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抗日總動員：“抓壯丁”還是“十萬青年十萬軍“ | 國曆獨家 

2016-11-18  周渝 原史部落

抗戰期間，重慶璧山縣招兵登記處，等待登記參軍的隊伍中有人臂膀上扎着紅絲帶，代表他們曾經服役

文 | 周渝

《國家人文歷史》2015年12月上獨家稿件，未經授權，嚴禁轉載，歡迎廣大讀者以個人名義分享至朋友圈

提到“抓壯丁”，不少人會聯想到那部操着四川方言的實景劇《抓壯丁》。劇中以王保長為代表的“國民黨官僚”到處抓青壯男丁充軍，魚肉鄉里，並由此產生的一系列鬧劇。但若提及“十萬青年十萬軍”，讓人看到的又是青年學子慷慨激昂，投筆從戎，奔赴抗日前線的熱血場景。難以想象，這兩幕截然不同的場景都出自同一個源頭，那就是國民政府的戰時徵兵制度。

成年男子曰壯丁，在抗戰期間，這一詞多指農村的男性青年。從1937年開始，抓壯丁的現象就普遍存在於西南地區，但要了解當時為何要抓壯丁，首先得了解當時國民政府實行的兵役制度。一般情況下，兵制分為“募兵制”和“徵兵制”兩種，顧名思義，募兵制是指以金錢為報酬招募的士兵，徵兵制則是要求在一定條件下的國民，必須有其從事軍職的義務。例如秦朝時法令規定從16歲到60歲的男子，無論貴賤，都必須服兵役兩年；西漢初年就規定年滿20歲的男子都要在官府登記，從23歲起服兵役兩年，這些都屬於古代徵兵制的範疇。

近代中國，自晚清開始實行的就是募兵制，無論是朝廷的正規軍，還是地方編練的民團武裝，招兵買馬都是以金錢為手段，當兵的人也無非是衝着軍餉和吃糧而去投軍。例如清末時袁世凱編練新軍，因部隊待遇遠高於其他軍隊，報名者趨之若鶩，袁世凱也設置了相應的考核系統來選拔官兵。到了民國初年，軍隊沿用的依然是募兵制，尤其在後來軍閥混戰之時，誰有錢誰就是有兵，有兵就是大帥，就可以當割據一方的土皇帝。這種現象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才發生變化。

北伐戰爭之後，中國的形勢已出現許多新的變化，儘管此時蔣介石在形勢上統一了中國，但軍閥割據，中央政令不通的現象依然存在。不過對國民政府而言，更為致命的是日本的步步緊逼。1931年，日本關東軍製造九一八事變，1932年又發動一·二八事變，1933年爆發長城抗戰……形勢日益嚴峻，中日之間的全面戰爭已不可避免。為應對未來的戰爭，國民政府在政治、軍事、經濟等各方面都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包括1933年6月17日發布的《中華民國兵役法》——這部兵役法的第一條即為“中華民國男子，服兵役之義務，依本法之規定。”（1936年正式實施）這意味着自清代以來的募兵制走向終結，徵兵制即將開始實施。

不過以當時的中國人，尤其是農村人口的基本文化素質而言，大多對民族、國家等概念的認知非常模糊，在此情況下實行徵兵制必然會引起民間很大的牴觸情緒。但另一方面，徵兵制又是在中日之戰一觸即發的情況下，沒有辦法的辦法，它更像是一場勢在必行的“戰爭總動員”。

抗戰初期，經過了淞滬、太原、南京諸多大戰、惡戰之後，中國官兵損失44.7萬人；從南京失陷到徐州會戰，官兵損失接近60萬人。僅在抗戰第一年，兵員折損就超過100萬人。國民政府精心編練的調整師（德械師）也在抗戰的前4個月裡幾乎傷亡殆盡，巨大損失遠遠超出國民政府的預計。戰事仍在繼續，並且必然是一場持久戰，為補充兵源，國民政府需要在抗戰大後方發起一場“戰爭總動員”。

