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主持應天府書院期間，推動與確立了教育宗旨，培育出不少人才。

此文主要說說升為國子監的書院——應天府書院。應天府書院能夠升格，主要與范仲淹有關。
應天府書院 唯一的國子監學院
應天府書院所在地商丘，是北宋四大京城之一的“南京應天府”。應天府本來被稱為是宋州，北宋的第一位皇帝宋太祖趙匡胤還沒有當上皇帝的時候，曾是這裡的節度史。地以人貴，北宋第三位皇帝宋真宗，就把這裡升格為了應天府，後來覺得應天府的地位還不夠高，又把這裡升格為了“南京”。
應天府書院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是唯一被升為“國子監”的書院。“國子監”是國家設立的最高學府。應天府書院之所以能夠升格為國子監，這要歸功於那位“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北宋大家范仲淹，范仲淹曾在這裡主持講學，在范仲淹做了高官之後，就把應天府書院升格為了“國子監”。
范仲淹與應天書院
西元1026年，范仲淹因喪母守制商丘，受知府晏殊之聘，主持應天書院。范仲淹繼承戚同文“天下同文”之志，“以天下為己任”，以“九河我吞，百穀我尊”、“浮雲我決，良玉我切”的博大胸懷，為北宋培養大批人才，如王堯臣、趙鰖、張方平、富弼、孫復、石介等。史載有“宋人以文學有聲於場屋者，多其所教也”。西元1027年，書院學生王堯臣、趙鰖分別中得狀元和探花。
西元1028年底，范仲淹主持應天書院期間，教授《藝文》和《易經》兩門課，留有眾多遺文，如《上執政書》、《南京書院題名記》、《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唐異詩序》等。其時，書院學生會按照不同專長而入讀各項分科，課程主張學以致用，提倡實地考察，即所謂“明體達用”。范仲淹說：“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將何以救？在於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在“經濟之才”的總要求下，還要培養專業人才。他主張選拔人才要德才兼備，且首先注意德。范仲淹“日於府學之中，觀書肆業，敦勸徒眾，講習藝文，不出戶庭”。常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學恭謹，以身先之，由此四方從學者輻輳。
宋仁宗慶曆年三年（1043年），擔任宋廷參知政事的范仲淹提出“精貢舉、擇官長”等十項改革主張，取胡瑗蘇湖教法改革當時教育系統，當時應天府已升格為南京國子監，先行實施改革，一改當時崇尚辭賦的浮淺學風，重經義、重時務、重實際。
范仲淹推動書院發展 確立教育宗旨
范仲淹執教應天府書院時，經常教導學生要“從德”，而不能僅以科舉仕進作為求學的最終目的。在他提出的“為學之序”中，學、問、思、辨四者也是最後落實到“行”上。後人立有《宋范文正公講院碑記》，建藏書樓，回顧范仲淹的講學生涯。
在范仲淹主講該書院的過程中，率先明確了具有時代意義的匡扶“道統”的書院（學校）教育宗旨，並以此確立了培養“以天下為己任”之士大夫的新型人才培育模式，由此推動了宋初學術、書院學風朝經世致用方面的轉變；後來又通過“慶曆興學”的若干措施，肯定、鼓勵了這些成就，進一步推動了北宋書院的發展，明確了學術、大師在書院中的重要作用和歷史地位。
先後有主盟北宋文壇的歐陽修、王安石、范仲淹、曾鞏等人，北宋五子之一的張載等，皆畢業於應天府書院。撇開論資排輩，單就開學術風氣之先及薦拔人才而論，范仲淹的宋學開山地位也是當之無愧的。
范仲淹掌管應天府書院時，總結先師戚同文的教學方法，為書院制定出一系列學規，要求“為學次序”和“讀書次序”，嚴格要求院生學習。《上執政書》提出固國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奸雄、明國事六件大事。其中，“重名器”就是慎科舉、敦教育，初步形成了宋初河南書院教育的基本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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