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話－－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62)

譚合成

卷七

第六十二章 老天爺都在哭啊

殷石海，女，四川廣安人，54歲（1986年），中學圖書管理員。看上去，她比實際年齡要顯得蒼老許多，頭髮已經花白了，人的精神狀態也比較差。不難想見，丈夫被殺以後，這麼多年來，她過的是什麼日子!她是四川人，說話帶着濃重的川音。她說，老楊走了這麼多年了，他倒是不想事了，我卻仍然生活在那場噩夢中,不敢出門，不敢去人多的地方，一有什麼動靜，心就緊張得要跳出口來，常常半夜裡驚叫着嚇醒，醒來又獨自痛哭一場。你想想看，關在籠子裡，看着身邊的人，一批一批牽出去殺，那心裡是什麼滋味！第一批，第二批的人都殺了；我是第三批，手腳快一點，腦殼也就掉了，跟着老楊一起去了……

說着，她又嗚嗚咽咽地哭了起來。

說句實在話，在道縣採訪期間，我最需要但又最害怕做的事就是採訪遺屬，每一次採訪都是字字血聲聲淚，叫人透不過氣來,就象被一雙雙死不瞑目的眼睛直視着內心的最深處。雖然說都是他人的痛苦，但其巨大的份量和深刻的現實性，叫你無法不學會永遠地感受人類共同的悲哀。

我們只能不停地安慰她，希望她能走出陰影……餘生無幾，自己千萬還要保重！

我丈夫叫楊天遜，四十年代畢業於重慶的中央政治學院。畢業後，他既沒有從政，也沒有跟國民黨跑到台灣去，而是回了自己的家鄉道縣——一直在道縣中學教書，當過縣立中學的教導主任。老楊這個人比較多才多藝，畫畫也很在行。文化大革命初期，到處都在寫毛主席語錄、畫毛主席像。因為他會畫畫，別人請他畫毛主席像。那個時候毛主席叫紅太陽，頭像四周要畫得金光閃閃，老楊也認認真真地畫了金光。可是不知道怎麼搞的，被革命群眾看來看去看出了問題，有人說，那不是金光，是箭頭，是反革命的毒箭要射偉大領袖毛主席。這就糟了!把他揪了出來，批判鬥爭。他出身不好，又是那樣的學校畢業的，怎麼說得清楚？老楊據理力辯，還舉出了好些例子進行對比，總算沒有把他定上惡攻罪（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惡毒攻擊光榮偉大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只是把他作現行反革命他子論處開除公職，遣送回鄉勞動改造，這已經是很寬大的了。要是定了惡攻罪就要判刑勞改，起碼是10年。不幸中的萬幸，我和孩子們雖然受了一點影響，但沒受太多的影響，仍然留在縣城裡。現在看來，要是當時定上惡攻罪就好了，判了刑，抓到牢裡，就不會送回去被殺了。

老楊的老家在道縣祥霖鋪公社達頭山大隊。祥霖鋪我以前也去過，那是一個古鎮，交通比較方便，是湖南通往兩廣的要道。老楊被遺送回農村勞動改造，我很擔心他，因為他的身體不是很好，不知道吃得消吃不消。1967年暑假，我帶着兒女去鄉下探望他，他十分高興。幾個月不見，他變了好多，老了好多，尤其是黑了好多。才四十來歲的人，就鬢髮花白、顴骨高聳，眼窩深陷，鬍子拉渣，看上去起碼五十老幾了。但是精神還好，他說，要改造思想、脫胎換骨，首先要過好勞動關。他還告訴我，他已經學會好多農活，要我們不要為他擔心，他會照顧好自己的。老楊是個細心人，雖然一個人生活，但屋裡還是收拾得乾乾淨淨。特別是那個忠字台，按照道縣統一的要求，上面是貼一張毛主席的寶像，毛主席像下面是紅色臘光紙剪的一個“忠”字，兩邊貼上一幅對聯，一邊是“翻身不忘共產黨”，一邊是“幸福不忘毛主席”；忠字下面，用兩根木楔子打進牆裡，挑一塊小木板，上面擺四本《毛澤東選集》和紅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語錄》。老楊都做得精精緻致。因為是吃過一次虧的人，就更加小心，老楊家出身地主，他怕別人從“翻身不忘共產黨，幸福不忘毛主席”的對聯上找出毛病來，特誠意換了一副“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我看到這些，心裡也稍微安了一點，因為我不是農村人，不要出工，就想利用這個暑假在這裡好好照顧一下他的生活，怕他把身體搞垮了。

