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勞改隊，如果缺少了君臨天下的勞改幹部，就缺少了主旋律。當然勞改幹部也是人，一般說來，水平低，文化低，較缺人性;當然也有例外。這裡準備提出幾位來見識見識。

　　冷麵冷血管教股長

　　對勞改隊一無所知或者知之甚少的人, 像管教股長這類專業性很強的官銜,他們肯定是十分陌生的。顧名思義,擔任這個職務的人,就是專門負責管束教育犯人的國家幹部,雖然勞改隊的所有幹部,不論是管生產管生活的都有責任管教犯人,但分工畢竟不同。

　　在我所在的勞改農場裡,場部有管教科,那裡有比股長高一個檔次的管教科長,我所在的大隊,便出現了這位我今天要憶及的股長,而在我所在的中隊,還有一位股長下面的管教幹事,科長高高在上,除了在一年一度的公判大會上見到他主持會議以外,平時很難見到他。幹事就在身邊耳提面命朝夕敦促,但我卻對他印象十分淡漠,唯獨這位不遠不近的股長卻令我沒齒難忘。

　　按常規屬於大隊的股長應該住在大隊部,而他卻住在我們中隊,那是因為他的老伴在我們中隊當會計,兩個孩子也住在母親身邊的緣故,反正我們中隊到大隊部步行也不到20分鐘。

　　既然前面已將他的妻子稱為老伴,可見股長也並不年輕,一頭花白的頭髮和臉上的皺紋足以證明他年齡已50開外。因為我是犯人,他是國家幹部,或者說我是被專政者,他是專政者,我們之間像兩個世界的人,不可能有任何私人交往。因此除了他的姓氏和官銜以外,其他如年齡籍貫文化程度個人經歷等等,我並無可靠消息來源。

　　在我過去寫的一篇回憶文章中,曾經透露過一個“隱私”說,我一生中,挨過兩記耳光。反右的鬥爭會上,被南充縣團委一位年輕但並不美麗的女幹部打過一記;“隱私”中的另一記便是這位股長恩賜的。今天我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為了紀念這一記耳光,對一個任人踐踏的犯人來說,挨一記耳光就像被蚊子叮咬一口似的微不足道。真正值得我追憶的到是這位股長的那張臉,據說幾十年前,前蘇聯的電影大師伯恩斯坦訪問好萊塢的時候,曾有美國記者問他：“蘇聯人會笑嗎?”我的這位中國藉股長會不會笑我不知道,相處十多年,我從來沒看到他笑過一次則是千真萬確的事實。由此可以證明,面對數以千計的階級敵人,我們這位股長是絕對嚴肅認真堅決地作着鬥爭的。

　　從他說話的口音上判斷,他是河北人,並且是距首都不遠的河北人,這樣說的原因是,他雖然說着普通話,但京味兒不足。像他這類由北到南的幹部,當年被稱為南下幹部,用現代詞彙來表達就叫離休幹部。使我對他另眼看待的是他是個知識份子,從他對犯人的訓斥講話中,你能感覺到那股文縐縐的味道,下流話不多,連珠妙語則不少。

　　既然住在我們中隊,進進出出也順便關照一下中隊犯人的改造,多多少少可以增加些專政的力度。有一天,我因狂瀉不止,請了病假,蜷縮在上鋪上休息(農場犯人睡的大通鋪,分上下兩層)。他突然走進犯人的寢室,看見下鋪的床沿上坐着一個面色蒼白、正在輕聲哼吟着的犯人,這犯人的腳邊有一個木盒算是犯人用的痰盂,裡面盛着消毒用的石灰,石灰上面則是東一團西一塊的鮮血,股長那不苟言笑的鐵面對着面色蒼白的犯人問道：“你為什麼不出工?”犯人扶着床沿緩緩站起來,用顫抖着的手指着痰盂說：“報告股長,我在吐血。”股長手指着木盒痰盂說：“好,你今天就在家吐血,你的任務就是把這個痰盂吐滿。”這時我趕緊將伸在上鋪邊緣的腳向里收縮,深害怕他發現上鋪里還有一個我,萬一他針對我的病情下達任務,令我當天將糞池瀉滿,對我來說,又將是一個難題,而我身邊的難題早已堆積如山了。

　　古人說,物傷其類,或者如成語所說兔死狐悲,這位股長也是讀書人出身,他一手漂亮的毛筆字和滿口的引經據典足以證明此說不虛。他給我的最大啟示是,讀書人憑他的滿腹經綸和看問題的入木三分,一旦下決心收拾另類讀書人,其辛辣程度肯定比沒讀過書的人厲害得多,其中某些典型事例,甚至可奏終生難忘之效。

　　我曾經在中隊負責植物保護噴灑農藥的勞動,經常使用一台機動噴霧器,它是以汽油為燃料的小型內燃機,運轉時機體溫度很高。有一次我因為操作不慎,右胳膊被機體上的消聲器燙起了一個大型水泡,在四下無人的田野,只好用一塊擦拭機器的破布將傷口包紮起來以便繼續勞動。傍晚收工時,我背着這都機動噴霧器向隊部走去,在臨近隊部的路上,突然碰見了這位足智多謀的股長,他似乎正站在路旁等我,可我並不知道, 更不知道他明察秋毫的革命警惕性已盯住了我身體上的某個部位。