抗戰時期的徵兵宣傳有很多種，但大多簡單明了。例如最常見的徵兵令上就簡單明了地印着“家有壯丁，抗日出征，光宗耀祖，保國衛民”十六個大字。此外徵兵宣傳海報也是以圖為主，文字為輔，因為在當時的兵役法中，在校讀書的學生可以暫緩兵役，故而不在徵召之列，徵兵對象主要還是農村青年。在以農村人口為主的中國，吃苦耐勞、身體健壯的農民是兵力的主要來源。不過宣傳與動員是一回事，實際收到的效果又是另一回事。大多數人並不認為自己有“義務”參軍，逃避兵役的現象十分普遍，因此便有了“抓壯丁”的現象。

1933年頒布的《中華民國兵役法》中，第三條規定：“男子年滿十八至四十五歲，在不服本法所定之常備兵役時，服國民兵役，平時受規定之軍事教育，戰時以國民政府之命令徵集之。”這條法令就是國民政府抓壯丁的主要法律依據。當時華北及華東已淪陷，抓壯丁的現象基本發生於西南地區，而其中又以人口最多的四川一省最為普遍。建川博物館館長樊建川介紹當時四川抽丁的情況說：“當時是家裡面兩丁，兩個兒子去一個，三個兒子三丁抽二，去兩個。五丁，五個兒子抽三，去三個，就是這樣去的。”據蔣緯國編著的《國民革命戰史抗日禦侮》顯示，抗戰八年，全國總共徵募壯丁13558493名。其中，四川八年總計徵得壯丁2578810人，居全國各省之首，為全國同期徵募壯丁總數的1/5以上。除四川外，雲南、廣西、貴州等大後方省份均以超出徵兵極限的負荷，為前線補充兵源。

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頒發的壯丁榮譽獎狀

強征過程中，官僚與百姓之間難免發生種種矛盾，部分地方官，尤其是保甲長利用這一名目為非作歹、買賣壯丁、魚肉鄉里的情況也時有發生，這就讓本身對徵兵制有牴觸情緒的老百姓更為反感，“抓壯丁”很快就成了貶義詞。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抓壯丁》中有那麼多諷刺官僚與當局的情節，對抗戰的大背景反而鮮有表現了。在真實的歷史上，老百姓對抗兵役制度的手段也更為殘酷和激烈，為了讓兒子逃避兵役，許多父母將兒子右手的食指砍斷，使其因無法扣扳機而達不到徵兵的“體檢標準”，對於有的父母而言，寧可讓兒子終身殘疾，也不願讓他們上戰場後一去不回。

1937年12月， 南京城內的中國抗戰標語牌， 標語上寫着 “好男兒要做捍衛民族的英雄” “從軍保國是國民的天職”

不過，也並非所有人都選擇以這樣一種極端的方式來逃避兵役。相反，有相當多的“壯丁”是因種種遭遇而選擇主動參軍抗日。例如筆者所尋訪的貴陽籍第８軍老兵譚祖幼是因謀生的地方被日機炸毀，失去了飯碗，憤而從軍；赫章籍的老兵陳友禮參軍時年僅12歲，本不符合徵召年齡，但他一方面受到抗日宣傳畫影響，一方面為了“有口飯吃”，故而選擇參軍；河南籍老兵谷克達本是學生，因家鄉被日軍占領流亡在外，有家不能歸，遂從軍抗日。在建川博物館中，有一面震撼人心的“死”字旗，那是川軍戰士王建堂出征前，他的父親送給他的一面白色的大旗，旗幟中書有一巨大的“死”字，右側書“我不願你在我近前盡孝；只願你在民族分上盡忠”。左側書“國難當頭，日寇猙獰。國家興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過年齡。幸吾有子，自覺請纓。賜旗一面，時刻隨身。傷時拭血，死後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同樣是四川籍的遠征軍將士呂金海，他犧牲後，日軍從他身上搜出一封父親寫給他的家書，今日讀之亦令人動容：

