝偉思，赴任途中在海上接到召他即刻返回華盛頓接受國務院忠誠審查委員會訊問的電報。麥卡錫得到消息，得意洋洋地嚷道：“他們把謝偉思召回來
了，這一下我可把他們和他都逮住了！”
美國著名外交家喬治·凱南負責審查謝偉思１９４２年５月到１９４５年５月所寫的１２６份報告。
他寫道：“我沒有發現什麼跡象足以說明這些報告帶有出自任何不良動機，或聯繫或產生於任何衝動的性質，要說有什麼衝動，那不過是提出報告的官員願意國務院
知道他所看到的事實以及他所作的闡釋罷了。我沒有發現什麼跡象足以表明這些報告所報告的不是他向國務院直率闡述的最明智的判斷。恰好相反，報告到處表現出
深思熟慮，才思敏捷。在我看來，它不可能是一個心地狹隘或懷有偏見的人的手筆。”
謝偉思當年的上司高斯大使在國務院忠誠委員會為謝偉思作證時稱讚說：他是傑出的。在我整整３９年的工作中，我不知道有任何官員給我的印象比約翰·謝偉思更好……他是真正的美國人，不偏不倚。他對我們所遇到的所有政治問題的態度是客觀的。
忠誠審查委員會據此作出對謝偉思有利的裁決。
１９５１年秋，謝偉思又一次收到忠誠審查委員會的傳票。１２月１４日，由賓厄姆任主席的這個委員會給謝偉思增加了一項新罪名，作出“對他的忠誠是有理由表示懷疑的”的結論。幾小時後，謝偉思被開除出國務院。
為了謀生，謝偉思不得不到一家製造閥門的公司工作。善於鑽研的謝偉思甚至設計出一項新產品並取得了專利。但他從未停止過對自己所受不公平待遇的申訴。
１９５７年６月１７日，最高法院作出對謝偉思有利的判決。７月３日，謝偉思恢復１９５１年被開除的職位。９月，謝偉思重新回到國務院工作，不過再也沒受重用。
時隔２６年後重新踏上中國的土地
１９６２年５月，５３歲的謝偉思決定提前退休，回到伯克利定居。１９６４年謝偉思取得文學碩士學位，接着進修哲學博士的課程。不久，他受聘擔任加利福尼
亞大學中國問題研究中心的圖書館館長。１９６９年春，研究中心決定把謝偉思提升為正式專家，著名中國學家費正清教授親自寫了推薦書。“我想向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推薦，但是我料想你會要他呆在伯克利。我私下卻把他列入全國性的坐標與文化上的英勇戰士的一級。”謝偉思如願得到提升，他欣慰地對朋友說：
“用中國話來說，我是得到了一點面子。”
１９７１年的金秋時節，謝偉思夫婦應周恩來總理的邀請訪問中國。９月２６日，謝偉思抵達北京，在時隔２６年後重新踏上中國的土地。在六個半星期的行程中，謝偉思先後訪問了南京、上海、杭州、廣州、重慶等城市。當然，最能勾起這位老人回憶的是對出生地成都和延安的訪問。他見到了許多老朋友，包括當年曾為之輸血的喬冠華副外長，並且會見了第二次來華訪問的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在結束訪問的前一天，謝偉思受到周恩來的單獨接見。周恩來對謝偉思所經歷的艱難表示關切，並問起他們共同的老朋友包瑞德、戴維斯、埃默深、文森特等人的情況。
周恩來還對謝偉思說，如果蔣介石願意放棄在台灣的政府，北京將樂意在它的政府里給他安排一個光榮體面的位置。或許是擔心給主人增添不必要的麻煩，謝偉思沒有提出會見毛澤東的請求，這也留下了謝偉思此行的最大遺憾。
１９７２年２月，尼克松總統對中國作歷史性訪問的前一周，謝偉思應邀在參
議院外交委員會的一次聚會上發表演講。謝偉思感慨良深地說：“我最近對中國的訪問證明——至少對我本人來說是這樣——中國今天的許多情況能夠從我們於
１９４４年和１９４５年在延安的中共根據地的所見所聞及我們從那裡發回的報告中找到根源。我以為，我們在越南的捲入，我們堅持有必要遏制中國，以防止我們所認為的共產主義在東南亞的擴張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乃基於我們對中國共產黨的誤解；缺乏對中國人民，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性質，以及對他們的領導人的意圖的真正了解。我們‘確信’他們是一個侵略成性的國家。然而，我卻認為他們向來沒有向外侵略的傳統。因此，我想我們之所以陷入越南泥沼，很大程度上是出於
我們這種對中國的誤解和庸人自擾的恐懼。”
一位研究中美關係的美國學者說得更加直截了當：“如果華盛頓的決策者哪怕僅僅是認識到國民黨的致命弱點，認識到中國共產黨還在成長的力量和她明顯希望在戰後避免同美國發生衝突，那麼，中美敵對的年代就可能避免了。不是尼克松１９７２年去北京，
而是早在２０年之前，艾森豪威爾可能就到那裡去了，而不是去朝鮮。”
１９７３年１月３０日，美國外交協會舉辦了盛大的午餐會，專門宴請２０世紀４０年代在華的外交官。會場選在國務院大廈最高層八樓，富麗典雅的富蘭克林大廳里人聲鼎沸，國務院的高官和社會名流２５０多人齊聚一堂，外面還
有６００餘人通過閉路電視觀看這一盛況。謝偉思當年的同事柯樂布、埃默深、林沃爾特，還有文森特的遺孀，都出席了午餐會。當謝偉思被介紹給大家時，受到了
長時間的起立歡呼。在這一瞬間，這位老人似乎感受到，幾十年來所受的坎坷和屈辱得到了最終的補償。《紐約時報》專門為這次午餐會發表的社論說：“這實際上
是為‘老中國通們’平反洗雪的最後一個步驟，這些‘老中國通們’的前程之所以被斷送或被玷污，都只因為他們準確無誤地預言了中國共產黨人將會戰勝蔣介石無
能的國民黨政府。”
１９８４年，謝偉思再度訪華，受到胡耀邦總書記和李先念主席的接見。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１日，謝偉思在接受中國學者採訪時，用這樣一段話表達了對中國人民的深厚情感：“我出生在中國。我把中國當成第二故鄉。我愛中國和她的人民。我衷心祝願中國人民幸福，他們的國家繁榮昌盛。”
１９９９年２月４日，９０歲高齡的謝偉思在家中安然辭世，結束了富有傳奇色彩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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