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以來，關於抗戰的官方敘事是中共建政並鞏固合法性的輿論支柱之一：長征被宣傳為北上抗日，中共的敵後根據地 和 八路軍被描繪為中華民族的中流砥柱。日本學者遠藤 譽教授研究了日本侵華戰爭期間 中共和日軍 的往來互動，並從日本外務省的解密檔案中，挖掘出延安當年聯日聯汪反蔣的證據，從而對中共關於抗戰歷史的官方敘事提出了挑戰，並對中共權力的來源以及權力繼承的合法性 提出質疑。

日本學者遠藤 譽教授及其着作《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明鏡出版社）

彰顯中流砥柱

2015年9月3日，習近平在天安門城樓上舉行大閱兵，隆重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

戰車坦克，隆隆駛過天安門廣場，接受中共領導人的檢閱。

中國最新式的戰機掠過天空，向世界顯示中國強大的軍力。

軍樂團高奏當年抗日愛國歌曲。

高音喇叭里震響着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中流砥柱的口號。

然而，誰是抗戰的中流砥柱，卻成為台海兩岸和媒體爭論的焦點。

遠藤教授的着作從日本的角度，回答了國共之間的爭論。這本書的序言標題：是誰背叛了中華民族？

情報原件

VOA記者東方：我看您在書裡面提到了1977年台灣出版的梅良眉所作的《對日抗戰期間中共統治策略研究》第三章第四節，其中有毛澤東對八路軍的秘密指示。毛澤東在裡面提到：中日之戰對共產黨來說，是個絕好的機會。我們要實行這麼一個政策，百分之七十發展自己，百分之二十妥協，百分之十對日對戰。這個百分比在互聯網上流傳很廣。據說您在台北的國家圖書館，找到了這份文件的資料。一本是《剿匪正史》，另一本是《中共黨的策略、路線》。請您介紹一下您怎麼在台北圖書館找到這兩本書的？

東京福祉大學教授遠藤譽：謝幼田在《中共壯大之謎》裡面提到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的講話，其中有70%、20%、10%的數字。不過謝幼田只提到了一份文件，但這份文件在什麼地方並不確定。而且這本書提到的這份文件也不在日本，在日本沒有找到。最後了解到在台北的國家圖書館裡面有。所以，我就跑到台北去， 在台北的國家圖書館查到了這個材料。然後終於找到了這份原始資料。這個當時是秘密，是極密的毛澤東的密令，而現在基本大家都知道，現在（中國）大陸的人也都知道。

東方：您在書中說這份文件的來源是曾經在 八路軍第18集團軍獨立第一師楊成武部下的騎兵連擔任過書記的李法卿，他在1940年逃難的時候對外說出了毛澤東對八路軍下達的秘密指令。關於毛澤東下達的抗戰策略的秘密指令，您是如何在台北發現的？

遠藤：終於在台北找到了原來最開始的一個文獻的原件。關於毛澤東抗戰戰略，大家都互相抄襲，好像是事實一樣，隨便寫，不查原來最original(原版)的文件是在哪裡，沒有人徹底地查。謝幼田都沒有查到。不過我是搞理論物理的，不查最開始的原件，我自己就不讓步。徹底調查原件，終於找到了。

東方：現在誰也不能否認了，終於找到了證據。

證據

從浩如煙海的歷史資料中，搜尋關鍵的歷史證據。

這是遠藤教授在日本外務省的機密資料中發現的潘漢年向日軍提供的情報。

這份機密文件來源於日本外務省保存的昭和15年 （1940年）支那事變關係一件/關於支那事變狀況的報告/支那各地報告/上海情報第二卷。在將近10公分厚的資料中有一份“機密第795號”，內容是“昭和15年3月23日上海總領事三浦義秋致當時外務大臣有田八郎”的一份“有關新四軍的作戰經過和建軍工作”的文件，同時抄送“在華各總領事、香 港、北支警務部長”。

為了尋找潘漢年和日本合作的相關歷史證據，遠藤教授整天"泡"在外務省外交史料館亞洲歷史資料中心，翻閱着1938年至1942年期間的紀錄，甚至用岩井可能的代號"一〇一"，（日文的發音是“i-wa-i”，與“岩井”的日文發音一致）日語 岩井 可能的發音查找，但依然不果。

後來遠藤求助資料中心職員，該職員建議說："支那事變（中國稱盧溝橋事變）之後，中國各地的情報都被整合在一起了，請去翻一下那個時期的檔案資料。"

踏破鐵鞋，遠藤教授終於覓到了這份1940 年3 月23 日的“機密第795 號”情報。這是由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總領事三浦義秋發往外務大臣 有田八郎 的一份文件。三浦總領事於1940 年3 月21 日從上海總領事館警察署長 白袖榮松 手中收到了這一文件——上海高密“第1520 號”。這份機密情報的標題是“關於新四軍的作戰經過和建軍工作”。

