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宇祥 

陸贄，字敬輿，唐朝蘇州嘉興（今浙江嘉興）人，幼年時即勤學、有操守，十八歲中進士，任翰林學士、宰相。他恪盡職守，以直言敢諫聞名當世，也因此屢遭貶謫，但他堅持為民請命，敢於矯正人君的過失，敢於揭露奸佞誤國的罪惡。其論諫被稱為“經世有用之言”、“昭昭然與金石不朽”。 

唐朝經過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山河破碎，戰火紛飛。唐德宗即位後，涇原軍譁變，德宗逃往奉天，軍閥朱泚率十萬大軍進行圍攻，形勢極其危急。陸贄上書《奉天論敘遷幸之由狀》，對德宗的過失進行勸諫，應“接下從諫”，“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提出皇帝要遠奸臣、親近忠臣；廣開言路；以德修身，去除自私之心等數條措施。 

陸贄非常推崇唐太宗，尤其是對太宗從諫如流的風範特別讚賞，認為“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致理太平之功”，而“從諫改過為其首焉”。而唐德宗卻對納諫一無所知，他“嚴邃高居”，很少“降旨臨問”，以致出現了“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的可悲局面。陸贄勸諫德宗要“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雍郁之情，宏采拔之道”，要召見群臣“備詢禍亂之由，各使極言得失，不能當耳目閉塞的孤家寡人”。只有虛受廣納，勤與接下，“總天下之智以為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以求過為急，以能改過為善，以得聞其過為明”。 

在德宗出奔的途中有獻瓜果的人，德宗竟想授以試官給予嘉獎，陸贄加以勸阻說：“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輕用。”指出如果濫施賞罰，“爵以情授，賞以寵加，綱紀始壞矣”。 

德宗在逃難途中，有大臣請求為皇帝加尊號，德宗很高興，可陸贄認為尊號不僅不應該加，還應該罷黜原有的尊號，指出：“此乃人情向背之秋，陛下宜深自懲勵，收攬群心，痛自貶損……不可近從末議，重益美名。”使德宗以改興元年號而作罷。陸贄還建議德宗“痛自引咎，以感動人心；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並為之親自起草了感動人心的罪己詔——《奉天改元大赦制》，特別宣布對那些朱泚煽誘的脅從者，如能幡然悔悟，就既往不咎；對兵丁百姓，實施賞功、減稅、免徵；並且宣布皇帝自己要節食省用，為全國作出儉樸的表率。該詔書頒布後，前線將士感動得流下了眼淚，叛亂者紛紛倒戈、上表謝罪，唐室轉危為安，陸贄被人們稱為“救時內相”。 

德宗在奉天之圍解除後不久，感到私用不足，設立“瓊林”“大盈”二庫以貯存四方貢物，陸贄對德宗不敦行儉約的驕奢之情加以諫止，上書《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講述了天子不應聚財：“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為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為心者，人必而叛之”。指出在奉天之圍剛解除的情況下，此舉還會引發新的禍亂。他讚揚了德宗初行的儉約行為，力勸德宗見善思齊，改過成德，廢止私庫，散財於公，不要貪物斂財，而應以天下為公，說：“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為心，而不私其心。”德宗採納了他的建議，撤了二庫，將其中的貢物還給了國帑。 

貞元八年，河南、河北、江、淮、荊、襄、陳、許等四十餘州發生嚴重水災，死亡二萬多人，百姓流離失所。陸贄急急面呈德宗，要求朝廷立即賑災。但德宗以“聞所損殊少，即擬優恤，恐長奸欺”，不肯賑恤。陸贄立即寫了《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上奏，詳細列舉災情，並寫道：人君之道，當一心為民。雖居於九重深宮之中，憂慮的應是天下貧困百姓。如今水災泛濫，延綿數十州。如懷疑謊報災情，也應當遣使巡視核查，焉能置之不理？ 

陸贄倡導仁政。強調人君治國在於“明其德威”，而“致理之體”則應“先德後刑”。他主張約法省禁，反對密網嚴刑，認為法禁繁雜、科條嚴峻，會使“吏不堪命，人無聊生”；要做到“止塞絕訛”，就必須“削去苛刻”、“務於利人”。他主張信賞必罰，反對輕爵褻刑。認為行賞要“先卑遠而後貴近”；行罰要“先貴近而後卑遠”。如果“非功而獲爵”，則是“輕爵”；“非罪而肆刑”，則是“褻刑”，這是導致國家衰亂的重要原因。陸贄重視整頓刑獄，朝廷派大臣到各地檢查工作，他提出把刑獄作為考核重點之一，檢查文書案卷的內容以考核聽訟是否公正；檢查監獄囚禁的盈虛以考核辦案是否及時。要明辨是非，反對枉直不分，認為凡有舉報，都應詳細審察，弄清情實。此外，他在論罪量刑方面提出了據法原情、寬平執法、罪疑惟輕、脅從不問、鼓勵改造自新等主張。 

他為官清廉，從不收受任何饋贈。他的母親去世，在三年的丁憂期間，各地藩鎮都紛紛贈送厚禮，數量達幾百份，可他一份未收。平日與官員們交往，總是一塵不染，如水之清淡。德宗知道後對他說：“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概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傷。”意思是說他過於清慎廉潔，可以不收受貴重物品，但接受些小禮物也是可以的。德宗此話卻引出了陸贄兩千多字的奏章，說明天子不該勸宰臣納賄。陸贄說，公卿大臣之間的交往，難道一定要靠財物的贈送，才能說關係好？如果長此以往，國將不國，“利於小者必害於大，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及，必及金璧。”進一步指出“傷風害禮，莫甚於私；暴物殘人，莫大於賂”。他這篇義正詞嚴的宏論，使德宗無話可說。 

裴延齡是一個擅長阿諛逢迎、弄虛作假的小人，德宗卻認為他善解人意，任其為戶部尚書，掌握着國庫的錢糧開支大權。裴延齡結黨營私，千方百計投皇帝所好，巧立名目，盤剝百姓，將利用各種手段敲剝取盈的錢藏在另一個庫中，專供皇帝揮霍。滿朝文武敢怒不敢言，而陸贄卻“獨身當之”，上書《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論裴延齡奸蠹書》，列舉了裴延齡詐偽亂邦的七大罪狀。後多次上書參奏裴延齡的罪行，因直諫被貶為忠州別駕。 

陸贄謫居僻地，仍心念黎民，因當地氣候惡劣，疾疫流行，遂編錄《陸氏集驗方》五十卷，供人們治病使用。他先後向皇帝寫了近百條奏疏，體恤民生。他寫了近萬字的奏議《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力勸德宗愛護百姓，輕徭薄賦，反對橫徵暴斂。認為上至君王，下至士人其職責在於“志於道”和“喻於義”，“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源自《新唐書》《舊唐書》《資治通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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