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死後，因為四人幫被鬥倒，所以大家好像都認為四人幫才是真正鐵杆毛派，毛的真正接班人。

其實在四人幫成為中共高層以前，毛澤東也有一批手下、幫手，長期戰友+鐵杆毛派，鄧小平就是其中一員，毛的得力手下、大將。

只是四人幫後來居上，取代了鄧小平等人的地位，就是說鄧小平在毛面前失寵了。

不過毛也沒有像殺劉少奇一樣，殺鄧小平，而是把鄧圈禁了。這給了鄧小平機會，才有中國後來改革開放的走資派路線。

鄧小平對毛澤東，是很矛盾、複雜的心情，鄧與毛是長期戰友，共榮共辱。鄧最後被毛拋棄、背叛，但是沒有毛，鄧小平也不可能登上大位。

以下轉貼余杰:”作為毛澤東副帥的鄧小平-讀鍾延麟《文革前的鄧小平》”

1959年，中共八屆七中全會開幕會議上，毛澤東出人意外地說：「權力集中在常委和書記處，我叫毛澤東，掛正帥，就是大元帥；鄧小平掛副帥，為副總司令，我們兩人一正一副，你是總書記嘛！」

毛又說：「要當秦始皇，當秦始皇就要辦事，先在常委、書記處討論，我和鄧小平掛帥。鄧小平你掛了沒有？你敢不敢？你是書記處的總書記，也是常委會的總書記，也是政治局的總書記，你也是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但是你也是我的總書記。」

鄧小平是毛澤東的得力幫凶
毛澤東的這番話，讓坐在他左右兩側的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五名中央副主席雖面不改色，卻心頭狂跳。特別是已被內定為接班人的劉少奇，一定感到其地位岌岌可危。毛澤東似乎要將此前在黨內排名在十名左右的鄧提拔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位置上，而且特別強調他對鄧的器重和鍾愛，鄧是他個人的總書記和個人的助手。毛行事為人如同古代帝王，蔑視傳統和陳規，天馬行空，無拘無束，所謂「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可讓人上天，也可讓人入地。

若研究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歷史，鄧小平的重要性僅次於毛澤東。中共六十多年的統治，大致可分為前三十年的毛時代和後三十年的鄧時代。某些企圖使用「打着紅旗反紅旗」策略的所謂體制內改革派，刻意誇大鄧時代與毛時代的差異，試圖用鄧反毛，此種「痴心妄想」被習近平率先打破。習告誡說，兩個三十年如同一枚硬幣之兩面，共同構成中共之「偉大傳統」。

前三十年，毛牢牢控制政權，掀起一場接一場原教旨主義政治運動，一直到文革失敗，眾叛親離地死去；後三十年，鄧打左燈往右拐，以改革開放為口號，打造出非社會主義也非資本主義的「大國崛起」。前後兩個三十年看似南轅北轍，實則一脈相承，變化的是部分經濟政策，不變的是政治上一黨獨裁。六四天安門屠殺不就是文革的另一種形式嗎？

鄧小平的政治活動橫跨兩個三十年，鄧小平的各種傳記，一般側重於後三十年鄧獨當一面的時期。學界對鄧在毛時代的作為，尤其是從1956至1966年文革爆發這十年間鄧的政治生涯少有研究。這種「模糊狀態」，當然是中共當局刻意製造的：鄧小平不願人們了解其作為毛澤東暴政的得力幫凶的一面。

若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海外」，那麼，毛澤東和鄧小平打天下和治天下都在中國，而毛澤東研究和鄧小平研究卻在海外。其例證之一，台灣歷史學者鍾延麟的《文革前的鄧小平》一書，填補了鄧小平研究的一大空白，戳穿了「鄧小平神話」的關鍵部分：中共官方宣稱，鄧是毛極左政策的「異議者」，為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福祉而對抗毛的胡作非為，導致自己在文革開始時成為被整肅的對象。實際上，在文革之前十年，「鄧小平是毛澤東激進政策主張深信不渝的支持者與雷厲風行的執行者。」

本書的重要性正如作者所說：「本書討論爭議性較高、但仍未充分而深入研究的重大議題。包括：鄧小平如何組織與運作黨務、指揮整風與反右運動、領導軍內『反教條』、推動經濟『大躍進』，以及處理黨際外交和輸出革命。」

早在江西時期，鄧就是鐵杆毛派
1950年代中期，毛澤東已有了幾個彼此競爭的接班人：黨務方面是劉少奇，政務方面是周恩來，彭德懷被整肅之後由林彪管理軍隊日常事務，劉少奇排名第一。那麼，毛澤東為何突然破格提拔鄧小平？

