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之弟臨終明白自己惡魔纏身

在中共唆使下發動西安軍事政變的張學良，在很多人看來是“千古罪人”。因為正是他這幼稚之舉，使蔣介石剿共功虧一簣，並使中共借抗戰時期發展壯大，最終竊取了政權，而政變後為中共拋棄的張學良也看清了中共的面目，並對自己的所為深表後悔，並在晚年稱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同樣受中共欺騙的張學良的胞弟張學思卻是在臨死之前才幡然醒悟。

張學思是張學良的四弟。少年時即受社會主義思想影響。1933年即秘密加入中共，並受中共派遣到廊坊東北軍六十七軍特務大隊做兵運工作。同年9月，在張學良的介紹下，進入南京中央軍校第十期預備班學習。1937年初畢業後到東北軍第五十三軍任見習排長、上尉參謀。1938年10到延安，其後參與了中共在日軍後方有限的游擊戰爭。

中共建政後，張學思先後任東北大學校長、安東海軍學校副校長、大連海軍學校副校長兼副政委、海軍副參謀長等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張學思還幾次受到了毛和周恩來的接見，仕途是一帆風順。

然而，文革爆發後，張學思被批執行剛剛被打倒的羅瑞卿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並要其交代所謂房產不清的問題，並罷免了其海軍司令部黨委書記的職務。1967年7月，張學思被關進北郊衛戍區某團的一個營區里一個十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間裡。房子很陰暗，水泥地面十分潮濕，屋子不通風，很悶。

在關押期間，張學思除了寫信給海軍黨委質詢原因外，還給周恩來寫道：“我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階級，在黨內遵循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了三十年，在工作中雖然曾有過這樣那樣的缺點和錯誤，但是我以黨性和生命向黨保證，我絕不是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我已向海軍黨委寫了三封信，至今無回示也無人與我說話，因此給您寫了這封信。”但他依舊沒有得到任何的回音。

1968年，張學思住進了醫院。最終診斷結果是：（一）全身血行播散性結核；（二）肺原性心臟病；（三）重度營養不良。雖然病重如此，但他還是被送回了密不透風的小屋子裡，沒有新鮮的空氣流通。張學思請求將窗上的牛皮紙撕下，但被拒絕；希望吃水煮土豆，也被拒絕。

1970年，張學思病情惡化，雖然周恩來下令全力搶救，但由於其長期被折磨，病情加重，於當年6月29日含恨離開了人世。臨死前，長期處於昏迷狀態的張學思已然說不出話來。不過，當他見到在延安最好的多年摯友鄭新潮時，眼神一亮，似乎清醒了許多。他把床頭的鬧鐘推到地上，女監護員聞聲拿來紙筆，他遂仰臥在病床上，憤然寫下了“惡魔纏身”四個大字，鄭新潮反覆追問：是病魔纏身吧？他擺擺手，又將四個字重寫了第二遍。大概直到這一刻，他才明白，自己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因為上了中共這個惡魔的當所致。

于右任女婿文革厄運

國民黨元老于右任，曾任國民政府審計院長、監察院長。他的女兒於芝秀嫁給了深得其欣賞的屈武，而屈武早在1923年就加入中共。

中共建政後，于右任前往台灣，其夫人高仲琳、女兒於芝秀則留在西安，女婿屈武則先後任政務院副秘書長、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副主任等，並出訪十多個國家，還在1952年加入民革。仕途還算一帆風順。

不料文革爆發後，屈武即成為批鬥對象，主要罪名有三：一是“裡通外國”，在蘇聯十二年，一貫親蘇，自然是“蘇修特務”；二是“反革命兩面派”，雖身在革命陣營，實際對國民黨感情深厚，為于右任夫人祝壽是為呼應蔣介石“反攻大陸”；三是“包庇叛徒”，在新疆幫張治中營救的131名中共人員均為“叛徒”，將他們送回延安是蔣介石的“陰謀”。

因屈武對上述罪名堅決否認，由此被認定為“頑固不化的反動分子”，遭到嚴重迫害。1968年8月，屈武被以“反革命罪”投入秦城監獄。在關押期間，屈武的妻子於芝秀、岳母高仲琳遭受衝擊，先後離世。

