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

　1886年6月11日，盛夏初至，驕陽似火，偌大個京城，居然無一絲清風。這一天，朝廷放榜，將公布殿試名次。濕悶的暑氣令焦急盼望的士子們內心愈發躁動難耐。

　　 苦苦等了一天，直到日頭偏西，朝廷的喜報才姍姍來遲。天津籍考生徐世昌(1855~1939年)恰外出拜客歸來，於客棧門口見到上諭：“徐世昌，第二甲五十五名，着改為翰林院庶吉士”。十年寒窗苦讀終有回報，徐自然百感交集，熱淚盈眶，於當天日記中寫道：“君恩高厚，受寵若驚，益當努力有為，以期報國承家也”。與此同時，在房中枯坐了一天的貴州籍考生陳夔龍(1857~1948年)，也接到上諭。點兒背的是，他考卷以一字之誤，竟置三甲，以主事用，簽分兵部。而一同中式的貴州老鄉趙以炯、李端榘等，均入翰林院，差事清閒而補缺甚快，這着實令陳情何以堪！他不禁捶胸頓足，慨嘆上天不加眷顧。要說反應最淡定的，尚屬蒙古正黃旗考生榮慶(1859~1917年)。聽聞榜單，此君既未喜極而泣，也不憤憤不平，而是悠閒地倚在枕上翻看歷代名人字帖。

　　 按照清代仕宦慣例，若不出意外，二十年後(1906年)，這三位“50後”士子應能位居要職，成為新世紀清廷倚仗的棟梁之才。果不其然，這三位科舉同年日後皆腰金衣紫，出任朝廷高官。只不過，一入官場深似海，也許連他們都沒預料到，幾十年後的自己，居然蛻變為自己當初最厭惡的那類人。

　　貧寒與無奈

　　 這三位士子，都是出身貧寒，毫無背景之人。

　　 據說徐世昌呱呱墜地之際，“其狀貌端秀，頭角崢嶸，長老皆許為大器”。然而他的腦子似乎並不靈光，尤其是應試能力較差，科考每每積極參與，成績次次名落孫山。白駒過隙，一轉眼徐世昌已近而立之年，往日的那股銳氣消磨大半，他也感到入閣拜相的理想似只是一個白日夢。一次，徐鄉試結束，幾位摯友相邀聚於相國寺。酒過三巡，菜過五味，有人問徐世昌將來有何志向，徐醉眼迷離，舉杯苦笑道：“他日或大祧，或議敘，或幸成進士為即用令，若分省得河南，除杞縣、太康，必師孟嘗君廣納食客。”河南舊有“金杞縣、銀太康”之稱，堪為各州縣中之上等肥缺。可見徐世昌此時頗為務實，在他看來，能管轄一縣、衣食無憂已實屬難得，什麼聲名顯赫、位極人臣之類是絕對不敢奢望的。陳夔龍亦然。八歲那年，陳父病逝。有人勸陳家三兄弟棄學經商，陳母應曰：“一息尚存，不忍使廉吏之子淪於駔儈也！”於是陳母以“紡績得貲，藉供館穀，往往機杼之聲，與余兄弟誦讀之聲徹於達旦”。雖生活艱辛，陳夔龍倒也安之若素，日復一日挑燈勤讀，希冀通過科考改變命運。起初陳之文運頗旺，連戰連捷，19歲便高中舉人。孰料好運卻忽而戛然而止，“南宮累次報罷”，眼看就要邁入三十歲的門檻。與徐、陳情形相似，雖是旗人，但榮慶七歲喪父，家境淒涼，“陋巷逼迫，非復閥閱矣”。不過他天資聰穎，少年得志。要知道，27歲便高中進士，這在清末滿蒙權貴中堪數鳳毛麟角。