戰場上的每一封家書，都是那個年代“一寸河山一寸血”的真實寫照，這位呂金海是否是以“壯丁”的身份入伍參軍已不得而知，因為在他犧牲的1944年，國民革命軍中已陸續加入了一個新的群體——學生軍。

“一寸河山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這是抗戰時期廣為人知的一句徵兵語。號召一經提出，大後方校園裡的學子們紛紛投筆從戎，僅西南聯大就有800多人從軍，其中包括校長梅貽琦的兒子梅祖彥，教務長張奚若的侄子等。在西南聯大的舊址上，至今仍有一塊800學子從軍紀念碑。由於在抗戰後期從軍的學生中有不少被空運到印緬戰場參加遠征軍，故而不少人認為“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與緬甸戰場相關，甚至將其等同於中國遠征軍的徵兵標語，實際上，這並不完全準確。

抗日戰爭期間， 壯丁們在縣級志願兵報名處， 進行參軍登記

1943年， 重慶入伍壯丁身體檢查

“一寸河山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這句話最早是吳鐵城在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初期提出的。淞滬會戰期間傳唱的《淞滬戰歌》中也有“一寸血肉一寸山河，怎能不悲壯”這樣一句歌詞，可見由來已久。但它作為著名徵兵口號卻是1944年蔣介石在國民參政會進行了演講之後。在那次演講中，蔣介石說：“國家在此緊急戰時關頭，要先其所急，使知識青年效命於戰場，因為知識青年有知識，有自動判斷的能力，隊伍中增加一個知識青年，就不啻增加了十個普通士兵。”

這段講話的時間為1944年9月16日，當時中國的形勢可分東西兩線來看。中國遠征軍的戰區屬於西線，印緬戰場上，在蘭姆迦訓練基地整訓的新編第1軍在1943年10月就打響了反攻的前哨戰，後經過胡康河谷、瓦魯班、孟關、密支那諸役之後已基本殲滅了大部正面之敵。而滇西戰場的遠征軍於1944年5月11日渡過怒江後，兵分兩路，分別進攻龍陵與騰衝。9月7日，第8軍攻克松山，解決了主攻龍陵部隊的補給問題；9月14日，第20集團軍光復騰衝，滇西日軍的潰敗幾乎已成定局。與捷報連連的滇緬戰場相比，國內的東線戰場則是一潰千里，喪師失地。

1943 年，隨着美軍對太平洋諸島的逐步占領，日軍從東南亞到日本本土的交通線面臨着被切斷的危險。在此嚴峻的形勢下，日軍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真田欀一郎少將和作戰課長服部卓四郎大佐開始醞釀占領中國河南、湖南、廣西等地，打通中國大陸交通線作戰計劃，即“一號作戰”。對日軍而言，“一號作戰”是爭奪生命線之戰，因此其投入兵力之多，攻勢之強在日本陸軍史空前所有。1944年4月初，為這場大戰足足準備了兩個月的日本軍隊在豫北地區集結。4月17日，日軍以排山倒海之勢對河南中牟縣發起攻擊，豫中會戰一爆發，河南境內的城市就迅速淪陷。4月30日，日軍兵圍許昌，新29師師長呂公良在激戰中壯烈殉國；5月21日，第36集團軍總部在陝縣張家河遭遇日軍伏擊，激戰中，總司令李家鈺犧牲……國軍如雪崩般潰退，損兵折將，傷亡不計其數，至1944年底，日軍已經攻占桂林並有小股部隊入侵貴州。大後方遭遇前所未有之危機，這一年也被蔣介石稱為抗戰以來“為危險最大而受患最深的一年”。