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提拔差不多與對林彪的重用同步發生：在1955年七屆五中全會上，毛澤東將鄧小平和林彪同時提升為政治局委員，一文一武，為之看家護院。鄧小平早在江西時期就是鐵杆毛派，歷年來在行軍打仗和處理黨政事務方面是精明強幹的「多面手」，被毛視為心腹大將。

1950年代初，毛澤東對劉少奇和周恩來已有所不滿，一度想利用野心勃勃的高崗瓜分劉少奇和周恩來的權力。但高崗過於飛揚跋扈，反倒被劉少奇和周恩來連手擊敗。高崗垮台之後，毛不甘於劉少奇和周恩來的權力膨脹，便提拔鄧小平來分權。毛對鄧說：「我們是醫生，書記處是護士，你是護士長，也是我的助手嘛！」毛的秘書陳伯達晚年也說過：「鄧小平代替了高崗過去的地位。」本書作者鍾延麟則指出：「毛澤東是鄧小平從『一路諸侯』變為『一朝重臣』的最大推手，也是鄧小平允諾就職中央總書記後的最大依靠。」

文革伊始，鄧小平與劉少奇一起被打倒，毛澤東提出「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說法，「修正主義」的司令部是劉鄧兩人為首。很多人因此把鄧小平和劉少奇綁在一起，似乎鄧與劉是盟友。實際上，劉鄧兩人僅僅是在文革初期工作組的問題上意見比較一致，他們以為毛澤東又要來一次反右運動，便用反右運動中相當嫻熟的那套整人模式，向大學派出氣勢洶洶的工作組，結果被毛斥責為「鎮壓群眾」。除此之外，劉鄧政治上、組織上和歷史上並不屬於一個派別。

有趣的是，毛澤東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處理方式也不一樣。對劉少奇，是置之死地而後快。毛看到劉少奇臨終前如豬狗般趴在地上舔食食物的錄像，開懷大笑；對鄧小平，則是手下留情、網開一面，將其當作一顆備用的棋子。
林彪墜機蒙古的「九一三」事件之後，毛在1972年明確表示，鄧小平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鄧小平同志……沒有歷史問題」。1973年，鄧小平被恢復黨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文革整個過程中，沒有任何一派組織或高層領導敢於公開提出為劉少奇平反，包括重新出山的鄧小平也沉默不語。

地位上周高於鄧，權力上鄧領導周
鄧小平與周恩來的關係更耐人尋味。本書作者指出，鄧小平負責中央書記處工作期間，書記處地位相當顯赫：中央政治局決定「大政方針」，中央書記處負責「具體部署」，國務院及其黨組擔負責「具體執行」。中央書記處與國務院的上下從屬關係，由此固定下來。

既然黨指揮政府，那麼周恩來與鄧小平的地位就發生了顛倒：「雖然無論在黨或政，周恩來名義上的地位都高於鄧小平，但根據中央書記處與國務院的組織關係，鄧小平在中共政治運作上的地位，甚至比政府總理周恩來高。鄧小平與周恩來之間的權力互動出現重大消長，也就是『鄧領導周』，而非『周領導鄧』。」周恩來的內心一定深感痛苦和羞辱，不過既然他連江青都能曲意奉承，忍辱負重地向鄧小平匯報工作也就不在話下。

鄧小平的兒子鄧朴方曾撰文讚美父親與周恩來之間漫長的「革命友誼」，「堪稱二十世紀之典範」。然而，這種文章只能欺騙某些歷史知識貧乏的讀者。鄧小平跟周恩來並無密切的私人情誼。林彪集團瓦解之後，周恩來接管原來屬於林彪的很多權力，形成毛澤東之外又一個權力中心。於是，毛澤東重新起用鄧小平這個「棄子」用以制衡周恩來。鄧小平復出之後，果然完全遵從毛澤東的旨意，不是做一名幫周恩來排憂解難的副手，而是處處監視、限制和打擊周恩來，讓周恩來苦不堪言。

周恩來研究專家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一書中，梳理了鄧小平跟周恩來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其中有一個值得特別注意的細節：1973年11月到12月間，毛澤東指示中共政治局召開會議批判周恩來對美外交的「右傾投降主義」。毛有意讓鄧小平列席政治局擴大會議，利用政治局會議考驗鄧小平的忠誠度，並敲打周恩來。在會議的最後，鄧小平發言說：「總理啊，你這個人，別人跟主席都是可望而不可及。你呢，跟主席是可望又可及，只有一步之遙，今後希望你注意這個問題。」