潘漢年向日軍提供秘密情報

根據岩井回憶錄《上海的回想》，這份報告是1939年秋他首次見潘漢年後不久，有一天隨口委託潘漢年寫一份中共內部情況和未來動向的報告書，他原以為潘漢年會拒絕，未料潘漢年一口承諾，並在不久後提交。

報告內容正是潘漢年按岩井要求向日方提供的情報。

毛澤東和潘漢年

東方：現在有一種說法，說毛澤東不可能親自派潘漢年去和日本的間諜機關聯絡，毛澤東的位置很高，是中共的第一把手，潘漢年只是一個很小的低級官員。您的看法呢？

遠藤：這個在《毛澤東年譜》裡明確有記載，多處有這樣的描繪。毛澤東有一天叫潘漢年過來，然後給他一個特別任務。他寫道“特別任務，”如果明確地寫“特務”，那就不好聽了嗎，所以用“特別任務”這四個字來表現。面對面的，毛澤東直接命令了潘漢年，（從事）“特別任務”這樣的工作。這個證據都在《毛澤東年譜》裡有。《毛澤東年譜》是中共中央的文獻研究室編的一本書。非常可靠、非常有權威，是他們自己寫的。他們可能沒想到我找出來這個吧。（遠藤教授註：在《毛澤東年譜》裡還有很多毛澤東致電給潘漢年的記錄，共有30多處。）

東方：潘漢年向日本情報機關提供了中國戰區的情況，這個很重要。您是怎麼找到潘漢年當年向日本提供的資料？如何保證日方資料中潘漢年這本情報的真實性？能不能證實這個情報？

遠藤：潘漢年提供給日方的軍事情報具體的內容，就是國民黨的軍事情報，哪些是潘漢年提供的，哪些是其他人提供的，這個完全沒有寫清楚。因為是特務工作嘛。特務工作不管是哪個國家，哪個特務提供的，這絕對是不能寫的。所以這個是很難看出來。在外交史料館 ，在檔案里，也沒法看出來，哪份情報是潘漢年提交的，哪份是 其他的人提交的，這個很難判斷。能判斷的是什麼呢？唯一的就是中共內部的材料，中共內部的信息、情報。關於潘漢年的這份報告，岩井英一在《回想的上海》中寫到：一天，岩井向潘漢年問，你能不能提供一下中共方面的內部情報？岩井英一以為他會拒絕，但是潘漢年沒有拒絕，立刻答應，然後給他一個比較長的中共內部的報告書。這個報告書裡到底寫的什麼，這個怎麼也找不到了，我寫日文版的《毛澤東與日軍共謀的男人》這本書的時候，當時也沒有找到。後來這本書翻譯成中文出版的時候，我又有一點時間了，所以我就每天跑到外交史料館，每頁都查，最後終於找到了這樣的信息。這是唯一的關於中共的內部材料。這個確實是潘漢年提供的。因為從時間上、長度上、內容上判斷，完全和岩井的回憶錄里寫的一樣、一致。所以這是唯一的我能判斷的潘漢年提供的情報。

東方：岩井在回憶錄里多次提到潘漢年提供國軍的戰略情報嗎?

遠藤：很多次地提到。對啊。

東方：從日本外務省史料館的史料中是否還能具體確定潘漢年提供的有關國軍動向的情報？另外，日方為何要潘漢年提供有關中共自己的情報呢？

遠藤：這個是不好判斷。不過我想了，為什麼他要提供中共內部材料呢？這個不是很奇怪嗎。如果是為了弱化國民黨的軍力，應該向日方提供國民黨的軍事材料。為什麼要向岩井英一提供中共內部情報？這是很奇怪的。我仔細地分析了以後，我就知道了，明白了，是這麼回事。先交給岩井英一中共內部的情報，從而使岩井英一相信潘漢年。如果連自己的軍隊的內部資料也提供的話，岩井就可以相信潘漢年。隨後潘漢年就向岩井提了停戰問題，中共和日軍之間的停戰、停火問題，所以就是因為這個目的才提供了中共內部的材料。這麼理解的話就符合邏輯了。

歷史反思運動

前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辛灝年對遠藤教授用日本方面的資料將潘漢年出賣祖國情報的罪證公布於眾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辛灝年教授認為，遠藤的研究成果和中國國內八十年代歷史反思運動完全一致。

辛灝年教授：“遠藤譽教授在這本書中所講述的內容和中國大陸從1985年以來31年的歷史反思運動、民間歷史反思運動所獲得的成果完全一致。只是由於我們不懂日文，我們很多歷史學家沒辦法去看到遠藤譽教授所能看到的資料。所以我們不能拿出潘漢年投靠日本，作為漢奸出賣祖國情報的罪證。遠藤譽教授對此做出了最大的貢獻。她把這個罪證公之於眾了。”