記得8月27日中午，他參加“雙搶”從田裡回來，喝了兩大碗稀飯，就抓緊時間躺下來休息一下。為了改造思想，老楊出工連草帽都不戴，渾身曬得像煙熏的臘肉，而且總是出工走在第一個，收工走在最後一個，有八分力干十二分的活。實際上我知道，他是拼着命硬撐着的。剛睡，村子裡突然響起了哨子聲，好急。我因為從縣裡來，消息比他靈通些，就對他說：“老楊，聽說農村有的地方在亂殺人吶，你要小心點。”因為幹了一上午的活，比較累，他躺在床上有些懶洋洋地說：“哪有這樣的事，我每天都去隊上看報哩。這次文化大革命主要的對象不是我們這種人。我們只要老老實實地勞動，不亂說，也不亂動，就不會有事的。”話還沒說完，外面就闖進來幾個拿大刀的民兵，把他押走了。老楊被押走了，我和小孩子都嚇呆了，不知道他犯了什麼事。小孩子嚇得直哭，我趕緊叫他們千萬不要哭，正在惶惶然不安，外面又闖進一些人來，二話不說把我們也拖走了。

我被押到離祥霖鋪公社不遠的一所小學校里，和老楊還有許多人一起被關在一間由教室臨時改成的牢房裡。裡面很熱，人又多，汗味、尿味混雜在一起，很難聞。很多人都是從田裡被捉來的，一身泥水。到了下午四點鐘左右，外面那些拿刀拿槍的人開始點名。叫一個出去一個。其他人被命令低着頭跪在教室里。第一個叫的就是我丈夫，他剛出門，就被幾個民兵按住，用繩子死命地捆起來。大約老楊忍不住說了句什麼，一個姓楊的頭頭抄起一塊磚猛擊他的胸部。老楊的肋骨被打斷了，痛得他大喊大叫，那聲音好怕人，至今還在我耳朵邊繞來繞去。我抬頭去看，門口一個拿馬刀的一聲大喝：“不許看，低下頭！”我嚇得連忙低下頭，因為怕哭出聲來，用牙齒咬住嘴唇，直到咬出血來。

（據查，楊天遜死前說的那句話，其實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我犯了什麼罪？”這個問題把祥霖鋪的民兵肺都氣炸了，你犯了什麼罪，你自己還不知道？還敢來問我們？於是民兵營長楊景信就砸了他一磚頭。）

老楊他們是第一批被殺的，一共拉出去十幾個人，由於有老楊這個榜樣在前面，其他的人再沒一個敢說一句話，都被拖到離學校不遠的鳥崽塘邊，用馬刀砍死了。又過了兩天，又叫出去三十來個，也是拉到鳥崽塘邊砍死的。剩下的就是幾個女人了，他們準備第三批殺。

那幾天，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樣度過的，老楊被殺我都不知道悲傷，只知道害怕，怕得要命，白天晚上一刻都合不上眼，任何一點小動靜都嚇得我心跳到嘴裡。我拼命地跟他們說，我只是楊天遜的家屬，我是城裡人，我甚至不是道縣人，我歷史清白，家庭成份好，請他們調查，求他們放了我。可有誰聽呢？我好悔啊，悔不該這個時候跑到這個殺人窩裡來。可是有什麼辦法呢？講多了，他們凶得很，我自己也說得沒意思了，就只好閉上嘴巴等死。

殺第二批人時，正是中午，太陽狠毒，他們把三十來個人拖出去後，天突然變了，又是雷又是雨。雨下得好猛，足足下了兩個多小時。我們這些女人縮在教室里悄悄地說：“聽哩，天老爺都在哭啊！”

