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話－－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54)

譚合成

卷六

第五十四章 採訪“紅聯”頭頭賀霞

筆者第一次來道縣採訪時，採訪賀霞以及“紅聯”的其他幾位頭頭已在計劃之中，不過由於對採訪他們比採訪“革聯”頭頭劉香喜等人還要困難，所以安排在最後。但後來我們的採訪工作出了問題，因故中斷，採訪賀霞等人的事也隨之擱淺。與賀霞見面在筆者第一次道縣採訪20年、道縣殺人事件40年後才得以實現。此時，賀霞已是76歲高齡，而筆者也齒牙鬆動了。

賀霞的晚年過得恬淡而閒適，從××局局長的職位上退休後，一直在家含飴弄孫、頤養天年。生活軌跡簡明扼要，每天清早起來到菜市場買菜，接着到周敦頤廣場鍛煉身體，然後看看報，看看電視，關心關心國家大事。除此之外，談論和關心最多的就是養生之道。文化大革命的那些往事，從不與人談起，就連地委、縣委的一些領導，有興趣問他，他都婉言謝絕。

2007年底，筆者第四次到道縣，在一位朋友的幫助下，通過賀霞親近的人，終於做通了他的工作。不過，不是接受採訪也不提供任何資料，是“像朋友一樣談談共同關心過的事情”。筆者覺得賀霞的這個提法很好，因為這時，採訪賀霞已經不那麼重要了，見他只是筆者心中多年的一個夙願。只是想聽一聽經過四十年的社會變革和觀察思考，他對當年殺人事件的看法有些什麼變化。“革聯”把他稱為“筆桿子”、“理論家”、“黑秀才”、“狗頭軍師”，想必有其不同凡響之處。我不知道賀霞同意與我見面基於何種考慮，而我想見他就是這麼簡單。

朋友把我帶到賀家樓下。

這是位於廉溪河畔愛蓮路的一座兩層小樓，寬敞而潔淨。賀霞本人住二樓，一樓辦了個小小的電腦學校。賀霞親自下樓，打開厚重的防盜門，非常客氣地把我們迎進二樓客廳。

這位身高不足1米6的矮個子老頭，面相慈祥平和，俗話說：看人一雙眼。那雙眼睛，雖然略有渾濁，卻還保留着幾分當過局長的那份自信，從中依稀可以窺見當年的精明強幹。說話不急不徐，條理清楚且富於邏輯性。對於文革殺人的事，他的記憶驚人清晰，人名地名，時間地點，絲毫不爽。

雙方分賓主坐下，寒暄之後，朋友起身告辭了。

由於雙方都有思想準備，不該問的我不問，不該說的他不說，氣氛十分融洽。

賀霞首先談了他眼中的殺人事件過程，雖然視角不同，但基本輪廓與我所了解的出入不大。不待我提問，他便主動談起了自己在殺人事件中的表現：“我知道，外面對我謠傳大得很，很多遺族寫的告狀信把我和鄭有志、苑禮甫他們一樣，說成是‘亂人風’的罪魁禍首。我可以負責任的說，我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都沒有指示過殺人，相反，還在很多場合發言，要求注意黨的政策界線，不能亂殺。這一點在任何時間都經得起調查！你可能不了解，但是領導和同志們都了解，我賀霞為人做事，幾十年來，無論做什麼工作都是一個穩健派。84年，處遺工作開始後，立了我的專案，組織上找我談話，我當時就表了態，如果查出我在任何地方指示殺人，就槍斃我。結果，他們反覆調查，最後地委廖部長他們找我談話時說：賀霞啊賀霞，沒想到你還真的穩，這一次要是查到了你指示過殺人，‘二進宮’你靠得住。(1968年，賀霞曾以“階級異己分子”的罪名被捕入獄9個月，與劉香喜等人關在一個看守所里。1969年平反。)我這個人，不像張明恥、鄭有志他們，一個個猛子鬼。不合黨的政策的事，從來不干。8.13武鬥，當天晚上，張明恥、鄭有志他們，把炸藥堆到二中的圍牆上，要炸平二中。我硬是急得哭，要知道，那會死好多人吶！真正的壞人有幾個，都是階級兄弟。我再三勸阻，不聽，我又跑到武裝部，請他們出面制止，總算沒有釀成大禍。這一點，你們可以去調查。”

