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部分節錄嚴家祺所說:”儒家精華是在“非政治領域”中處理人際關係的一整套行為準則。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關心天堂地獄、關心來世，都帶有“神”的因素，而孔老夫子和儒家關心的是人的今生、關心的是處理“人際關係”的倫理標準，是一種沒有宗教色彩的“人際關係”學說。”

這恰好是中國及儒家文明的最重大缺陷，是中華文明的要害:只重今生，不問、不信來生。使中國人偏向實用、功利主義，太愛錢，尤其在馬克思主義破產的現代中國。不是鄧小平貓論，讓中國人愛錢、崇拜錢財，而是中華文化、儒家文化，就是這樣的脈絡、傳統，怎能不愛錢財，遭世界其他人種、文化譏諷、看不起。還不自知。習大大撒幣越多，越讓世人看輕其文化底細。

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關心未來的天堂地獄，一方面讓其文明升華，能擺脫太過注重今生的枷鎖，抵擋物質化、金錢化的庸俗人生，不再俗不可耐，進入聖潔、高雅、博愛、世界一家….等更高尚層次完全的生命、人生。

其次，中華文化及儒家文明一直停留在地上、塵俗，孔子變成至聖先師，阻擋了中國人的未來發展道路，如何有想象力、創造力?沒有更偉大的願景、藍圖，只以今生為念，忠君=愛國為第一，只有局限、捆鎖，正好中了歷代皇帝的陰謀詭計。使中國社會、文化，經千年停滯不前，至近代釀成大禍，國家及文化積弱，不敵外國還不自知、不知病。

再來，西方文明對天堂的饗往，使西方人對未來，充滿希望，積極人生，人生的目標、態度不同，結果也不同。對天堂的渴慕，讓西方文明發展出各種新奇理論、邏輯推理、發明…等，創造工業革命、民主選舉等制度，領導世界文明潮流。

這是中國及儒家文化的最大缺陷、要害，難道21世紀的中國人還看不清楚?

中國菁英何在?

以下轉貼張英文章:”嚴家祺《儒家文明的「人生游泳術」》及附評 20160813，嚴家祺教授發表網文《儒家文明的『人生游泳術』》。他在【作者按】中，開宗明義，指出：『「文明」是一個人覺得有「歸屬感」的文化中最大的「我們」。』

家祺兄並就『網友評註』儒家《有精華，有糟粕》，分門別類，歸納九個方面，作了再評論。這就是： （一）群處守嘴，不惹禍；亂處守心，不出錯。 （二）給別人留有餘地。 （三）人生有四苦：一是看不透，二是捨不得，三是輸不起，四是放不下。 （四）清醒坦誠、聰明智慧。 (五）越是有故事的人越沉靜簡單，越是膚淺的人越浮躁不安。 （六）【儒家】人脈關係十大定律。 （七）贏在心智 （八）在這個世界上，人與人之間無非就是一份緣，一份情，一份心，一份真。 （九）知人不必言盡，留三分餘地與人，留些口德與己。責人不必苛盡，留三分餘地與人，留些肚量與己。才能不必傲盡，留三分餘地與人，留些內涵與己。

心小了，小事就大了；心大了，大事都小了；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虛其心，愛天下之善；平其心，論天下之事；定其心，應天下之變。 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胸襟，有舍有得看智慧，是成是敗看堅持。

總之，新儒學的精華，仁者愛人，律己寬容，知足常樂，誠如學界先進家祺告誡：『政治是暫時的，經濟是長遠的，文化是永恆的』！

眾所周知，著名民間學者王康先生，是自由鬥士，又是新儒家。日前見王康兄《匈牙利在空喊！1956年匈牙利起義》一書的長篇譯序，大標題『他們的悲劇，我們的宿命』！余今把家祺惠札《儒學文明的『游泳術』》，及附評《是精華，是糟粕》，轉呈王康等君一起知情分享。傾接老康返饋高見，也參與網友評註。

王康從多稜角面向提問，三言兩語：『誰不願「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誰來分清儒家「精華」與「糟粕」，誰去辨析西方文明「精華」與「糟粕」，此二分法能達到目的嗎？』一家之言，百家爭嗚，換位思索，相互交流，中西合璧，承先啟後，日新月異，文化永恆。 善哉善哉，良性溝通，集思廣益，眾志成城！

＝＝＝＝＝＝＝＝＝ 【附呈家祺原文，暨評註及再評論】

儒家文明的“人生游泳術” 2016-8-13【博客作者按】“文明”是一個人覺得有“歸屬感”的文化中最大的“我們”。

儒家思想中作為中華文化的精華的那一部分，就像基因一樣，存在於每一個中國人的細胞中，這是中華文明長期綿延的根本原因。儒家精華是在“非政治領域”中處理人際關係的一整套行為準則。

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關心天堂地獄、關心來世，都帶有“神”的因素，而孔老夫子和儒家關心的是人的今生、關心的是處理“人際關係”的倫理標準，是一種沒有宗教色彩的“人際關係”學說。

孔子的“己所勿欲，勿施於人”、“仁者愛人”，是放置於四大海五大洋皆準的“普世價值”。但孔老夫子的“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種“人際關係”規範，在政治領域，是二千年多來維護中國傳統政治的根本原則，這正是孔老夫子和儒家思想的糟粕。

在儒家認為，只要依靠“有完美人性的明君賢臣”推行“仁政”，就可以“以德治國”。“以德治國”在一個短時期內可以做得到，然而，沒有一個帝王可以長期保持“德治”。中國幾千年政治的歷史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表明，不受制約的權力少有“仁政”，在更多的情況下則是“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