我原先是不信命的，從那以後就變得迷信起來。相信“生死有命，富貴在命”，我們是命中該有此一劫！

由於下雨耽擱了時間，他們殺了三十多人之後，沒來得及埋。第二天，那些人竟然押着我們幾個女人去埋屍。我平時膽子很小，連死人都不敢看的，但這時為了留條命，為了幾個未成年的孩子，也顧不得許多了，他們一喊，我馬上就去了。天啦！在鳥崽塘看到那成堆的屍體時，我的腳直發軟。那場面，我至今記得清清楚楚，那些人的眼睛都是緊閉着的，照理說無辜被殺，應該是死不瞑目，但他們不是，大概是被處死時，太殘忍了，他們都不敢看。押我們的民兵發給我們每人一根油茶樹木鈎，命令我們把屍體拖進塘邊的一個土坑裡。又在上面蓋了一層薄薄的黃土，就算了事了。

我們中間有個中年婦女，她丈夫是這一批被殺的，她一見到她丈夫的屍體，立即就癱倒了。後來聽說這個女人瘋了，整天叫她丈夫的名字。

又過了兩天，輪到要殺我們第三批人時，解放軍6950部隊的人到鄉下制止殺人。幾個穿黃軍裝的人把看守我們的人喊走了，我們就這樣得救了。只有一個星期的時間，我就老了20歲不止，放出來的時候已經不成人形。出來以後，我就停經了，吃了好多藥過了很長時間才慢慢地恢復了，但是整個人的身體卻完全垮了。

（段女士的記憶在這裡有一點誤差，據我們了解，剩下來的這些女人，當時並沒有要殺的打算，而是準備作為勝利果實分配。大隊領導已經發下話了，要那些貧下中農中沒有成家的老單身公，想找老婆的，自己打主意。）

下面筆者將祥霖鋪公社達頭山大隊文革殺人事件概況作一番粗略講述。

達頭山村位於道縣至江永的公路旁，距祥霖鋪鎮不過數里，山青水秀，交通便利。該大隊417戶1350人，文革殺人時期，有31戶43人被殺，1人自殺。44人中，男34人，女10人；按當時的階級成份劃分：四類分子17人，四類分子子女25人，貧農1人，教員1人（即前文提到的楊天遜）。

話還得從苑禮甫副區長身上說起，非是筆者老拿他說事，實在是他身上事太多。前文說過，苑副區長1976年8月26日接到蔣公安助理員從營江打來的電話後，決定將集中在上渡民兵指揮部的民兵派下去，打一個突擊，補補火。26日晚，召開了幹部會，定了大盤子。27日一大早又開了一個聲勢浩大的動員大會。會上苑副區長說：“全體民兵同志們，今天你們就要離開上渡的貧下中農，回到自己原來的大隊去，到新的戰鬥崗位上去，執行新的任務。你們回去之後，第一，要抓革命促生產搞好‘雙搶’；第二，將你們那裡調皮搗亂的地富反壞右殺掉一批……越快越好，三天內完成任務，三天后到上渡會師，評功表彰。”上渡民兵指揮部指揮長黃尚森也作了重要指示：“現在最高人民法院就是我們貧下中農，一切由貧下中農作決定，你們回去以後，先挑跳皮的殺幾個……注意掌握階級路線，只准殺四類分子，不准殺貧下中農。不要殺亂了。”

上渡民兵指揮部是祥霖鋪區民兵的總指揮部和全區各大隊武裝基幹民兵的集結點，根據祥霖鋪公社武裝部的指示，當時達頭山大隊抽調了一個武裝連16個人到這裡參加訓練。這16人中，有大隊黨支部書記楊天甫、民兵營長楊景信、大隊治保主任楊延晶、文革主任楊角閱、團支部書記楊角紅等人，實際上就是達頭山大隊的權力核心。他們帶着“上級的指示”火速趕回大隊，一路之上，邊走邊議，拿出了一個先搞掉6人的初步方案。回到大隊，馬上召開黨員、生產隊以上幹部緊急會議。會議由楊角閱、楊景信主持，楊延晶傳達了上渡會議精神，並宣布在上渡摸底的殺人名單。與會的黨員、幹部非常亢奮，紛紛表示“上級的指示來得太及時了。”“早就該這麼幹了。”支部書記楊天甫說：“過去我們太右傾，太保守，這一回我們一定要搞他個後來居上。”