高文謙分析說，鄧小平實際上是警告周恩來在權力上不要有非分之想，「鄧在發言中對周做了誅心之論，話雖不多，分量卻很重，僅僅幾句話就把毛對周的欲加之罪講了出來，而這恰恰是讓周恩來深感委屈的地方」。鄧的這句話讓毛龍顏大悅，鄧小平確實是其知心人。故而毛澤東一度又讓鄧小平成為實權派人物。

鄧與毛無法切割，同犯滔天罪惡
曾擔任毛澤東政治秘書的李銳指出：「鄧小平的左，在歷史上和毛也差不多。」本書作者鍾延麟亦指出，鄧小平對文革前中共黨國對民間社會所進行的改造工程，以及伴隨而來的紅色恐怖，「自有應負的責任，根本無法規避與隱晦」。這些罪惡包括：數百萬人被錯劃為反黨分子並遭到殘酷對待；人民的言論自由實際上被取消與剝奪，社會氛圍呈現死寂狀態。數千萬農民缺糧致死、陳屍溝壑；億萬農民被禁錮在「通往共產主義天堂」的橋梁——人民公社，既喪失自主的權利，也失去努力生產的誘因。

在1956至1966年間的政治運動中，人們過去只知道鄧小平是反右運動的「急先鋒」，對數百萬知識分子施以毒手。文革之後，鄧小平對右派平反「猶抱琵琶半遮面」：當局不承認反右運動本質上錯了，只承認有「擴大化」問題。「摘帽」右派並未得到國家賠償。直到今天，仍然有若干名右派未獲平反：鄧小平曾明令五個人不能平反：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和陳任炳，他們同林希翎一起，是至今未被平反的六名大右派。

鄧小平的罪惡不止於此。本書最大的貢獻，是通過對現有史料「竭澤而漁」式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勾勒出鄧小平在軍隊「反教條主義」運動、大躍進、中蘇論戰、三線建設等重要政治事件中所起的惡劣作用。比如，在「反教條主義」運動中，鄧小平對曾並肩作戰的劉伯承元帥窮追猛打，即便劉伯承臥病在床，也強迫其到大會現場親自檢討、接受批判。可見，在文革前夕，中共的黨文化已惡劣到可怕的地步，高級幹部人人泯滅親情和友情，只尊奉毛澤東一個人的意志，以毛澤東的是非為是非，以毛澤東的好惡為好惡。

鄧小平以實幹家自居，但在大躍進期間照樣瞎指揮。本書綜述了1960年鄧小平到地方視察工作的行程，發現鄧小平對「大躍進」並非消極應付，而是積極配合。在河南，鄧小平在極左派省委書記吳芝圃的陪同下參觀人民食堂以及只供展覽、毫無實用價值的「炊具改革」。當時，河南的大饑荒已蔓延開來，鄧要麼是裝聾作啞，要麼是被吳芝圃蒙在鼓裡。

鄧小平視察安徽同樣如此，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與吳芝圃一樣，是大躍進時期的「四大左王」之一（其他兩人是四川的李井泉和上海的柯慶施）。曾希聖以私人名義「自掏腰包」準備豐盛的晚宴款待鄧，鄧欣慰地說：「別處困難，你們安徽不錯嘛，小康。」與此同時，安徽大量出現了餓死人的情況，人相食（多數是吃屍體）的「特殊案件」高達上千件。

接着，鄧小平到山東，山東省委書記舒同報喜不報憂，鄧聽完匯報後心花怒放。山東此時已餓死六十五萬人，外流一百多萬人。鄧小平一路走馬觀花，看到的都是風調雨順、太平盛世，他自稱「中國人民的兒子」，卻對三千多萬中國人民被共產黨的暴政餓死的可怕事實視而不見。

對於鄧小平在文革前十年的政治活動，本書有一處遺漏：在羅瑞卿事件中，鄧小平究竟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中央對羅瑞卿的批判始於1965年12月8日至15日的上海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次年5月北京政治局擴大會議將羅瑞卿定性為反黨集團成員，會議同時發布《五一六通知》，文革就此揭幕。研究者多認為倒羅事件是文革的前奏，但該案的前因後果至今仍未全部釐清。

歷史學者丁凱文在〈羅瑞卿事件始末與辨析〉一文中指出，羅瑞卿當時正在昆明視察，中央通知他中止行程到上海開會。鄧小平親自命令空軍司令吳法憲，派專機接羅瑞卿，並特別指示吳，「告訴專機的同志帶上槍」，專機要準時起降、不許延誤、從昆明直飛上海，中途不准轉彎，更不許降落，要絕對保密、絕對保證安全。上海會議上，羅瑞卿被免除一切職務。