“既然如此，為什麼各方面對你反映那麼大呢？”

“那都是因為謠傳。打個比方說，都說我是‘紅聯’的政委，連有些官方文件上都這樣寫，實際上，我從來沒有當過‘紅聯’的政委。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只是縣委農村工作部的一個一般幹部，文革開始時，我還在下面點上搞‘社教’，等我回到縣裡，文化大革命已經搞得轟轟烈烈。我呢，根據縣委的指示，參加了縣委會的‘紅戰士’造反兵團，在這個造反兵團的五兵團當了個政委。要講在‘紅聯’當政委，就是這麼個政委。‘紅聯’總部撤到營江以後，成立了前線指揮部，給我掛了個副政委的頭銜，實際上管事的都是鄭有志、鍾昌友他們。武裝部劉政委、崔部長他們到營江來，只找他們，從來沒有找過我，關起門來談什麼都不讓我們知道。我之所以在道縣這麼出名，就是道縣‘一月奪權’以後，縣裡成立了一個三結合（支左部隊、革命的群眾組織、革命領導幹部）的道縣生產指揮領導小組，發了一個文，組長是縣武裝部政委劉世斌，我作為群眾組織的代表，被任命為第一副組長，熊炳恩是第二副組長，名字排在我後面，這一下全縣都曉得有個賀霞了。這個革命領導小組根本就沒有辦過一天公，成立不到一個星期就撤銷了。我這個第一副組長也就當了不到一個星期。”

“據我所知，‘紅聯’營江前線指揮部的幾個主要負責人，都是各區的武裝部長，他們和‘紅聯’是什麼關係？”我問。

“應當說他們都是‘紅聯’的成員。他們是根據縣武裝部的指示，集體加入‘紅聯’的……他們加入‘紅聯’以後，‘紅聯’的領導權自然就由他們接手了。營江前線指揮部成立後，‘紅聯’總部就由‘前指’取代了。”

“哦——是這樣的。那麼，賀局長，你是道縣文化大革命的過來人，在你看來，道縣出現殺人風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主要原因有6條。關於這6條，我和處遺工作組，還有地委、縣委的領導都談過。第一條就是‘革聯’8.8搶槍，在全縣引起很大的震動。”賀霞不假思索地答道。看得出對於這個問題他已經思考得很久很久了。

“文革中，搶槍事件在全國各地都普遍地出現過，為什麼別的縣也搶了槍，卻沒有出現殺人風呢？”我插斷他的話問道。

“你不要急嘛，聽我慢慢講。8.8搶槍後，武裝部發出了錯誤信號。當時，縣武裝部把8.8搶槍事件，定性為階級敵人的反革命政變，是四類分子翻天。搶槍的當天，他們就對下面做了傳達。毛主席教導我們：‘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縣武裝部的槍被階級敵人搶了，這使得廣大貧下中農十分緊張，以為真的是四類分子翻天了。8月9日，我本人在得到這個消息後，就馬上跑到縣武裝部打聽消息。在劉世斌政委房裡見了他，當時他十分難過，都哭了，跟我講了很多，中心意思就是這次搶槍事件是階級敵人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革命政變，要我們組織起廣大貧下中農和革命人民，保衛紅色政權。還有這麼個細節，我們正說的時候，‘革聯’的人又來了，因為他們搶去的槍，很多都沒有撞針，打不響，又跑來武裝部要撞針。劉政委把帳子放下來，讓我躲到床上，不要露面，自己去應付。那時候，條件十分簡陋，劉世斌的臥室外面就是武裝部的辦公室，很大的一間房子，擺了很多桌子，大家擠在一起辦公。我躲在床上，聽他們在外邊談判。等革聯的人走了，我才走的。”

