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遺漏的分隊長

   我在這個農場服刑近15年,而這位分隊長代表政府對我直接改造了近五年時間,如果這篇談論頂頭上司的文章將他遺漏,將是對我個人歷史不負責任的疏忽。

   他是我所在中隊的二分隊分隊長,也就是這個分隊唯一的國家幹部。前文寫到的張隊長是三分隊分隊長,這兩個分隊因距離中隊部較遠,便另行成立了伙食單位,但行政關係仍隸屬中隊部。後來三分隊撤銷,張隊長也調到了二分隊管水稻班(也就是我所在的班)。這位不可遺漏的分隊長管旱地班。後來兩人關係日益緊張,水火難容,只好又將張隊長調回中隊部(三年後我也調去),二分隊就由他一人掌管。

   經過我仔細回憶篩選比較後可以認定,在我身邊停留過的眾多人物中,這位隊長便是全世界對我恨的時間最長而又恨得最深的一個人。當年勞改時,在我身上堆積如山的貶義詞,絕大部份都是他不辭勞苦粉刷上去的。我唯一感到慶幸的是他沒有文化,貶義詞彙在腦袋裡存儲量不大,翻來覆去都只是那幾個老調重彈,因此殺傷力不大。如果他具備前文提到的管教股長那個檔次的文化素質,在五年的朝夕相處中,不斷用一些鮮活的貶義詞作為添加劑來飼養我,即使我死裡逃生未被氣死,也得變成個精神病患者。

   他是河南人,和蔡隊長一樣,他也是一位轉業軍人,不同的是這位隊長是參加過解放戰爭的老資格,蔡隊長卻是四川解放後才參軍的翻身農民。這隊長的左眼雖有眼球卻無視覺功能,剩下的右眼也是個次品在那兒瞎湊合。但他經常向犯人們炫耀說,他當兵時槍法極好,有百步穿楊之功。可我認為憑他那似有似無的視力,未必能在20公尺內射中一頭大象。這些對他的貶義詞當年我一句也不敢說,只能讓它在自己肚皮頭爛掉。

   他特別喜歡別人給他拍馬屁,而且對馬屁的“濃度” 要求也極高,其實某些馬屁的高濃度按物極必反規律已接近諷刺挖苦,顯然已為一般人難以承受,他卻怡然自得讓拍馬者繼續拍之,有時學習討論會偏離討論主題甚至開成對他個人的“競拍會”, 他也就趁狀此機會大過“馬屁癮” ，反正他就是這 方寸之地的“皇上”。

旱地班有個50多歲的龍姓犯人,綽號叫“馬屁博士”(此綽號是我取的),這隊長十分喜歡他。他可以在發言中說這樣的話：“我們的隊長論資格論能力當場長也當得下來,只是他願意留在最艱苦的基層才沒有上去……”這時被馬屁滋潤得十分舒服的隊長的臉上，會泛出一絲不易察覺的微笑,似乎在表達“知我者,龍犯也”的感受；“馬屁博士”或者換個說法：“我深深感到,能夠在我們隊長這樣高水平的領導下進行改造,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這位隊長在總結時便會說：“龍犯能認識到這些是不錯的,可總有那麼一兩個不安心改造的傢伙在下面搗鬼……”這時他的臉便會轉向我坐的方位,而那隻瞎湊合的眼睛正對着我咄咄逼人。

   只要中隊裡出現一點問題,大一點的如捕回了逃犯,小一點的如逮住偷吃生紅苕的反改造分子,肯定得開一次批鬥會,對過失者施行捆綁吊打之類的“大力挽救”(在勞改隊,這是一個使用頻率很高的詞彙,我覺得大力二字用得很貼切),批鬥中這位隊長會示意極積份子發言,喝令被斗者交代出幕後支使者,這時的隊長最希望被斗者吐出的名字便是張謀,如果未能聽到,他也會在總結訓話時指出：“我們知道這背後有黑手,有搖鵝毛扇子的……”這時他的臉又會轉向我坐的方位,而那隻瞎湊合的眼睛又會對着我咄咄逼人。

   當然這一切都發生在張隊長調來之前和調走以後。按理說他們倆都是貧苦人出身,都沒有文化,都熱愛毛主席,完全有可能團結起來共同對敵,可偏偏勢若水火互不相讓。這位隊長強調“抓革命”,張隊長注重“促生產”；這位隊長管旱地班盼望天晴,張隊長管水稻班希望下雨；張隊長在會上說：“張謀的勞動表現不錯。”這位隊長在會上講：“我們要注意不能讓一個傾向掩蓋了另一個傾向。”其表現似乎證明了“江山不可有二主”的古訓。由於他討厭的張隊長對我的認可,益發增添了他對我的敵視,這個可能性我認為也是存在的。