了解兩個戰場的概況後，再回到蔣介石發出知識青年從軍的號召的9月16日，當時滇西的松山、騰衝都已被遠征軍攻克，雲南全境的光復指日可待，形勢一片大好。但東線的危機卻已蔓延到廣西，由此可知，他演講中所提到國家的“緊急戰時關頭”和“先其所急”無疑是指國內東線戰場。也就是說，這些學生原本是不用參軍的，但因日軍已由河南打到了廣西，形勢兇險萬分，國民政府不得不動用最後一批年輕人投入抗戰。

為什麼長期以來很多人都認為“十萬青年十萬軍”是遠征軍的徵兵口號呢？這要從國民政府修改《兵役法》說起。在1943年3月，國民政府立法院公布了新的《兵役法》，鑑於抗戰形勢日益艱難，新兵役法中廢止了學生暫緩兵役的規定，並擴大了徵兵範圍，在鼓勵青年學生參軍的同時，也要求“各級學校兵役適齡學生一律依法抽籤，按序徵召”。為消除學生對學籍問題的顧慮，兵役法中專門規定了學生在服役期間依然保留學籍。這項法令頒布後，許多身在校園，心繫家國的愛國學子們便紛紛報名參軍，當時恰逢陳誠出任中國遠征軍司令官，他向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提出了“補充有一定文化素質之兵源”的要求，而新編第１軍也正好在印度組建，需要大量懂英文的知識青年到部隊中擔任譯員，如此一來，許多剛投筆從戎的知識青年就被空運到了印度蘭姆迦基地，編入中國駐印軍序列。為配合軍中需要，政府也會給地方下達指標，例如1943年11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政部命令四川省軍管區各縣市選送300名知識青年補充駐印軍，並要求如期如數完成。

重慶戰地服務團的成員。 由重慶遠行了2500公里， 在東線戰地工作， 大多數是大學青年男女參軍

學子遠征可視作知識青年從軍運動的開端。這次《兵役法》的修訂，雖沒有明確強制要求，但也並非是完全自願。筆者曾尋訪過在遠征軍中擔任譯員的王新邦老人，據老人回憶，1943年底，西南聯大校長梅貽琦到貴州大學招考翻譯，“外語系的同學都必須應考”，當時王新邦雖在礦冶系就讀，但也去參加了考試並被錄取。王新邦老人回憶：“按當時的規定，國難當頭，處於戰爭狀態，凡經考取，即等於被徵召入伍，如不應召，在校生即刻開除學籍，所以我只好應徵。”

到1944年9月提出“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時，形勢更為惡劣，而徵招士兵的數量也遠遠高於1943年新《兵役法》頒布之時。除了徵兵規模不同，知識青年們的去處也不同。1944年秋季徵召的新兵中，雖也有少部分加入遠征軍，但大多知識青年被編入了新成立的青年軍，“知識青年從軍徵集委員會”也隨之成立，蔣介石親自擔任主任委員，其他委員皆為黨、團、軍、政各方面負責人及各大學校長、社會名流，蔣經國也是委員之一。同時，知識青年從軍擁有如復員後可以免考免費升學，願意就業的可以優先就業，大學生可以公費留學等優待條件。

青年軍包括新成立的9個師，即201師（師長戴之奇）、202師（師長羅澤闓）、203師（師長鍾彬）、204師（師長覃異之）、205師（師長劉安棋）、206師（師長楊彬）、207師（師長羅又倫）、208師（師長黃珍吾）、209師（師長溫鳴劍）。在青年軍組建之前，國民革命軍師一級的番號到200師就停止了（200師是中國機械化師的開端，屬精銳中的精銳，故用此番號），其間新組建部隊只能授以新編師或暫編師的番號，但青年軍的9個師卻打破了這一常規，可見其特殊性。此外，還有一小部分知識青年成為中國的第一支傘兵，戰爭結束前夕，這支空降部隊分別在廣東、湖南、廣西實施了空降作戰（廣西的部隊為機降），算是搭上了抗戰的末班車。至此，我們已經可以看出抗戰後期知識青年從軍的幾個主要去處。而無論是遠征軍、青年軍還是空降兵，知識青年們所到的無疑都是當時最為精銳的部隊。