“撞針給了‘革聯’的人嗎？”我明知故問地問。

“給了。是‘革聯’的人從武裝部的天花板上搜去的。”

“他們怎麼知道撞針藏在天花板上呢？”

“還不是武裝部內部出了叛徒嘛。”

“哦，那第二個原因呢？”

“第二個原因是貧下中農和基層幹部對47軍和零陵軍分區的《社情電報》理解有誤。當時47軍和零陵軍分區發了個《社情電報》，電報里把道縣四類分子的反革命活動說得很囂張，說四類分子殺貧下中農、搞破壞、組織反革命組織等等。電報里只講四類分子不宜濫殺，沒有說不準殺。傳達以後，下面就出現了這麼一個說法，‘四類分子中調皮搗蛋的可以殺個吧兩個’。”

本來我想順着賀霞的話問他零陵軍分區的電報是根據什麼寫的，又怕這樣追問下去和諧的談話氛圍會被徹底破壞。再說這裡頭的來龍去脈我在20年前就調查得清清楚楚，現在不如賀霞願意怎麼說，我就怎麼聽。

賀霞接着說：“第三個原因是當時全縣的階級鬥爭形勢十分緊張，階級敵人活動猖獗。縣裡連續破獲多起反革命組織，同時，還有國民黨特務在暗中活動。”

“不過，我聽說那全部都是假案。”

“假案？擴大化是有可能的，不可能全部都是假案！那些反動傳單，我親眼見過，醜化毛主席、醜化共產黨，那個語言都是十分惡毒的。現在縣公安局檔案里還有存檔。”

“那麼，第四條呢？”

“第四條就是左傾思潮的影響。由於林彪四人幫的干擾和破壞，長期以來以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鬥爭被絕對化。真理向前一步成了繆誤。第五條是，公檢法組織被砸爛了，法制遭到嚴重破壞。第六條就是謠言滿天飛，說階級敵人組織了‘黑殺團’要暴動，要殺貧下中農，要殺共產黨員，部分幹部群眾沒有很好地執行黨的政策，沒有調查研究，採取了極端措施，結果殺得不可收拾。”

“唉——”聽了賀霞講的6條原因，我在心裡啞然失笑，希望聽到一個人懺悔的聲音是多麼幼稚可笑。人的思想要改變，太難了！同樣，一個民族要進步，也需要漫長的時間，需要幾代人的不懈努力！很多事情當事者本人是永遠轉不過彎子的。懺悔之於中華民族，猶如民主、科學，都是亟需認真學習並且努力踐行的。懺悔是人類精神不朽進化中最具救贖、新生、責任、良知、尊嚴意義的思想精粹；一個缺乏懺悔意識的民族必將文過飾非、重複錯誤、人格分裂、道德淪喪、精神崩毀、人權踐踏、野蠻愚昧；一個勇於懺悔、善於懺悔的民族，無論多麼災難深重、危機四伏，必將能夠精神重塑、文化復興、政治進步、道德高尚、公平正義、尊嚴高貴。同樣，我也深深地知道，懺悔意識的建立需要漫長的時間，需要幾代人的不懈努力！

於是，我決定將問題更具體化一些，就問：“賀局長，你認為熊炳恩對道縣殺人風應當負什麼責任？他現在已經死了，我們不是為了追究責任，而是進行一下反思。”這個問題20年前我就想問他。

“他沒有什麼很大的責任，這是我個人的看法。如果說有什麼責任，就是他態度曖昧。”

“一個縣的主要負責人，對發生在自己轄地的事件態度曖昧，應不應當對事件的後果負責？”

“你這個話，如果放在現在，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那是文化大革命，情況特殊。記者同志，你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過來人，應當知道那是怎麼回事。”

“這麼說來，可不可以認為熊炳恩是同情支持殺人呢？”