　　 既然這三位既不是出自官宦世家，亦非坐擁金山銀山之富豪，故他們唯有從基層做起，期盼憑真才實學來為朝廷效力，謀得升遷。只可惜理想很豐滿，現實卻總是很骨感。按照清制，每三年都要對翰林院庶吉士進行甄別考試，成績優等者授編修，次等者授檢討，合格者改任各部主事或知縣。如果成績不及格，不好意思，那就請您繼續學習，再等三年。徐世昌不通古學，文筆一般，自然不受時任掌院學士的翁同龢老爺子待見。徐在這個清水衙門一待就是六年，竟未曾獲得過一次外出主持地方鄉試的差事，甚至連當副手的機會都沒有。好不容易結識了天津老鄉王文錦侍郎，徐請他幫忙介紹新差事。王為人倒也通融，打算將徐推薦至南書房，孰料大學士潘祖蔭認為徐不學無術，難堪此任，不予接納，又將他攆回翰林院。當時翰林院有所謂“八紅八黑”之稱，“紅翰林”自然是官運亨通的那一類，而“黑翰林”則是指仕途坎坷的官員們，徐即位列“八黑”之一。最令徐無奈的是，熬到第八個年頭，他終於可以外放河南，誰成想還未等朝廷頒發委任狀，母親突然病逝，徐只得暫棄升官念頭，回家奔喪，其霉運可謂沖天。

　　 榮慶也好不到哪兒去。供職翰林後，榮慶之生活似乎未見任何起色。有清一代，京官最為清苦，他們時常入不敷出，只得借貸度日。彼時之榮慶，便是這般境況，於是便成為京城當鋪和錢莊的常客。如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初八，他“以馬館百五並贄銀百五還大德通。己丑(1889年)八月初一借款，其餘二百，另為立據付息。負債纍纍，今始清二十分之一也。”同時，榮慶之仕途亦頗艱澀。據《清史稿》載，自高中後，他“遷轉遲滯。榮慶當引見之時，或諷以乞假。謝曰：‘窮達命也，欺君可乎。’”要錢沒錢，要權無權，十載京官，榮慶着實慘澹。

　　 當然，最悲催的莫過於陳夔龍。這位老兄自從赴任兵部主事後，簡直如墜入苦海而難以自拔。兵部在六部中堪稱最差，按“京師習慣，以吏、戶二部為優選，刑部雖瘠，補缺尚易，工部亦有大婚、陵工保案，以冀捷獲，唯禮、兵二部為最苦。禮部尚無他途雜進，依然書生本色，最次莫如兵部員司，以常年測之，非二十年不能補缺。”這就意味着，即使再出色、再優秀，陳熬到五十歲，充其量還是個六七品的小官。

　　 殘酷的現實雖無聲無息，但卻告訴這三人一個鐵一般的道理：書讀得好，不等於官做得大；志向高遠，也必須安全落地。十年轉瞬即逝，徐世昌、陳夔龍與榮慶，已接近不惑之年，仕途的黃金年齡漸行漸遠。要麼改變自己，要麼繼續沉淪，人生的岔路口就在眼前。

陳夔龍

　　誘惑與屈從

　　 面對權力的黑光，相信很少有人能夠拒絕誘惑，尤其對於長期處於政治邊緣的人而言。1895年前後，成為這三位“50後”仕途的共同轉折點。

　　 徐世昌首先“脫貧”。該年秋，徐與其拜把子兄弟袁世凱重逢。眼見老大哥處境尷尬，袁世凱自然心有不忍，於是延請徐進入小站，掌管參謀營務。起初徐還猶豫不決，想保留翰林院崗位。後眼瞅編練新軍事業蒸蒸日上，其勢頭遲早會坐大，高升自然機會多多，徐索性辭去編修一職，全身心輔佐袁世凱，為其獻計獻策，結交各路人脈，於是穩坐北洋系第二把交椅。