無論是“抓壯丁”，還是號召知識青年從軍,都是國民政府戰時徵兵總動員的一部分,但兩者之間的待遇卻有較大差別。正如前文所言，徵收知識青年入伍充其量就是以“開除學籍”作為不應徵的懲罰，還不至於像“抓壯丁”那樣粗魯蠻橫。筆者所尋訪的抗戰老兵中，這兩類人的參軍回憶也有較大區別，屬於學生參軍的楊勤槐到達部隊後，長官仍稱他們為“同學們”，對他們也較為客氣。而被抓壯丁的何紹清則不然，他與其他同樣被抓來的人一同被囚禁在師管區的小木屋中，“幾個月，頓頓都吃稀飯”。

時任軍政部兵役署署長的程澤潤

徵兵的初衷雖是為守土抗戰，但也不可否認在這一過程中出現的不少亂抓、買賣、虐待壯丁等違法現象。據兵役署視察室統計，僅“1942年2月至1944年2月兩年中，全國就有2000多件兵役違法事件，而實際上還不止此數”。1944年7月，“虐待壯丁”的事件終於驚動了最高統帥蔣介石。起因是戴季陶的兒子戴安國向蔣介石匯報說，關押在重慶某處壯丁“境遇悲慘，備受虐待”。當時負責新兵徵集、補充、訓練等工作的機構是國民政府軍政部兵役署，署長由程澤潤中將擔任。程澤潤為四川昌隆縣人，畢業於北京陸軍大學第5期，在抗戰前期曾在為中央拉攏四川軍閥的事情上有功，同時，他也是軍政部部長何應欽的主要幕僚，在國府軍政界皆有影響。由於事關重大，蔣介石聽戴安國匯報後決定親自前往視察，結果這一去正巧撞見稅警團軍官虐待折磨壯丁的場景，那些壯丁骨瘦如柴的慘象更讓蔣介石怒不可遏，他隨即叫來程澤潤，當場嚴厲訓斥一通，據說蔣罵到激動時還以手杖怒打程澤潤，可見此事對他刺激之深。

“虐待壯丁事件”發生後不久，蔣介石即在重慶黃山官邸召開了著名的“黃山整軍預備會議”，會上他痛心疾首地說：“如果因為我們個人缺乏責任的感覺，百事因循懈怠，以致整個國家和軍隊受到污辱，那我們就成了國家的罪人，軍隊的敗類！……現在一般聯合國已經看我們軍隊不是軍隊，看我們軍人不是軍人，看我們軍事機關更不是機關了。由於我們自身種種腐敗缺點的暴露，可以說他們到了現在，已經根本沒有把我們中國放在眼裡！”這段講話中的“軍事機關”顯然是指剛剛東窗事發的兵役署。

至於程澤潤，他於當日被蔣介石怒斥後即交付軍法處審判，並在1945年7月等來了他的判決書：

7月6日，程澤潤被綁赴城郊桂花園刑場，執行槍決。他是自韓復榘、酆悌、梅春華、廖齡奇等人之後，最後一位抗戰期間被槍決的高級將領，也是唯一因“壯丁”而死的將軍。

“抓壯丁”是抗戰時期較為普遍的現象，但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實施徵兵制及強征手段也是非常複雜的問題，難以定論其是非。作為後人，我們固然不能去過度指責逃避兵役的壯丁們“貪生怕死”、“不愛國”，因為很多人對於民族、國家的認知本身就是模糊的。在外敵入侵，民族危亡，而前線將士傷亡與日俱增，募兵制已無法滿足兵員需求的情況下，徵兵制又何嘗不是一種無奈之舉，一種沒有選擇的選擇呢？

（參考資料：蔣緯國《國民革命戰史》、馮學榮《不忍面對的真相》、紀錄片《大後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