“嗯——”賀霞沉吟良久，說：“這樣說也可以。當時那個情況下，每個人的態度都是他們所處的位置所決定的。當時持這種態度的縣委領導不是他一個人，可以說絕大多數都和他差不多。這場‘亂殺風’有他的偶然性，也有他的必然性，這一點從這麼多黨員和幹部捲入其中就可以看出來，還可以從道縣這邊一殺，周圍的縣市跟着也殺起來，看出來。難道說是地委有人作了指示？這是一場歷史的悲劇，是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必然結果，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不是哪個人喊殺就可以殺起來，喊不殺就可以不殺的。”

賀霞的話使我想起1986年第一次來道縣採訪時，一名殺人事件責任人說過的一段話，這位半文盲的貧協主席說：“我殺人，沒有私心雜念，就是為了保衛毛主席，保衛紅色政權。不像有些人，乘機謀私利，搞些個烏七八糟的事。為這個事坐牢，我感到光榮。”

於是我便順口問道：“那麼責任最大的人是誰呢？”

我以為他會答鄭有志。沒想到賀霞非常快、非常乾脆地答道：“是武裝部！”

“憑什麼這麼說呢？”

“記者同志，我看得出來，你對‘亂殺風’的情況非常了解。你想想看，哪一個區社殺人，不是通過武裝部這條線貫徹執行的？當時道縣是他們說了算，我們這些人，說要殺也罷，說不殺也罷，實際能起多大作用？”

這個時候，我突然想起當年劉香喜提供的一條線索，於是拋出了最後一個問題：“聽說你手中還有些當年會議的原始記錄材料？”

這個問題問得有些不守信用，賀霞馬上警惕起來：“記者同志，不是說好了，不談這方面的事情嗎？”

我自知理虧，怕對不起牽線搭橋的人，忙笑着把話題岔開。

又說了一些無關痛癢的話，感到該說的都說了，不該說的我也不會問，他也不會說，便起身告辭了。

離開賀家，我沿愛蓮路，漫步到周敦頤廣場。這是道縣新的標誌性建築，位於瀟水西岸，有一座水泥橋通向河中的西洲公園。廣場很大，花崗岩鋪地。高二十餘米，也是花崗岩質地的周敦頤雕像聳立於廣場中央，是道縣最熱鬧的地方，清早，到處都是晨練的老人，白天，熙來攘往着為生計奔波的人群，晚上，則成了霓虹閃耀、熱歌勁舞的海洋。道縣這個地方比較怪，沒有人們常說的小縣城的那種寧靜悠然，讓你更多感受到的是一種四向發射的活力。總有一種難以言說的喧囂在涌動。廣場靠瀟水岸邊，有一線麻石雕花欄杆，我依在欄杆上，俯視腳下的瀟水靜靜流淌，自從知道它的故事以後，我每次來道縣，總要到它身邊走一走，坐一坐，看一看，如同拜訪一位老朋友，每次見到它，我都不由自主地心情激動，甚至有一種欲哭無淚的感覺。而它則總是一如既往地平靜，波瀾不驚，默默無言，只有在夜間，夜深人靜，你悄悄地來到它旁邊，才可能聽到它艱辛的喘息聲。

忽然想起1988年的一樁往事，那一年，北京有一家出版社對我的這篇歷史紀實很感興趣，有意出版，但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感到有必要進一步把握，特別派了兩名編輯岳建一和黃曉中，隨我赴道縣落實。我們到道縣時，正是中午時分，便在城邊的一家小餐館用餐。這家小餐館經營野味，小岳和小黃在北京大魚大肉吃得多，吃野味的機會不是很多，我們點了一盤野山雞、一盤竹根鼠、一條鯰魚、還有臘肉、山菇等六、七個菜，燙上一壺米酒，慢慢品嘗。小岳指着盤子裡的魚開玩笑地問我：“這條魚沒有吃人肉吧？”我說：“如果它吃了人肉，早就成精了。”我們一邊吃菜一邊喝酒一邊說笑。小岳和小黃把眼睛總是瞟視着路上匆匆來去的行人。我知道他們也像我初來道縣時一樣，企圖看一看這裡的人與其他地方的人有什麼不同。