   這位隊長有時候也似乎很快樂,比方說在大背毛主席語錄的日子裡,他每每會指定一些和他文化程度相當的半文盲站出來當眾背誦,如果背錯一字一句,將會被認為是篡改或者故意歪曲最高指示的政治錯誤,這種壓力會壓得背誦者戰戰兢兢,聲音顫抖，頭上冒汗。此時這位隊長會按亮手電筒,其光柱直射在背誦者的臉上,以便在這股強光的幫助下,讓他那隻瞎湊合的眼睛,欣賞到背誦者那張因驚恐而變形的臉,而這位隊長的臉上,也就會泛出一絲心滿意足的獰笑。按常理,像這位隊長這類沒文化的人，對於犯人中沒文化的人,在背誦語錄這類高難度的問題上遇到的困難,應該有點惻隱之心,但他卻以能蹂躪文盲同類為一種精神享受; 這就像有文化的冷麵管教股長，以能蹂躪我這個也認識方塊字的人為樂一樣; 這些完全異乎尋常的實例,也許能給心理學家提供一個研究課題。

   這位隊長最令我噁心一件事,我在那篇《我被“槍斃”的前前後後》的文章中曾經提到過,考慮到讀過它的人不多,今天再簡要地複述一下。

   那是震驚世界的“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這個以文化冠名的大革命,實際上是神州大地上一場最為野蠻的血腥演出,連開國元勛們都能被捆綁吊打“噴氣式”等等肉刑折磨至死,更不用說我們這些被稱為死有餘辜的犯人了。那是秋收大忙季節的一個深夜,勞累了一天的犯人在睡夢中突然被一個排左右的“戰鬥力”(按勞改犯又稱為“勞動力”的公理推算)包圍,他們一腳踢開寢室門,喝令犯人們滾出來並嗚槍示警,列隊完畢後由率隊者宣布今晚將執行機槍點名。將接受“機槍點名”的一共是八個犯人,他們依次從犯人叢中呼出,站定後,身後會出現一名“戰鬥力”,該“戰鬥力”猛一彎腰伸手抓住受刑者的腳踝,防不勝防的犯人直挺挺地撲倒在地頭破血流。然後對該犯壓在地上施以五花大綁,再用棕繩纏成的鞭子猛抽猛打。這個工藝流程將反覆三至五次,直至犯人頭破血流進入垂死掙扎的狀態時才罷休。此刻率隊者會從衣兜里摸出一張判決書,在手電筒的照射下,用充滿革命激情的嗓音念讀出該犯的滔天罪行,最後八個字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便掀他站在一旁等候“機槍點名”。

   我本人是第六個將被“機槍點名”者,暴打中被打掉牙齒一顆,下巴頦上摔開一條四個分長的口子流血不少,至今留下一條永不消逝的傷口。

   當八個死刑犯被宣判完畢,眾戰鬥力便拖拽着有的嚇昏,有的嚇癱的死刑犯到地壩邊,我是唯一一個自己走去“刑場”的,當我剛剛站定,身後便傳來幾聲槍響,接着聽見眾戰鬥力高呼：“同志們,我們占領了XXXX高地,衝啊!”便向幾公里以外他們的營房衝去了。

   不一會,住在中隊部的衛生員來到現場,為這八個遍體鱗傷的“倖存者”處理傷口,傷勢最重的並不是打斷了手臂或打斷了肋骨的人,而是嚇得發了瘋的那位60多歲的老年犯人。他以反革命罪被判刑20年,已經服刑了近19年……,不過以後的喜怒哀樂,對一個瘋子來說,已經沒有什麼實際意義了。

   毫無疑問,這幕精彩的武打戲的總導演是我們這位隊長,當衛生員為我們縫合傷口時,他竟然在一旁自言自語地說：“咋搞的?我們怎麼一點都不知道哇。”事實上,這又吼又鬧外加鳴槍的熱鬧都發生在他家門口,平常能捕捉犯人悄悄話的他竟然會不知道? 不過這件事並不應該歸咎於他。 實際上據我事後分析，這次行動應該是通過了農場最高領導的認可的。這應該是當時的對勞改農場實行軍管的解放軍，為了鍛煉士兵的“對敵鬥爭”的意識，為了培養士兵對“階級敵人”下狠手的實戰經驗，便用我們正在服刑的犯人作為活靶子，用無緣無故地折磨毒打，乃至假槍斃真射傷這種毫無人性的手段，來達到他們的培養劊子手的罪惡目的， 比之於日本戰犯用中國人作毒氣彈實驗等罪行，其本質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