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靜遠 

忠孝節義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也是傳統四字道德準則。忠、孝是中國古代社會基礎性的道德價值觀，與做人應堅守的“節”，與人類應遵循之行為標準“義”一起，成為主流社會觀念文化。 
數千年來，無數仁人志士用以堅定自己的信仰和追求，砥礪自己的品格和節操，愈是滄海橫流，愈是如此。從特定意義上說，中國一部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就是一部氣節與信念寫成的忠孝節義列傳，從中使人感受到傳統文化經典的智慧，做人做事的真諦及古聖先賢偉大的胸襟。忠孝節義內涵博大精深，本文試作探討。 

忠 

“天下至德，莫大乎忠”、“忠也者，一其心之謂也”（《忠經·天地神明章第一》）。忠，乃是人對天地、真理、信仰、職守、國家及他人等都至公無私，始終如一，盡心竭力的負責完成份內義務之美德。 

忠者，德之正也。從造字可見忠是存心居中，正直不偏，古以不懈於心為敬，故忠從心；又以中有不偏不倚之意，忠為正直之德，故從中聲。“忠，敬也，盡心曰忠”（《說文解字》），人要做到竭誠盡責就是忠的表現。“忠”是儒家學說的重要內涵與範疇。孔子提出君子行事以忠信為主，一次，他的學生子張問什麼是可以到處都能行得通的辦法，孔子說：“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意思是：說話要忠信，行事要篤敬，即使到了蠻貊之邦也會暢通無阻；反之，即使在本鄉本土也行不通。 

曾子曾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認為孔子一以貫之的道是“忠恕”。曾子還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意即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首先就是為別人做事是不是盡心竭力了？每日察照自己“忠誠”的程度如何。朱熹在《四書集注》中也說“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意即儘自己的心是忠，用自己的心推及他人就是恕，即所謂“受人之託忠人之事”，以待自己的態度對待他人。忠恕是儒家處理人際關係的基本原則之一。 

古時“忠孝兩全”是對一個人的高度評價。東漢馬融因有感於孔子寫了孝經，而獨缺忠經，因而補之，使忠孝的德行得以兩全。《忠經》是系統總結忠德的專門經典，其中《天地神明章第一》把忠說成是天地間的至理至德。《忠經》對忠的含義、標準、目的作了全方位的闡釋，並分章對人類社會各階層應履行的忠道一一進行了闡述，上至君王，下至平民，須各盡其忠，同心同德，因此可感動天心，各種美好的祥瑞都來相應，這就是忠的力量所致。 

《忠經》提出君王要“上事於天，下事於地，中事於宗廟，以臨於人。《詩》云：‘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意思是：君王要以他的德行去事奉天地、宗廟，並將其德行展現在舉國百姓的面前，如詩經上所說“敬事上帝，無私愛民，就能獲得上帝所賜的無量福份”。用這個“忠”的德行來保全國家，這就是一個明君的忠心所在啊！因此說“為國之本，何莫由忠。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動神明，而況於人乎？”治理國家的根本，哪件事情能不從“忠”這個字出發呢？ 

就臣道而言：“君子去其私，正其色，不害理以傷物，不憚勢以舉任。惟善是與，惟惡是除……忠臣之事君也，莫先於諫。”“忠諫”是讓君王做符合公理的事，並且還要避免君王胡作非為，要直言以使其改過遷善，希望其德行更完美。因此忠臣的職守是要替大眾維護正理，不僅是在對於君王的忠，更重要的是在對於天下眾生的忠，他既不愧對自己的國家，也不愧對自己的君王，這才是大公無私的忠。忠臣重要的責任就是在規諫君王的過失，當君王有任何不對的事時，忠臣是不能不力爭到底的，故云“從道不從君”。 

《忠經》還提出了許多對後世忠德觀念有深遠影響的重要原則：“邪則不忠，忠則必正”，意思是一個充滿私心邪念的人，必定不忠；一個忠心耿耿的人，心思必定是公正為大眾設想的。“大哉，忠之為道也！施之於邇，則可以保家邦；施之於遠，則可以極天地”，意思是偉大呀，忠之道，用在切近處，可以保全家國；用到了遠大處，那股浩然之氣充沛於天地之間，是可以扶正天地正氣的。“惟天鑒人，善惡必應。善莫大於作忠，惡莫大於不忠。忠則福祿至焉，不忠則刑罰加焉。”指出上天明鑑，善惡必報。天下盡忠，淳化行也，可以導正每個人的心性，使人心向善。做到忠的盡善盡美、做到忠的極致，這就是古聖先賢的治道所在！ 