路的正對面有一家供銷社，一個50來歲的老農民挑着一擔篾貨到供銷社來賣，當時農村的供銷社不但賣商品，也有收購土特產的任務。老農民賣了篾貨，得了錢，就在供銷社的櫃檯上打了一碗燒（白）酒，買了一包小花片，坐在供銷社門口的石階上喝酒曬太陽，拈一片小花片，滋一口酒。當時正值冬季，但道縣的冬天不冷，平均溫度在8、9度，老農穿一條單褲，一件破舊的寡棉襖，袒露着胸口，眯着眼睛，邊喝酒邊曬太陽。喝到高興時，哼哼地唱起了小曲。

小黃問小岳：“你說對過那老頭快樂些，還是我們快樂些？”

小岳說：“肯定他比我們快樂些！”

小黃又問我：“殺人的事，那老頭知不知道？”

我看了老頭一眼，說：“根據他的年紀，不但知道，而且親身經歷過。”

“你估計他是一個遺屬，還是一個殺人事件責任人。”

“這個難說。不過，看他那個怡然自得的樣子，遺屬的可能性不大。”

“我可不可以去問問他呢？”

“當然可以啦。”

小黃端着酒碗，走到路對面，和老農民攀談起來。突然，他直起身來，站到路的中央，仰天長嘯：“可憐愚昧至此啊——”

把我們大家都嚇了一大跳。

等小黃過來，我問他什麼情況。他說：“我問他知不知道文革殺人的事。他說知道。我問你們村子殺了沒有。他說殺了。我又問殺得什麼人。他說都是地富壞傢伙。我問怎麼殺的。他說牽出去用刀殺的。我問這樣殺人對不對。他說殺得對……”

我把眼睛從瀟水上收回來，轉向廣場這一邊，看着來來往往的行人，突然想，如果現在再隨便找一個人，問他道縣文革殺人的事，會怎麼回答呢？我知道這個話題在道縣是很忌諱的，但架不住內心的衝動，還是想做，就像小黃當年做的那樣。

我特意找了一位年紀較輕的、戴着一副很時尚眼鏡的男青年，攔住他問：“請問，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這裡發生了一件大規模的殺人事件，這個事情你知不知道？”他看了我一眼說：“曉得啊，這個事道縣人沒有不曉得的。”“殺人的情況你清不清楚？”“不清楚，那個時候我還沒有出生。”“你覺得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這樣殺人有沒有道理呢？”“沒有道理，在任何時候殺人都沒有道理。”他把眼睛看着我，反過來問我：“你是幹什麼的？問這些事情做什麼？”我說：“我是來旅遊的，聽到講這個情況，感到很好奇。”他說：“唉，都過去幾十年的事情了，那個時候的事情哪裡講得清楚，現在我們這裡的人都不講這個事了。這是給我們道縣抹黑。”

年輕人的話讓我的心情有些沉重，自1986年採訪之後，我又來過道縣三次，每來一次都有一個嶄新的面貌。這座城鎮的變化真的太快了、太大了。人也是這樣的，如果把這位年輕人放到長沙和北京這樣的大城市，甚至放到上海、深圳這樣的沿海城市，都很難把他從人群中分辨出來。然而總有一個想法縈繞心頭，揮之難去：假如有一天，上頭有人一聲號召，要殺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呢？會不會，振臂一呼而天下雲合響應，再次殺得血流成河？

任何一件事物能夠堂而皇之的發生，就不可能輕而易舉地消亡！

一個民族走出固有的劣根性和悲劇性格需要自身的覺醒和歷史的頓悟。無從迴避，也沒有捷徑可走。

自從86年道縣採訪之後，很久不再寫詩了，採訪賀霞之後，在周敦頤廣場，我寫了一首：

枝頭的果子越來越少

卻越來越甜

心頭的果子越來越多

卻越來越澀

愛的荒原沒有季節輪迴

收穫的歌吟總是響在

地平線的那一側

我有足夠的耐心等待

等待

古蓮開花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