歌舞昇平的延安

延安是共產黨抗戰的政治和軍事中心，重要的軍政目標比比皆是。一般說來，在戰爭環境下，這些目標需要隱蔽和保密，但延安卻反其道而行之，經常公開舉行各種大型活動。秧歌、腰鼓、戲劇、舞會，大白天高調舉行，一片歌舞昇平景象。

1939年4月13日。延安的抗戰演劇三隊和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樂隊，在陝北公學禮堂首演《黃河大合唱》。觀眾千餘，盛況空前，光是合唱隊後來增加到500人之多。5月11日，毛澤東親自觀看魯迅藝術學院的黃河大合唱，不但連聲叫好，而且單獨接見洗星海，並特送他一支美制的帕克金筆和一瓶帕克墨水。

再婚潮

與此同時，很多文學女青年從敵後湧入延安。交際舞成為延安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一個個感人的抗日愛情故事在延安上演，共產黨的老幹部紛紛掀起了離婚潮，軍隊師以上幹部離婚率高達 80%。40歲的陳毅娶了18歲的張茜。22歲的王定國被組織安排給了54的謝覺哉。19歲的朱明嫁給50多歲的林伯渠。43歲的朱德娶了17的康克清。44歲的劉伯承娶了18歲的汪榮華。46歲的賀龍娶了25的薛明。36歲的羅榮桓娶了23歲的林月琴……。毛澤東將長征時與他並肩戰鬥的妻子賀子珍送往蘇聯“長期養病”，並在1938年11月20日，毛澤東與來自上海的女電影明星，24歲的江青結婚。

慘絕人寰的重慶

而當時的國民政府陪都重慶，則是另外一番慘絕人寰的景象。

中國抗戰史學者王康：“（日軍對重慶）用了很多（燃燒彈），這個是日本特別可惡的地方。因為重慶是個前現代城市，它以前才20幾萬人，抗戰勝利後，它180萬人。當時重慶是一個只有27萬人的城市，主要是個農業社會。所以它的建築主要不是什麼磚頭，更不是石頭，主要就是木材，竹木，特別容易燃燒。日本人根據這個情報，這個情況，就專門針對性地研製了燃燒彈。燃燒彈、爆炸彈、還有凝固汽油彈同時爆炸。整個重慶陷入普遍的恐慌之中。然後，按照日本的想法，重慶當局或者妥協，或者投降，沒有別的道路了。所以，重慶老百姓非常慘”。

據史料記載，中國抗日戰爭期間，從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對重慶進行了長達5年半的戰略轟炸。5年間日軍對重慶實施218次戰略轟炸，出動飛機9513架次、空襲重慶及周邊兩百餘次；造成重慶死於轟炸者一萬人以上，超過17,600幢房屋被毀，市區大部份繁華地區被日軍炸成一片廢墟。

王康：“重慶轟炸叫重慶大轟炸， 那比倫敦轟炸早的多了。1938年的春天到1943年的秋天，5年半的時間，日軍一直在轟炸重慶。為什麼轟炸重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為蔣介石在重慶，國民黨中央在重慶，國民黨政府在重慶，軍事委員會，國防最高委員會，就是中國的政治和戰略的中心在重慶。而日本人沒有去轟炸延安，當然不是說整個陝北地區、西北地區都沒轟炸過。像銀川、西安、西寧、寧夏都大城市被日軍轟炸過，還有20幾個像寶安縣一樣的縣級地區，都被轟炸過。就唯獨延安，基本沒被轟炸過。而日本要轟炸延安太容易了。太容易啦。跨過黃河就是延安。日本要轟炸重慶，以前在宜昌淪陷之前，要從武漢的W機場起飛，要飛很長的時間。而且重慶是個霧都，轟炸重慶的時候日本要冒很大的風險。”

日軍的“斬首行動”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當代中國研究》 刊登楊天石的文章，《日機大轟炸及其對蔣介石的“斬首行動”》，敘述了日軍發動的針對蔣介石的斬首行動的經過：1941年8月間，日本第三飛行團團長遠藤三郎得到情報，蔣介石將在黃山寓所召開軍事會議，又從離任的意大利駐中國大使口中得知黃山山莊的房屋位置和屋瓦的顏色，立刻制訂轟炸計劃，命令第60戰鬥隊執行。8月30日上午11時，遠藤率機自漢口出發。下午3時，27架轟炸機入侵重慶黃山山莊上空。遠藤估計，蔣介石正在山莊，便從5500米的高空投彈。炸彈下落時，蔣介石正在召開各戰區司令長官及參謀長最高軍事會議，兩名衛兵當場身亡，四名負傷。

旅居美國的中國抗戰史學者王康認為，這是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如果炸彈命中目標，中日戰爭與中國現代史將大幅改寫。

