皂樹村楊仲梁（四川大學歷史系畢業，博學多聞，曾是一方名士，土改後，兄弟兩人戴上了地主帽子）的弟弟，外號人稱“三犟子”的楊家聲，性格倔強剛烈，運動開始後不久，不堪受辱，一根麻繩懸梁自盡。（老大楊成棟，字子干，也是一方名流，土改時在鋪鎮中學教書，躲過了一頂地主帽子）。

離我村僅一公里的毛堰大隊支書毛全安，被打鬥得受不了,撇下妻子和三兒一女跳塘自殺。

這樣的人間悲劇，差不多每天都在一個個村莊裡上演。

喜鳳的大哥路連璧，自父親死後，是家裡的頂梁柱。1962年冬，村里人剛吃飽了幾天肚子，滿以為有了“三自一包”的政策，這下好了，重新操起舊社會村里曾開過的燒房烤酒，大哥看人家烤得熱鬧，經不住別人的勸說，也跟着烤了一座。賣了三四十塊錢，結去老本，賺了幾塊錢。到了社教時，貧下中農烤酒是認識問題，地富子女烤酒就是政治問題、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挖社會主義牆角、是反攻倒算。大哥被罰款五十元，限期交清，否則拆房毀屋絕不姑息。

五十元，對於農民來說無疑是個天文數字，當時，一個全勞力干一天活，掙不到一毛錢，全年也不過掙上二三十元。要在短時間裡湊夠這個數目，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大哥幾次欲尋短見，要和堂哥走同一條路，被家人牢牢看住，沒能如願。這天傍晚，喜鳳來學校找我，說明情況後，我立即向總務老師胡秀德求救，第二天，胡老師推說到文川去買辦公用品，取回三十元。當晚十二點“政治學習”完了，我請了假，提了壘球棒（當地有狼），一路小跑送到路家衝去。有了這三十元錢，大哥把廚房和豬圈房頂上的屋瓦全揭了，給生產隊抵了二十元，事情才得到了斷。事後大哥曾激動地對我說：“龍德，你救了我一條命啊！”

像大哥這樣被逼得欲死而未死的，不知道有多少人。

我最要好的同學王喜錄，其妻余子琳的父親（望江公社余王村人），被補定為漏劃富農，積極分子一槓子下去，打斷他一條腿，不但不讓看病，還叫兒子用雞公車推着四處游鄉示眾，終生落下瘸腿的殘疾。人性的缺失和行為的殘酷，已經退到了原始社會的地步。

簸箕灣的大隊支書周永紅，在大渠邊修了三間瓦房，引起人們的嫉妒，社教時，三間房叫生產隊拆去了兩間。若不是妻子看管得緊，十個周永紅也活不了。因心裡想不通，堵着一口氣，三年後，得癌症去世。

漢中縣有一條橫穿丘陵南端，自西向東而流的灌溉渠，滿滿的渠水裡，隔三岔五就會飄過來一具死屍。起出，周圍的人發現了還撈上來，等待家人前來認屍，後來見得多了，也就見怪不怪無人再管。若發現死屍卡在那裡，就用手中的鋤頭一送，讓他順水而流，免得屍臭難聞，也免得招惹麻煩。

本土作家王蓬，寫過許多文學作品，給我印象最深的莫過於他的一篇紀實散文。文中寫道，在社教時，家鄉（漢台區宗營鎮）的渠水裡飄過一具死屍，社員們把它打撈上岸，有人脫去了死者身上的衣褲，後來穿在自己身上，旁邊的人還說，嗯，挺合身的。王蓬由此感嘆：紅軍長征時，曾為犧牲了的同志身上的衣服開過會，是讓它繼續為革命服務？還是留給死者？那時是在長征的時候，而今天卻是革命勝利以後……

曾在漢中縣“四清”工作團內清辦公室工作過的張大成先生，在《古稀回眸》第285頁記載：“四清”中，工作組大搞逼供信，有的幹部多次被打，至今臥床不起。“四清”後期多數幹部被撤換處理，有些還被逮捕法辦。新鋪公社479名社隊幹部，有388名被撤換處理，其中24名被捕；王家山大隊42名幹部，有39名被撤換處理，其中2人自殺，4人被捕；全大隊8名黨員，7名被定性為“賊”。另一調查組在獅子營（屬鋪鎮公社）大隊調查，結果也是如此，有些情況甚至更為嚴重。