　　按規定犯人在路遇幹部時必須遠離,以避免發生恐怖襲擊行兇報復之類的突發事件。也許我的繞道行走更剌激了他的革命警惕性。突然他大聲喝令：“站住!”我立即遵旨站在路邊,他向我身前靠近了兩步,指着我纏着胳膊的破布問道：“你這是什麼聯絡符號?”這可能是我一生中遇到的一個最為意想不到的問題,我除了對股長的聯想能力五體投地之外,便只好向他解釋說明原由,他卻似乎一句也聽不進去,反而用更大的嗓門吼道：“我問的是你這是什麼聯絡符號?”我頓時感到“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這句民諺具有極大的片面性,因為今天使我有理說不清的並不是蠻不講理的兵,而是一位蠻不講理的“秀才”。我只好解開充作繃帶用的破布,將傷口亮給他看,他淡淡地瞟了一眼後未置可否,卻拋出一句咬牙切齒的話：“你給我小心點。”掌握着犯人生死大權的管教股長的這句話,是可以讓犯人患神經衰弱症的。

　　不久,爆發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幹部們也分成相互對立的兩派,而且相互指稱對方執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其隊伍中還隱藏着大量階級敵人。有傳聞說,我的這位管教股長也被對立的一派指稱是漢奸,是汪精衛之類的賣國賊。不過,從我內心來說並不相信,雖然從年齡和籍貫上看,這位股長在中國大量出現漢奸的抗日戰爭年代已成年,而且生活在已經被侵華日軍占領了的淪陷區,似乎具備了當漢奸的客觀條件。但我仍不相信,那是因為我親身經歷過解放後各機關開展的三查三整、民主運動、內部肅反以及反右鬥爭等等,一系列以乾淨徹底揪出隱藏在機關內部的階級異己份子為目的的政治運動,其決心之大,工作之精細,乃至這位股長縱有天大的本領,要成為漏網之魚的概率也幾乎為零。

　　在他被誣為漢奸的那些時日,他似乎顯得益發蒼老,背也駝了下去,鐵青的臉也更加鐵青,但我並不同情他,雖然挨冤枉是個值得同情的事。那是因為我是犯人,犯人是沒有資格同情幹部的,更何況我認為他對人過份刻薄。

　　那時正在“農業學大寨”的高潮中,犯人們在幹部的指令下,利用冬季的農閒,將某些坡地改為梯田,這就像修公路鐵路一樣,少不了開山放炮,我又奉命搖身一變成了一名炮工,這是因為幹部們知道我在勞教隊修過三年鐵路,對開山放炮還有那麼點經驗的緣故。

　　我們所開的田塊在隊部背後的小山上,傍晚收工前,我裝了九個炮眼並且眼看着它們一一爆破完畢,便匆匆返回隊上，找廚房解救我的轆轆飢腸。

　　臨近隊部時,我突然聽見管教股長在隊部的院壩里大聲吼叫着：“去炸嘛,炸倉庫嘛,炸樓房嘛┅┅”路邊有犯人戰戰兢兢地告訴我,有一塊爆炸的飛石將股長房頂上的瓦片打穿了一個洞,這當然是不應該發生的意外事故。接着又聽見股長大吼一聲：“張謀回來沒有?”我便立即收回去往廚房的腳步而改向隊部跑去,他一看見我就用曾經指過我胳膊上的破布的手指指着我的臉部：“你放的什麼炮?你指着我的房子炸,你他媽的也想搞階級報復。”我心想,如果我真有本領用這種普通的爆破方式,去命中預先選定的目標,可能我早已弄到國防部搞科研去了。因此我說：“報告股長,我不是故意的。”他卻衝上前來打了我一記耳光,其聲音十分清脆,我臉上有火辣辣的痛感。同時他用更大的嗓門吼道：“我看你還狡辯。”這時我不知從哪裡冒出來的勇氣,竟然也大聲吼道：“我是國家的犯人,不是你私人泄憤的工具,你憑什麼打我?”他被誣為漢奸一肚子氣,我他媽的被誣為反革命更有一肚子氣,老子真想跟他拼個魚死網破。這時他那讀高中的兒子跑出屋來,將他死死抱住,他那老伴也就是我們隊上的會計(她卻是全體犯人擁戴的善菩薩),一邊掀我離去,一邊悄悄對我說：“不要理他,他心情不好。”當然,不願給蚊子再叮一口的我也就嘰嘰咕咕地走向了廚房,因為被蚊子叮咬不致影響食慾是眾所周知的常識。

　　事後我得知,這位股長因政治經濟文化種種複雜的原因,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特殊背景,他和我們中隊的幹部關係非常不好,以致幹部院內近十戶人家,連出來打圓場的幹部和家屬一個都沒有,眼睜睜的讓一個可憐蟲打了另一個可憐蟲一記十分動聽的耳光。我不知道這一記耳光是不是能使這位股長心情變得稍稍好一點,不過最少也給了他一個補償,證明了他依然是一個有資格打人的人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