絕密情報從何而來？

蔣介石召開最高軍事會議的絕密情報是如何被日軍獲悉的呢？王康的質疑與分析：“第一就是，國共共赴國難宣言，就是盧溝橋事件發生之後，共產黨宣布三個“取消”： 取消以暴力運動和策劃運動推翻國民政府；第二，取消蘇維埃政權，以期全國在政權上統一，統一於中華民國政府；第三，就是取消紅軍的名義和番號。陝北紅軍改編為八路軍， 江南遊擊縱隊改編為新編第四軍，接受國民軍事委員會的統轄。反過來，國民黨政府承認共產黨的合法性，提供給共產黨方面對日抗戰的共同軍事計劃。包括日本的軍事動向，日本的部隊動向等重要軍事情報。這樣不僅給了中共合法性，而且給了擅長於情報戰、宣傳戰的中共從來沒有過的一個機會，尤其是情報戰上面。”

王康稱如果針對蔣介石的斬首行動成功，歷史將會重寫。王康說：“重慶的事件，不僅是1941年8月30號那天，轟炸蔣介石黃山“雲岫樓”官邸這個事件，實際上，蔣介石從抗戰開始，一直到抗戰結束，都受到日軍針對他本人的轟炸。中國社科院的楊天時教授最近有一篇文章，談到了日本在抗戰期間對蔣介石實行“斬首行動”。他舉了大量事件，我算了一下，大概有20宗。20宗直接針對蔣介石本人，就是敵國最高統帥、最高的軍事和政治的中心人物---蔣介石本人。這個倒不難理解。如果把蔣介石消滅掉了，那整個中日戰爭，所謂“支那事變”，就會按照日本的計劃得到解決。”

有些史學家稱相關情報來源是意大利駐重慶的大使館，對此王康表示強烈質疑。王康：“1941年的8月30號，那個時候德國已經進攻蘇聯兩個多月。日本對美國發動太平洋戰爭，襲擊珍珠港，也就三四個月。在這麼一個重要的時刻發生了這起襲擊事件，而這個襲擊事件的情報來源非常令人吃驚。當時重慶有一本書，叫《國民政府重慶陪都史》，是重慶本地的抗戰史專家編寫的，700頁，很厚。我當時通讀了這本書，發現有一點：就是（這本書稱）41年夏天的這次空襲行為，情報的提供者是已經離華的意大利駐華大使館。我查了一下，意大利大使館成立於40年的9月底10月初，9月27號，日本、意大利、德國簽署了三國合作條約，成立了三國軸心國集團。而10月初的時候，意大利駐華大使館已經撤離中國，回到了羅馬。他們根本不可能提供一年以後，41年8月30號日本人要轟炸蔣介石在重慶官邸，那裡舉行中國最高軍事會議這樣一個絕密的資料。意大利大使館不可能知道。其次，這個情報的來源，我表示懷疑，雖然我還沒有定論，我懷疑是周恩來他們提供的。1941年8月30號，皖南事件已經發生了8個多月。皖南事變發生的時候，毛澤東曾三次發電報給南方局周恩來他們，要求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鄧穎超火速撤離陪都，撤離重慶，並把所有的電報、密碼、人員名單全部銷毀掉，不惜以和國民黨決裂發動內戰。當時毛澤東真有這種想法。那麼如果這個時候，可以消滅掉蔣介石，也就是消滅掉毛澤東的頭號對手，那麼對毛澤東來說是個巨大的軍事上的勝利。“

“第二，周恩來和國民黨的上層從北伐開始關係就不一般。周恩來又跟本地的實力派，四川的各路軍閥，國民黨的上層人物，尤其是國民黨左派們的關係也非常好。他提供情報應該是名正言順的，因為國民政府有義務向中共分享軍事情報。這份情報的首先獲得者就是周恩來。 周恩來本來就是中共特科的創辦人，周恩來在重慶獲得這個情報不太令人意外。”

“第三就是八路軍的辦事處。八路軍駐西安、成都都有辦事處。重慶辦事處室是最先成立於1938年初，然後《新華日報》1938年2月在重慶公開發行。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秘密成立 。成立秘密組織嚴格講來是違背國共兩黨的諒解備忘錄的，是不符合國共合作的。南方局是一個秘密的機構，周恩來是書記。這些機構在重慶的成立，讓中共在重慶合法性進行情報搜集的來源大大地增加。我推斷，周恩來獲得這份情報的可能性遠遠超過所有其它來源，包括意大利大使館。這個大使館已經撤走一年多了，根本不可能知道一年之後，國民黨的最高軍事會議在哪裡舉行這麼一個情況。所以獲得情況的很可能是周恩來。”