文革結束後，屈武被中共平反，1992年去世。

胡適之子上吊自殺

胡適，民國時期著名的國學大師，曾在北京大學任教，1938年至1942年抗戰期間出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1957年後出任台灣中華民國最高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院長之職。其在學術和政治上的影響都不可小覷。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毛和中共為了剷除知識份子中的自由民主思想，將胡適列為重點批判對象，與之相關的不少人被關、被打成“右派”，甚至被害。這其中就有胡適的次子胡思杜。

胡適有三個孩子，長子胡祖望、長女胡素斐和胡思杜。在胡適擔任駐美大使期間，胡祖望於1939年、胡思杜於1941年先後赴美讀書，胡思杜選擇修讀歷史。1948年，當他與父親的朋友一同回到北平時，許多人看在胡適的面上，紛紛邀請其到大學任教，但胡適以“思杜學業不成，不是研究學問的人才”（鄧廣銘語）為由拒絕了所有邀請，只同意他到北大圖書館工作。

1948年12月，蔣介石派飛機到北平接胡適等文化名流。來使告訴胡適，這是南下的最後一次機會。對中共沒有什麼了解，但自認為沒有做過對其有害的事情、不會被其怎樣的胡思杜決意留下。胡適的妻子江冬秀雖然難過，但也無可奈何，只好給兒子留下了一些細軟和金銀首飾後離去。

1949年9月，胡思杜進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分在二班七組。次年9月11日，胡思杜致信給在美國的母親，告訴了畢業後去唐山交通大學教書之事，信中還盼父親胡適少見客，多注重身體。

1951年，中共為了加強對知識份子在思想上的控制，開展了針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在運動中，胡思杜違心的批判自己的父親，還親自編寫和登台演出反美話劇。此外，他還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一文，表示要與之劃清界線，斷絕往來。胡思杜的“叛逆”之舉在海內外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和消極影響，而胡適卻不願多談此事。

在“學習改造”結束後，胡思杜還將母親留下的細軟上交給中共，“向黨組織表示他的忠心”，並表示要加入中共。可以說，在唐山工作期間，胡思杜一直認真努力地工作，希望以此為父親“贖罪”。

胡適在1950年10月7日的日記中曾記述來自一位朋友的消息：思杜有一個女朋友，現在貴州，明春可能回來，希望他明年能結婚。然而，大概迫於壓力，這個女朋友最終與其分手，此後再無人願意與思杜談戀愛。

1957年，為了徹底消除知識份子的不滿之音，毛澤東採用“引蛇出洞”的策略，讓知識份子自由發表看法，給中共提意見。一些知識份子上當，這其中就包括想入黨的胡思杜。他主動給他所在院、部的領導提了不少建議。隨着中共反擊右派的開始，胡思杜被打成“右派”，說其是向党進攻，並將其父親胡適一齊批判。

不堪受辱的胡思杜於當年9月21日上吊自殺。在其親戚胡思孟接到學校打來的電報趕到唐山後，“看到滿院子的大字報，都是批判他(指思杜)的，也有批判胡適的”。學校告訴他，胡思杜是“畏罪上吊自殺”，並給他看了一下思杜的“遺書”。此時胡思杜已經被裝到棺材裡，胡思孟等人便在郊外挖了個坑，把他埋下，立個小木牌，“現在恐怕也不知在什麼地方了”。

料理完後事之後，胡思孟便把胡思杜的書和衣物裝了一架子車託運回北京。文革期間，擔心紅衛兵抄家，胡思孟就將胡思杜的書大部分都燒了。至於那份“ 遺書”的抄件，也在“文革”期間被胡思孟撕掉了，只保存下紙的一角。

1962年，胡適在台北病逝，至死都不知次子離世的消息。

此外，胡適的親侄子語文教師胡繼光，先是被劃為“右派”，後在文革中被紅衛兵打死。

結語

本系列所列舉的遭到中共迫害的國民黨高官子女和親屬只是中共殘害中國人歷史的冰山一角。可以說，中共成立後，尤其是在建政後，沒有什麼人能逃脫其魔掌。從中共內部到中共黨外，從中共高官到普通百姓，從為中共立下汗馬功勞的馬前卒到中共的統戰物件……中共如同一台絞肉機，將所有的人置於同一部機器下，蹂躪、虐殺、殘害。這樣的中共的存在，是中國人的也是世界的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