會上，各生產隊搞了一下平衡，又增加4人，拿出來一個10人名單。

會後，各生產隊黨員、幹部火速趕回去通知群眾午飯後到小學校操坪開會。群眾大會由民兵營長楊景信主持。支部書記楊天甫在會上講話說：“這一回，對於跳皮的我們不是要殺一兩個，而是要殺一批。”之後，參加會議的公社團支部書記李順運也講了話：“地富反壞要翻天，反革命組織要殺我們貧下中農，我們怎麼辦？我們要用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現在是我們貧下中農鬧革命的時候到了！”

接着治保主任楊延晶代表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殺人名單，邊宣布，民兵邊捆人。這時候，群情激奮，群眾邊喊口號邊打人，當場打傷16人，於是第一批被殺的人自然而然從10人又擴大為16人。

這16人當即由民兵押到鳥仔塘邊，用步槍和鳥槍打死。楊景信親手用步槍處決了“罪大惡極”的楊天遜、楊景甫。楊景信把槍口頂着楊天遜的後腦勺時說：“你犯了什麼罪，自己還曉不得？你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我們貧下中農就要砸爛你的狗頭。”

第二天上午，楊景信又指派基幹民兵楊景珠、楊角紅、楊延彪等人趕到祥霖鋪鐵木社，把在那裡做工的漏網地富子弟楊景浩抓回來，押到公子山執行槍決。

29日上午，大隊再次召開黨員、幹部會議，研究殺二批。會議由楊延晶主持，公社黨委宣傳委員楊萬忠列席會議。支書楊天甫講過開場白後，李順運說：“現在其他地方地富都殺得差不多了，你們大隊落後了。再有三天不殺，就不准殺了，看你們大隊如何安排？”李順運講完，楊天甫叫各生產隊報名單，大隊會計楊角仲負責登記，一共報上25人，決定全部“判處死刑”。

當天下午在小學校操場再次召開群眾大會。這一回，來了個角色互換。楊天甫主持會議，楊延晶宣布開會。除此之外，沒有什麼新鮮名堂，公社宣委楊萬忠照樣列席會議，公社團委書記李順運照樣作重要講話。楊延晶代表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死刑”名單後，民兵楊景珠等人就到臨時改為監房的小學校教室里把一干人犯提出，押到鳥仔塘邊，這一次為了節約子彈，用鳥槍和馬刀處決了。

殺人的時候，狂風大作，暴雨傾盆，炸雷一個接一個在頭頂炸響，震得人頭皮發麻。李順運心裡不踏實，害怕天下大雨，民兵活幹得粗糙，冒着傾盆大雨，一個一個仔仔細細驗過屍，發現地富子女楊角境和楊田梅還沒斷氣，又親手補了刀，這才放心，一身被淋得像個落湯雞。

9月2日下午，大隊文革副主任楊角相通知召開黨干會，商量重要問題。治保主任楊延晶主持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就是一個：“判處楊錫才的死刑”。那麼多人說殺就殺，一句話的事，為什麼殺楊錫才如此慎重其事，開專題會討論呢？原來楊錫才與前面所殺的那些人有一最大不同之處，就是他出身貧農。果不其然，殺楊錫才的事，一開始就有人提出異議：“四類分子殺了還不是殺了，可是楊錫才是貧農呀！”楊角相說：“貧農就殺不得？楊錫才是一坨毒，那些殺了的四類分子哪一個有他調皮？不殺了他以後我們大隊幹部還有威信？”又有人提出：“現在47軍已經進駐了，公社也來了通知，不准再殺人了，誰殺誰負責。”楊角紅說：“不殺他，我們大隊就沒人可殺了！殺了他，我負責，要坐牢我去。”

在楊角紅、楊角相等人的堅持下，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最終通過楊錫才的死刑判決。

為了表示“革命的堅定性”，楊角紅親自帶隊把楊錫才喊出來，一索子捆了，用鳥槍桿子猛打，一邊打一邊問老不老實，認不認罪。楊錫才曉得場合不對，跪地求饒。楊角紅冷笑道：“你現在曉得老實了？早幹什麼去了？”與另一個民兵，用鳥槍將楊錫才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