近日翻閱“漢中市志”（1994年12月出版，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第184頁，漢中縣在“四清”運動中，自殺者XXX人。補定地主富農成分的XXX戶。

作為市志編纂者，真的不清楚具體數據非要用XXX代替嗎？當然不是，似有難言之隱或深層忌諱。但至少也有１００人或１００戶，至多呢？只今仍是個謎。

“四清”運動又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社會主義”一詞，它的定義、內涵實在是太深奧了。就連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和蘇聯的領袖毛澤東和赫魯曉夫，尚且為“社會主義”爭論不休，互相指責、互相謾罵、互相否定、互相攻訐，小百姓要想弄懂它，簡直是不知天高地厚不自量力。只是這“教育”二字，變成了打人、罵人、侮辱人格、戴帽子游鄉示眾、動用各種千奇百怪的酷刑，把人當草芥蟲豸一樣往死里折磨，這難道是“教育”應該和必須採取的手段和方式嗎？

秦時苛政，無辜百姓投入監獄含冤而死，變作名叫“怪哉”的蟲子（見東方朔傳）。日月輪迴經過了多少個年年月月，人類歷史在不斷進步和發展的腳步聲里走到了現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旗幟下，在“人民當家作主”的名義下，全國卻變成了一座沒有圍牆的大監獄，確實有點兒“怪哉”！“怪哉”！

附   錄

幹部四清自殺。農民：不稀罕，大躍進死那麼多人

作者：李若建

1965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簡稱23條的四清文件，把四清運動定義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這時已從經濟清查轉變為意識形態運動。

這次運動聲勢浩大。甘肅張掖地區一共65萬人，四清工作隊1.7萬人，另有1.1萬的農民積極分子和大學生，合計2.8萬人。

廣西的武鳴縣平均每個大隊的四清工作隊員40.6人，比土改多2—3倍。

大躍進與困難時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農村基層幹部表現最惡劣的事期，不少農民直接迫害致死，間接迫害致死的更多。1958年12月，中共中央監委辦公廳的一個報告中，列舉了少數幹部的強迫命令和違法亂紀情況：一是侵犯人權，殘害人身，如罵人、打人、押人、捆人、跪石子、拔頭髮及施用各種肉刑；二是沒收群眾的東西；三是濫用“集訓”，即把有問題的人集中起來監督勞動，嚴刑拷打；四是用“辯論”的方法鬥爭幹部群眾，侮辱拷打；五是不讓吃飯；六是強迫群眾拆屋漚肥；七是強迫群眾掘墳挖屍，擴大耕地面積。（註：魏命鐸：《中國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下）》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第422頁）

在四清運動中，農村基層幹部只要有一點歷史問題，就被定為階級異己分子。青海省民和縣華林灘大隊支書，用拔斷筋、砸骨蓋等12種刑罰殘害群眾，打殘廢3人，並活埋了一個孤兒。因他當過偽兵，被定為階級異己分子。

1963年的後十條出台後，針對農村的所謂資本主義傾向的整頓力加強，原來一些饑荒中放鬆的控制重新收緊。陝西戶縣一個村，素有’“合麻繩”的家庭副業。110戶（中）96戶幹這個行當，工作隊對41戶罰款和補稅，引起民怨，被定為對運動的反撲，為首者被定為反革命，分別判處4—5年徒刑，導致家破人亡。（註：李百靈：“發生在社教運動中的一大涉稅冤案）

從土地改革開始製造敵人是控制農村的重要方式。

四川省三台縣的試點公社，有345戶被重新劃定成分，占總戶數的12.4%。日子過得好一點的，從貧農成分改劃為地主，甚至有農民對自己從中農被劃為富農不滿，以“反攻倒算”劃為地主。（註：唐宏毅：“魯班”社教運動）

“後十條”指導下，四清運動中的階級意識空前加強，文化大革命中個別地區發生殘殺四類分子及其子女的慘劇，湖南省江華縣被殺743人，被迫自殺的45人，其中四類分子343人，子女280人，貧下中農109人，其他56人（註：《江華瑤族自治縣誌》）

零陵縣四類分子及子女被殺200餘人（註：《零陵縣誌》）

雲南省鹽津縣1968年在“殺四類分子無罪”等口號下，被非法殺害者337人（註：《鹽津縣誌》第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