“第四就是潘漢年。遠藤譽教授已經提出來了，潘漢年已經奉中共之命，奉饒漱石的命令以及周恩來和毛澤東的命令，到上海跟這個岩井公館交涉，搭上線。潘漢年還兩次到了南京，拜見了汪精衛。而汪精衛跟毛澤東的關係不一般。汪精衛是1883年生的，比毛澤東大10歲。最重要的是，汪精衛是毛澤東在政治上的一個重要的提攜人。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他提議毛澤東替他做國民黨的代理中宣部長。雖然是國民黨的代理中宣部長，其實對毛的政治地位是很大的關鍵性一步。更重要的是，汪偽政權南京成立之後，毛澤東已經有這麼一個想法，聯日聯汪倒蔣。這個實際上是在37年8月份的陝北的洛川會議上邊，根據王明的回憶錄，毛澤東已經有這個想法。他不僅是“一分抵抗，兩分應付，七分發展，十分宣傳，”毛其實還有建立特殊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想法。這裡面就包括，只要對中共有利，都是我們統戰的對象。隨着情況的發展，汪偽政權41年在南京成立，毛澤東很可能把南京的汪偽政權作為很特殊的抗日統戰對象，因為都是中國人嘛，而且汪精衛跟他是這麼特殊的關係。“

有待深究

王康呼籲海內外學者繼續追查日軍斬首行動的情報來源：”毛澤東、周恩來肯定還有其他的渠道，把遠藤三郎少將率領的第三飛行師團要轟炸整個官邸所根據的絕密軍事情報，通過潘漢年、汪精衛這些線索，也可能是通過其他的線索，告訴日本人。然後日本人才有41年8月30號轟炸黃山的那一次。27架零式戰機，當時是日本很先進的轟炸機，低空飛行，要一舉消滅蔣介石和中國抗戰最高統帥集團。幸好沒有成功，差一點點。如果哪個炸彈炸准了雲岫樓，歷史肯定發生根本的變化。不光中國，我看世界歷史都發生變化。而這個情報的提供者就是《重慶政府陪都史》165頁到166頁上面所說的離任的意大利駐華大使館。他們是提供軍事情報的來源，我對此強烈地質疑。當然重慶本地的專家也不可能查證這個資料的來源。但遠藤譽教授出版了這本書之後，我給她提供了這個消息，她還不知道轟炸黃山官邸的這個情報。我說這個情報你應該趕緊查。”

毛澤東接見執行斬首行動的日軍將領

王康說：“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就是遠藤三郎少將退役之後，在57年居然被邀請到中國訪問，是周恩來出面邀請的。遠藤三郎不過是一個陸軍退役的中將，雖然他參加了全部侵華的軍事行動，但是在戰後日本軍階地位比他高的大有人在，他不過是一個中級軍官而已，毛澤東居然破例會見他，而且兩人有一個特殊的交往儀式。遠藤三郎把他祖傳的日本軍刀獻給毛澤東，毛澤東則回贈給他一幅齊白石的竹子國畫。這些對通曉外交禮儀和慣例的人來說都是很不尋常的。毛澤東已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了，57年會見這麼一個中級軍官的時候，毛澤東第一次提出來，日本進攻中國這是好事情。一直到72年他接見田中角榮，再一次說，日本皇軍打進來，對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共產黨是個好事情，你們不用道歉。我們要感謝你們，感謝的方式就是不要你們戰爭賠款。遠藤作為這麼一個中等級別的軍人，受到毛澤東的破例接見，這和他41年轟炸蔣介石的官邸有沒有一種聯繫呢？我強烈地質疑。我認為它有某種聯繫。我本人不是歷史學家，我強烈建議，比如日本方面，應該從日本防衛廳方面的有關戰爭資料中去查一下，當時的遠藤三郎轟炸重慶蔣介石官邸的軍事情報究竟是誰提供的。第二，意大利現在是個民主國家，我估計80多年的歷史資料解禁沒有太大問題。懂意大利文的學者，應該到羅馬去查一下，看看他們有沒有給日本提供當時蔣介石要召開最高軍事會議的絕密軍事情報。另外，當然還可以通過其他的渠道。比如潘漢年。只不過中共像潘漢年這樣的人的資料恐怕是絕密的，很難查到。所以我質疑這個事件：遠藤三郎少將，1941年率領27架零式戰鬥機，轟炸蔣介石在重慶南岸的官邸雲岫樓的情報的來源。我質疑，情報不是意大利大使館提供的，而可能是周恩來提供的。“

《蔣介石日記》中的記載

最近公布的蔣介石日記中，對這個事件也有記載：“余與軍事會報各同志在黃山防空洞東口 新樹下 談軍事近狀，忽聞機聲，乃入洞內再談。時約十分鐘，聞炸彈愈近，仍不以為意。不意連續轟炸，洞門為崩土塞沒，乃覺其目標即在本洞。乃妻在北洞口茅屋前讀法文，未與我同在一處，甚恐妻被炸，即向北口去尋。幸彼近來，此心始安。惟今日之危，甚於二十七年之武昌與去年柳州之羊角山矣。惟山岩甚堅，洞甚固耳。炸後出洞視察，洞頂山上樹木盡毀，岩土崩墮，衛士重傷者四人，死二人，即往慰問，血跡滿地，悲慘極矣”。