　　 陳夔龍自不甘人後，於次年“開竅”。陳之發跡，與北洋也頗有關聯。甲午之後，久蜇西安數年的榮祿重回中樞，出掌兵部。而恰值同時，連襟廖壽恆接替故去的許庚身，進入軍機。陳夔龍於是懇請廖代為向榮祿舉薦自己。此刻位高權重的廖，一改往日做派，欣然允作說客，在榮面前一番美言。不久，榮祿便親點陳同其赴津查辦小站軍民糾紛一事。小站是榮親自指定的練兵試點，袁世凱乃榮一手提攜的軍事將領，說白了，這次赴津辦案，純屬走過場。途中，榮問陳年歲幾何，補缺約計何時。陳對曰：“行年已四十，到部亦十年，敘補名次第八。即每年出缺一次，亦須八年始能敘補。恐此生以馮唐老矣。”榮云：“觀君骨相氣色，五年內必有非常之遇。而部中補缺例須計俸，未可躁進。”所謂“骨相氣色”，恐怕是三分經驗七分忽悠，並不靠譜。然其弦外之音則至為明顯：陳若聽命行事，不節外生枝，保你補缺升官。吃盡官微言輕苦頭的陳夔龍，自然參透榮之暗示，一路察言觀色，唯唯諾諾。當檢閱操練時，榮問陳：“君觀新軍與舊軍比較何如？”陳答：“素不知兵，何能妄參末議。但觀表面，舊軍誠不免暮氣，新軍參用西法，生面獨開。”榮曰：“君言是也。此人必須保全，以策後效。”其實若按兵部條例，僅新軍擅殺營門外賣菜傭一條，袁世凱便可遭到嚴懲。但陳曲意迎合榮祿，在撰寫奏稿時筆下留情，淡化過程，抹去罪證，終至此案不了了之。待此事辦妥，回到兵部，排在他前面的七名競爭對手，要麼病退，要麼調走，要麼受罰，要麼棄權，於是陳名次飆至第一，順利頂補缺位。可見榮祿已暗中運作停當。不久，榮祿更把參預北洋政務如此機要之事交予陳夔龍，將其引為心腹。

　　 反觀榮慶，此時他官途雖略露曙光，但在為官之道上似乎“進步”得有點慢。那他又究竟憑何升遷？大致兩點。其一，辦事認真。一次，光緒口諭整理清秘堂藏書。榮慶不辭勞苦，親力親為，妥善安排下屬分工辦理，“從此舊書可保無遺”。不久，榮慶因整理之功蒙皇上召見，從而給光緒留下較好印象。其二，清廉自律。按理說，京官清苦，倘有他人孝敬，自應笑納以解燃眉。榮慶則不然。終其一生，他潔身自好，殊為難得。但凡他人之禮，榮都一律拒收。清末巨貪周榮曜曾以厚禮向榮慶行賄，榮不為所動。榮堅拒賄賂，或許尚有防授人以把柄的考慮，不過此種作風確為他在官場換來極好的口碑。也正因十數年兢兢業業之奮鬥，1899年榮慶終於獲得外放山東學政的機會。而此時徐、陳二人，在仕途上已將榮慶甩開了半條街。

　　 截止到1899年，徐、陳二位早已屈從於權力的魅影，一味追逐官位，將所謂家國社稷、擔道抗勢之情懷置諸腦後。而榮慶好像還經得起誘惑，未完全變質。然而，不到一年，他也成為權力的奴僕。1900年初，時任山東巡撫的袁世凱拜訪榮慶。此時恰逢榮母病重，袁熱心為其推薦醫生、饋贈物品。榮母去世，袁世凱先是“送經並焰口”，後待榮慶扶柩抵津，令“部下劉直牧永慶來吊，並代辦火車一切”。實在是殷勤周至。其實榮慶對袁素無好感，但他明白，袁世凱背後的靠山是當朝大佬榮祿，與袁結好，便可攀上榮中堂這株參天大樹。經過對道義與權勢的一番慎重權衡甚或是痛苦的思想鬥爭，榮慶終拋棄了堅守半生的政治信仰，決心與權力合謀。一年後，榮慶便在榮祿的關照下，“奉旨署理倉督”。榮慶事後致函坦露心跡，表示不負栽培：“惟一點血誠，不願讓前人獨步，而識力魄力，究不知撐到幾分。”

　　 放下了尊嚴，丟失了操守，突破了底線，背棄了理想，這三位“50後”剩下要做的，便是在追逐名利的仕途上一路狂奔。1901年，陳夔龍如願外放河南布政使，獲取吸金之肥缺。兩年後，他升任河南巡撫。1903年，載振出任商部尚書，特保授徐世昌為商部左丞。徐之前僅是六品官員，一躍成為三品商部大吏，這種超常規提拔幹部之舉，在整個清代也堪稱異數。次年，他更是躍升為巡警部尚書。1902年，清廷破格提拔榮慶任刑部尚書，旋即又調禮部尚書，復調戶部，拜軍機大臣、政務大臣。至1905年，榮慶晉協辦大學士。僅僅六七年工夫，徐、陳、榮三人完成了普通京官需要數十年甚至一輩子都遙不可及的升遷之路。