由此可見，傳統文化中的“忠”絕不是“愚忠”，並非單指臣對君忠，更不是無原則的臣對君忠。在民眾眼中，皇帝是“天子”，上面還有“天”。皇帝並非永遠正確，所以才需要設立諫官指出皇帝的過失，同時中國的信史制度使得史官記錄皇帝的一言一行。士大夫可以“為帝王師”，皇帝做得好與不好是用儒家經典來衡量的。甚至在昏君無道的時候，人們可以起來去推翻他，一如成湯伐桀、武王伐紂，這從傳統文化的角度來看不但不是不忠、不是大逆不道，反而是替天行道。 

在對待君臣關繫上，孔孟都是從相對關係切入的，孔子提出：“如果君王能按照禮來對待大臣，那麼大臣就會盡心去做君所任命的份內之事。”大臣事君所採取的原則，應首先看君是明君還是昏君。子路問事君，孔子說：“勿欺也。而犯之。”意思是忠臣不欺瞞君王，但君王做錯事，可以不惜犯顏諍諫的。孟子和孔子一樣，絕沒有認為忠是無原則地聽從君王、上司之命，孟子說“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能勇敢地指出君王的過錯才是忠臣的恭；能導君明德，避免不好的行為，才是忠臣的敬。孟子還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在《臣道》中說：“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墨子也提出忠臣應能正君王的偏邪，實行兼愛，不結黨營私等。《左傳》說：“上思利民，忠也”，指出“君王及官吏要忠於民”。 

儒家提倡道統，指出人君應順應天道，天子的行為應符合天的意志。儒家的天命觀認為，天道規範一切。這種立場，形成了千百年來以儒家安身立命的士大夫知識分子階層的精神支撐點與道德力量。這種道德的自主性形成的社會輿論，就是所謂的清流，也就是社會上以儒家為本位的話語權。歷代儒家士大夫知識分子正是運用這一話語權，來抵制帝王違反道統的行為，亦即忠臣“從道不從君”。 

談起“忠”的時候人們會自然想到歷史上的那些名臣清官愛國將士如屈原、蘇武、諸葛亮、魏徵、范仲淹、包拯、岳飛、文天祥、于謙等等，他們忠於自己的國家，縈懷在胸的是民族大義，百姓的安危，這正是他們的忠貞之處。如三國時諸葛亮心懷濟世安民的夙願，擇仁君而輔之，感劉備三顧茅廬的知遇之恩，白帝託孤的信任，在《出師表》中寫道：“……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他臨危受命，忠心如初，獨支大局，力挽狂瀾，直至南中平定，百姓豐衣足食，後繼續輔助後主渴望完成光復漢室的大業。他的忠於職守、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意識，一直為後人所傳頌。 

南宋岳飛“精忠報國”的事跡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在金兵大舉進兵中原之時，面臨中原淪陷、山河殘破、人民流離，岳飛力主抗戰，率領岳家軍抗金破敵，屢建奇功。他嚴於治軍，體恤士卒，愛民如子，締造的“岳家軍”軍紀嚴明，以“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著稱，每戰必勝，令金兵聞風喪膽，眾元帥皆稱讚說：“難得岳元帥帳下都是忠義之人，所以兀朮屢敗。”連金兵也不得不嘆稱：“撼山易，撼岳家軍難！”然而奸臣秦檜卻賣國求榮，陷害忠良，被永遠地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岳飛“還我河山”的凜然正氣及“以身許國，何事不可為”的愛國精神永遠激勵着後人。千百年來，人們是多麼懷念岳飛等忠臣良將，而對秦檜等奸臣又是何等地痛恨和憎惡，有詩曰：“萬古共稱秦檜惡，千年難沒岳飛忠。日月同明唯赤膽，天人共鑒在清衷！” 

忠的要點在於“一其心”，忠者，心無二心，意無二意之謂，董仲舒《春秋繁露·天道》說：“心止於一中者，謂之忠；持二中者，謂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也，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儒家的忠所傳示的精深內涵本身便是仁義。傳統價值觀中對“忠義”極力讚美，自《漢書》後，《晉書》、兩《唐書》、《宋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都設有《忠義傳》。盡忠確實是做人的根本，因此無論人們成就什麼事業，要想真正做好，須臾都不能離開忠字。忠，既不拘於時空，也不拘於地域，推之古今而公行，放之四海而皆然。 

（續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