誰出賣了中華民族？

東方：轟炸重慶的目的很有可能是為了打擊中國居民的抗戰決心，讓他們儘快地放棄抵抗。那麼不轟炸延安，是不是因為延安的軍力根本不足以讓日軍去出兵，可以不考慮？

遠藤：這個沒有證據，所以不好說。也有可能吧。潘漢年和岩井公館有密切的聯繫，在這樣的關係的情況下，他們當然不考慮打共產黨。

東方：您在書中提到了莫斯科駐延安的一個特派員，也是塔斯社的記者叫彼得。他也曾經揭露過毛和日軍暗通的行為，而且他說這是比種植和販賣鴉片更嚴重的事件。你是不是認為毛的這種行為實際上在出賣中國的利益？

遠藤：是啊，出賣中國，出賣中華民族嘛。他愛的是自己，沒有愛中國人民。如果是愛中國人民的話，建國之後為什麼要殺掉幾千萬的無辜老百姓和無辜的中國人民？我在長春被圍困的時候，也是好幾十萬的無辜的中國人被餓死。當時連這個都不承認嘛。所以對毛澤東來說，最重要的是他當中國的帝王。其他的就不考慮，讓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的無辜老百姓喪生他也不在乎。不擇手段。我是這麼想的。

東方： 提到這個不擇手段，我們可不可以這樣說，毛澤東暗通日軍集中力量打擊國民黨的這種行為，是他為了奪取政權的一種策略？你怎麼看待這種策略？

遠藤：策略？我沒有他是好人還是壞人的這種想法，一點都沒有。他是戰略家，作為想奪權的戰略家，一個大帝國的帝王的話，沒有像他那樣的手段的話，很難占領中國吧？所以他作為戰略家的話，這個詞不知道合適不合適，可能是給了他很高的評價吧。

潘漢年通日是個人行為嗎？

東方：“一將功成萬骨枯”，個人的權力登到頂峰，而身下是數以百萬、千萬計的白骨鋪就，這個的確是非常的殘酷。你認為潘漢年的行為，是他個人的行為，還是延安方面的行為？中共最後有一段時間，把潘漢年打成漢奸，對他進行了迫害，並把所有和日軍勾結的事實都歸咎在潘漢年身上。你認為他的行為是個人的漢奸行為，還是受到中共的指使？

遠藤：潘漢年不可能是個人行為，那時沒有毛澤東的命令，哪裡有人敢做那樣的事情？不可能有那樣的事。在《毛澤東年譜》裡明確有毛澤東致電潘漢年的記載。如（《毛澤東年譜》1937年11月12日 毛澤東和張聞天致電秦邦憲、潘漢年、部署上海失陷後的救亡運動和黨的秘密工作）。所以這個是明確的，是毛澤東的命令，而且和周恩來一起做的，潘漢年和周恩來一起做的。所以當然是有周恩來的指示，也有毛澤東的指示，才做這樣的事情嘛。

《延安日記》

共產國際駐延安特派員兼塔斯社記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一本書中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地證實了：毛等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存着聯繫...... 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

“葉劍英告訴了毛，我已經知道了新四軍發來的電報內容。主席跟我解釋了很久，說明領導人為什麼決定與日本占領軍司令部建立聯繫。”

“領導人中只有幾個人知道此事，毛的一個代理人，可以說一直隸屬於南京的岡村寧次大將總部的，什麼時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的嚴密保護下，暢通無阻地往返於南京與新四軍總部之間。”然而，“領導人卻要做出打日本的樣子欺騙莫斯科。”

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為毛澤東效力的中共紅色間諜，大都不得好死，而當年入侵中國的日本皇軍，卻成為毛澤東的座上客，歷史的諷刺，無異於此。

十殺潘漢年

1925年國共第一次合作，，斯大林的共產國際下令中國共產黨全體黨員以秘密身份加入國民黨，毛澤東也以國民黨員的身份前往廣州並因受到國民政府主席兼宣傳部長汪精衛的賞識和器重，最終進入國民黨的核心領導層。毛澤東先是汪精衛的秘書，並被“恩師”汪精衛推薦接替他作為國民黨中宣部的代部長。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病逝後，廣東政府於1925年7月改組，汪精衛被舉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成為國民黨的頭號人物。汪精衛兩次提議讓毛澤東擔任國民黨宣傳部的代理部長。兩次提議均獲得國民黨常委會的通過。

毛澤東和汪精衛這段非比尋常的師生關係，日後卻使潘漢年死於非命。

1955年4月3日，為中共壯大和建政立下汗馬功勞的中共特工潘漢年在毛澤東的親自過問下被捕入獄。據人民出版社出版尹騏所着《潘漢年的情報生涯》1996年第239頁中介紹, 潘漢年的被捕，甚至“就是參與其事的陳毅、羅瑞卿等高層人士也是始料未及的”。

1956年4月26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談到潘漢年時說：“什麼樣的人不殺呢？胡風、潘漢年、饒漱石這樣的人不殺，連被俘的戰犯宣統皇帝、康澤這樣的人也不殺。不殺他們，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