會後第二天，即12月16日，毛澤東指定周恩來和鄧小平向羅瑞卿傳達處理意見，羅提出見毛，周當場斥責其「太天真」。次年3月，中央又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批羅會議，毛指定鄧小平、彭真、葉劍英三人主持會議，並由三人組成處理羅案的「中央工作小組」。可見，鄧小平在羅瑞卿事件中擔任重要角色，而更多的歷史真相和細節還需要被發掘和整理。

政治局常委會的唯一「婆婆」
毛澤東死後，就是鄧小平的世界。鄧小平將華國鋒趕下台後，一直當權至死。趙紫陽在回憶錄中說，1987年3月，鄧小平在跟他的一次談話中決定：「一個人全退，三個人半退，即彭真全退，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半退。」也就是說，鄧退出政治局常委，仍留任軍委主席；陳雲改任顧問委員會主任；李先念改任政協主席。一個人保留實職，兩個人擔任虛職。

鄧更進一步宣稱：「今後常委只能有一個婆婆，不能有幾個婆婆。」這就是說，三位老人都退了，今後只有鄧可以起這種「常委的婆婆」的作用。對此，趙紫陽感慨說：「這個說法很形象了，今後鄧的決策地位不變，是常委之上的婆婆，其他人不能這樣。」政治評論家高瑜敏銳地指出：「在毛澤東之後又出現第二個凌駕於黨國、黨軍之上的獨裁者。」所以，六四開槍殺人的決定，不是當時的政治局五常委作出的，而是鄧小平在家中召集幾名元老作出的，鄧是責無旁貸的最終決策者。

共產黨的體制變遷可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有很大的隨意性和機動性。在毛時代，毛為對抗從蘇聯複製而來的龐大的官僚集團，靈機一動，設置了一個新的臨時性機構「中央文革小組」。短短幾個月間，毛悄悄讓「中央文革小組」取代了政治局常委會和書記處，成為直接聽命於毛的最高權力機構。而在鄧時代，鄧逼退其他元老，以政治局常委唯一的「婆婆」自居，具有對重大事務最後的「拍板權」。

當時，趙紫陽所擔任的「總書記」，從職位本身的含金量來說，比鄧小平在1955至1966年所擔任的「總書記」更高：趙紫陽擔任的總書記，相當於毛時代的黨主席；鄧小平當年擔任總書記，只能算是中央秘書長。但是，由於此時鄧小平是常委會「唯一的婆婆」，雖然只保留軍委主席一職，卻能凌駕於總書記趙紫陽之上發號施令，趙紫陽只能無奈地承認自己只是一個跑腿的「大秘書」罷了。

一代奸人變偉人，錯將惡煞認救星
鄧小平作為文革前毛澤東的「副帥」，與後毛時代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稱號之間有何關係？換言之，中央總書記的經驗如何影響了改革開放時期鄧小平的政策和決策？本書的一個突出貢獻是，作者發現了文革前十年鄧小平的政治生涯，與此後鄧小平長期執掌最高權力之間的關聯性。鄧在那十年間，積累了政治人脈和培養了政治隊伍。文革前與鄧在中央書記處共事者，如彭真、李先念、楊尚昆、胡喬木等人，在文革結束之後都成為其支持者。而在地方層級，鄧那時就與萬里、王任重、趙紫陽等省級官員有過相當的接觸，文革之後將他們上調到中央擔任要職，成為鄧系干將。

作者特別分析了鄧小平與陳雲之間的競爭關係及權力消長。若不是這十年鄧在前台處理龐雜的黨政軍包括外交事務，就不可能後來居上、超越陳雲的地位。陳雲在1945年即成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地位僅次於當時的五大書記（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更比鄧小平早進政治局多年。但是，陳雲在文革前十年，因經濟主張不為毛認可，處於半隱退狀態。此外，陳雲主要涉足組織和經濟工作，不及鄧在中央總書記位置上工作經驗那麼全面。

鄧小平在中央總書記任內的豐富政治閱歷和實務治理經驗，在毛澤東的晚期，除了積勞成疾的周恩來以外，無人可比。所以，鄧成了毛之後的最高領導人，可以輕而易舉地扳倒毛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也可以隨意罷黜自己選擇的兩個接班人胡耀邦和趙紫陽；在六四鎮壓之後，鄧挑選江澤民作為接班人，進而隔代指定江澤民之後的接班人胡錦濤。陳雲只能眼睜睜地看着鄧小平作出這些決策，只能發揮少許的平衡和制約作用。

毛澤東不是中國的救星，鄧小平同樣不是。對共產黨的否定，包括對毛澤東的否定和對鄧小平的否定。鍾延麟的《文革前的鄧小平》一書，以詳實的史料和精準的分析，論證了「毛鄧一體」的歷史真相。所以，任何「以鄧反毛」的「戰略戰術」，都是自欺欺人的無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