榮慶

　　官運與國勢

　　 身居高位，權傾一方，擁有如此絕佳之政治平台，正值五十出頭的當打之年，這三位“50後”完全可以施展其年輕時的宏大抱負。殊不知在威權體制下，權力場中之輩，由於屁股決定腦袋，他們往往眼光向上，更多從統治者的“最高指示”出發，其立足點無非四個字：“領導滿意”。這在三人的政治行動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1906年夏，圍繞是否預備立憲之問題，京城內新舊兩派針鋒相對，勢若水火。一派引袁世凱、端方為頭領，力主學習西方，推行立憲；一派則以鐵良、榮慶為魁首，極力抵制立憲，橫加阻撓。然而極富諷刺意味的是，慈禧最終卻將草擬立憲懿旨的重任交予榮慶。這期間，袁世凱頻頻私下拜訪，以期憑私誼影響榮慶。孰料之後面世的懿旨，無非以“規制未備，民智未開”為由，堂而皇之地將立憲步伐無限期順延。想必榮慶當時費盡心機、搜腸刮肚，完全是揣摩老佛爺聖意而已。

　　 徐世昌之手腕，也十分高明。宣統元年，以載灃為首的那一批年輕皇室貴胄上台，他們對西方的武器、建築、工藝、科技等頗為推崇。當時徐恰恰擔任東三省總督，於是揣摩皇室心思，大搞形象工程。據曾在東北任職的丁士源爆料，“徐世昌赴東三省總督任時，攜中央款二千萬兩，兩年以來鋪張頗甚”。單單建造奉天公署大樓一項，就消耗白銀三十餘萬兩，所蓋“西式樓數十楹，繚以復廊，其中簾幔几榻，燈屏皆用舶來品”。同時採購各種西式物品又花費十餘萬兩，因而其辦公場所之華麗宏偉，其他省份無能出其右者。一次載濤自歐洲考察歸來，途經奉天，“見馬路電燈軍警無不備具，及駐宿公署，儼然歐式”，使他“直把瀋陽作巴黎”，於是對徐世昌的市政工作大加讚賞。等他回京後，更是在載灃面前表揚這位“市政建設標兵”。當然，徐如此大張旗鼓的透支財政搞城建，自然有人看不下去。當時載澤掌管度支部，曾派人細察徐世昌的賬目，發現其財政收支上存在巨大漏洞。於是幾次上書載灃，請求徹查。此時載灃已把徐世昌樹為全國學習的典型，相信“徐世昌是個好同志”，並未予以追究。

　　 1909年，陳夔龍出任直隸總督。下車伊始，便自我標榜曰：“所可以自慰者，厥有三端：一不聯絡新學家；二不敷衍留學生；三不延納假名士。”可見其政治傾向極為保守。然清末局勢已至不改革必死的地步，像陳這種官員，敵視新學，拒絕革新，只會激化矛盾，令問題愈加惡化。面對天津紳商學生之國會請願運動，陳表面安撫，私下命軍警強力彈壓。一面極力“維穩”，他卻一面上書中央，報喜不報憂，聲稱直隸一片安靖祥和。民怨得不到及時疏導，革命便噴薄而出，眼見大勢已去，陳只得告病去職，清廷最後一任直督便如此黯然離場。

　　 辛亥之後，這三位高官被迫“提前退休”，化身遺老。除了徐世昌於短暫隱居後再度出山，繼續在政壇打拼外，陳、榮二人則躲入租界，依靠多年宦海經營下的豐厚積累，過着饒裕悠哉之寓公生活。當然，吟詩作賦、飲酒唱和之餘，他們不忘嘆一聲前朝可惜，罵幾句民國黑暗，卻從不曾反省己過：難道唯權力馬首是瞻的惡果，不恰恰是國勢日頹，終致傾覆嗎？

　　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曾以《聖經》中墮落天使路西法的寓言為例，指出人在具體而特殊的社會情境與權力系統之中，往往會走向惡的一面，此之謂“路西法效應”。該理論似對了解這三位“50後”士子的人生軌跡頗有啟示。飽讀儒家經典的徐世昌、陳夔龍、榮慶，在青年時何嘗不願為天下社稷、百姓民生貢獻才智，然在專制制度下，權力黑洞之能量過於強大，幾乎吞噬了一切，他們三人焉能倖免？

　　 或許，在每個人心中，都住着一位天使與撒旦的合體，它名叫路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