1962年，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再次提到潘漢年：“有個潘漢年，此人當過上海市副市長，過去秘密投降了國民黨，是一個CC派人物，現在關在班房裡頭，但我們沒有殺他。像潘漢年這樣的人物，只要殺一個，殺戒一開，類似的都得殺。”

兩次講話中，毛澤東竟然用了10個殺字，被史學家稱為”十殺潘漢年“。

一脈相承

歷史學者王康認為，毛澤東對潘漢年的態度，是和蘇俄一脈相承的。在斯大林時代，很多蘇聯的特務頭子都死於非命。

王康：“不光是中國，如果說得稍微遠一點，比如說蘇聯共產黨在列寧、斯大林時代以後的雅戈達、耶洛夫、貝利亞等、這些最高的情報特務頭子們，都死於非命。他們知道秘密太多。潘漢年呢，是僅次於李克農的這麼一個情報人員。應該是中共第二號情報人員。他為中共做出的貢獻太特殊了，他居然說動魯迅出來，放棄魯迅他的獨立性，引導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他曾經說動楊度，袁世凱稱帝的核心人物之一，參加中國共產黨，他也說服宋慶齡參加第三國際，說動兩廣軍閥和第19路軍反蔣。”

潘漢年被抓捕的直接原因，按照中國官方的說法，是因為1943年秘密會見汪精衛沒有向毛澤東及時匯報。然而這次會見使得共產黨軍隊和日軍以及汪偽軍達成停火默契，從而促進了中共的壯大，應該是有功於黨和國家。而毛澤東為何對中共的功臣潘漢年恨之入骨呢？

王康：“他帶着毛澤東的親筆信到南京去見汪精衛。這個很多專家都說，在情節上、邏輯上是完全站得住腳的。因為他見過兩次汪精衛。那麼潘漢年如果沒有毛澤東的授命的話，他自己絕對不敢去見汪精衛的，他也不會空着手去見。毛澤東曾多次寫信給一些關鍵性的人物，那麼給汪精衛應該也有一封親筆信，這封親筆信現在所有專家都找不出來。網上有一封，我查了一下，我覺得完全是偽造的。一個是毛澤東的文風，包括對汪精衛的稱謂都完全不對。毛澤東是一個筆頭很硬的人，他是文人嘛。比如稱謂，汪精衛主席，他絕不會這麼稱呼。然後信快要寫完了，他提到延安陝北的醫藥奇缺，希望汪主席能夠提供等等。毛澤東怎麼會說到醫藥的問題，這顯然是現在的無聊之輩偽造的，但是這不等於說毛澤東就沒有這封親筆信。這封信要麼是還隱藏在什麼地方，要麼就是已經銷毀。從道理上來看，汪精衛和毛澤東之間，在24年的上下級關係之後，到了抗戰期間十幾年之後，重新走到一起是完全有可能的，而潘漢年就成了這麼一份重要的工作。”

滅口

王康：“但是這個事情，如果潘漢年一旦走漏了消息之後，那對毛澤東，對共產黨是太不利了。那直接這是個投敵行為啊， 這是一個賣國行為啊，這是一個典型的漢奸行為! 所以潘漢年做完這個事情後，就決定了他這一輩子恐怕不得善終。果然，55年就開始倒霉了，一直到77年死於獄中，跟他夫人一塊，死的很悲慘。他必死。其實因為毛澤東76年9月9號去世，潘漢年77年的年初去世，潘漢年應該還有活的可能性。當時可能是因為毛澤東死了，估計沒有人想到潘漢年，因為太多的事情都需要重新開始，潘漢年就被擱到了一旁。潘漢年身體不好，就去世了。從情報工作的特殊性、他去見汪精衛而且很可能帶了毛澤東的親筆信這個事件本身來看，那麼潘漢年這輩子是凶多吉少。

天威難測

潘漢年1955年4月3日被捕。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書一九六二年度刑事犯一字第一號》稱：“抗日戰爭期間，被告人又背叛祖國，秘密投靠了日本特務機關，當了日本特務，並與汪精衛進行勾結賣國求榮。1940年春，正當抗日戰爭的艱苦時期，被告人對於擊敗日本帝國主義喪失了信心，認為中國共產黨很難與日本對壘，中國將會出現第三國局面，想在日本方面找出路，於是便在上海會見了日本特務、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副領事岩井英一，親筆寫了為日本特務機關搜集情報的計劃，領了特別通行證，充當了日本特務……被告人投靠日本特務機關以後，又和汪精衛政權特務總部頭子李士群、胡均鶴陪同秘密會見了汪精衛”。

1963年1月9日，最高法院開庭，潘漢年認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一個月後，潘漢年意外地被假釋出獄，與妻子董慧一同被安置在北京的團河農場勞改。獨立學者馮勝平在《毛澤東與潘漢年的歷史恩怨》一文中評論道：“眾所周知，潘案由毛澤東親自主持，縱使潘的好友和直接領導陳毅、李克農和周恩來出手相助，也於事無補。抓潘出乎意料，放潘更出乎意料。毛澤東判案，實可謂天威難測，不按牌理出牌。”

紅色間諜 奉命行事

潘漢年的所謂罪行，到底是奉命行事？隨着時間的流逝，越來越多的歷史真相水落石出。

王康：“（中國）國內一些為毛澤東辯護的人，國內有些為毛澤東辯解的人，說毛澤東絕對沒有指示潘漢年見汪精衛，見日本特務情報機構等等，這是煞費苦心了。辯解的其中之一就是1949年後，潘漢年因為他是上海常務副市長嘛，他向陳毅透露，他（未經組織許可）擅自去見了汪精衛。這個編得是太幼稚了，是在是太幼稚了。這絕對是不可能的。中國共產黨的黨紀的嚴厲性，尤其在戰爭時期，現在幾乎無法想象和體驗，那是鐵的紀律，尤其是情報機構，尤其是見汪精衛這種人物，沒有毛澤東的授命，沒有毛澤東的親筆信，見汪精衛，你敢？根本不可能！他想都不可能想。從事情報工作的人員是重中之重，是把紀律看的比生命還重的一個特殊的群體，比一般的軍人，比一般的黨員幹部，把紀律看得更重，這個是他們情報工作的生命所在，也是他們一切工作的生命所在。所以，說潘漢年私下見汪精衛，這是太幼稚了，這完全是謊言，潘漢年而且不是一次，是兩次見了汪精衛。”

謝覺哉：潘漢年是當代岳飛

中國大陸最近和出現為潘漢年翻案的文章。據稱審判潘漢年時的最高法院院長謝覺哉當時就知道潘漢年是冤案，並把潘漢年比作岳飛。《三聯生活周刊》（2011年5月11日）發表了彭樹華回憶潘漢年案件的文章稱，

“彭樹華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庭庭長，也是潘漢年案件的審判委員會成員。彭樹華當時曾單獨向時任最高法院院長、黨組書記謝覺哉匯報潘案，謝覺哉對他說：“潘漢年案是很複雜的，涉及中央許多重大機密，直接領導潘漢年工作的是周總理和康生，許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對潘漢年的處理，是黨中央定的，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人不殺，是非功過，總有一天會弄清白的。”

謝覺哉還把潘漢年比作宋朝的岳飛， 說“他主張抗金，卻被誣陷要謀反。難道當時沒有人知道岳飛是被冤枉的嗎？當然有人知道。但在當時，宋高宗一心要和金人議和，所以誰能救得了岳飛？”

中聯部部長羅青長多年後寫了一篇《潘漢年冤案的歷史背景》的回憶文章，透露了很多鮮為人知的細節，同時也旁證潘漢年和日軍與汪偽的秘密聯絡是在中共中央的命令之下進行的。這篇回憶文章寫道，當周恩來得知潘漢年1939到1948年和中央來往的電報都在時，他讓羅青長等人把這些材料搜集起來，按年、月、日排列。羅青長回憶稱，“根據檔案材料，當時潘漢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內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檔案中都有記載。而且當時採取革命的兩面政策，中央也有指示，是完全允許的。中央對他的工作也是肯定的”。

夜半鐵窗 悽慘離世

1967年3月，中國進入文革高潮。潘漢年再次入獄。 1975年5月29日，依照中央項目三辦的意見，潘漢年夫婦被公安部十五局所屬的項目組和秦城監獄共同押送到湖南省第三勞改農場，也就是湖南省茶陵縣米江茶場勞改。1976年1月，潘漢年被正式宣判無期徒刑，並永久開除他的中國共產黨籍，此時潘漢年已患癌症。

1976年毛澤東死後的一個除夕夜，潘漢年與妻子仍被分別關押。這是他的絕望留言：

《歲暮念妻》

黃昏人影伶仃瘦， 夜半鐵窗風雪寒。
又是一年終歲暮， 難忘往事走延安。

1977年4月14日，潘漢年以“蕭叔安”的名義在長沙病亡，享年71歲。

往事並不如煙

日本戰敗後，70多年過去了。當年中國大地上演的三國志，在今天的地緣政治背景下，敵人和朋友已經發生了令人匪夷所思的變化。國共間的血海深仇，隨着國民黨諸位大佬在中國受到的熱烈歡迎而煙消雲散。當年太平洋戰場上殊死纏鬥的美國和日本，則結成親密的盟友。然而，東京福祉大學遠藤譽教授通過解密的日本外務省文件，挖掘出延安和中共當年派紅色間諜從事聯日聯汪反蔣謀略的證據，對今天中共權力的來源和繼承的合法性提出的質疑，仍然讓我們感到歷史並不如煙。（中集完 共三集）

東方，V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