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要成為哲學家的人，首先必須是一個斯賓諾莎主義者。”——黑格爾

獨立﹑平等的人格是近代社會中最重要的概念——人權——的哲學基礎，我們很難判定由上帝來管理人格，還是堅持人格不可轉讓這兩者的道德熟優熟劣，但我們斷然拒絕把人格交由異己(他人、政黨、國家等)來支配。人權、以及基於人權而產生的自由的個體、民主的組織形態是近代社會發展的必然歸結。斯賓諾莎本人的哲學貢獻並不是最偉大的，有不少人超越了他。但他以自己的人生實踐着自己的哲學，教會出高價收買他表達其思想的自由被他斷然拒絕，二十四歲被逐出教門的斯賓諾莎靠研磨透鏡度過了生命的另一半歲月。羅素說：“在哲學史上，達到斯賓諾莎的成就是不容易的，要達到斯賓諾莎的人格是不可能的。”

所謂民主，只不過是適應現代大規模組織形態的一種方式，是克服大規模組織形態的嚴密、複雜分工帶來的官僚制弊端的一種手段而已。人類興許可以找到更好的方式來適應現代的社會形態，不過現在還沒有發現。民主作為一種手段和方式，只是社會形態的一個附屬現象，可以有不同的表現形式。當然這個附屬現象也很有意義，必須付出生命的代價去爭取，如天安門事件，但人格的獨立卻是永恆普遍的超越時代和地域的實質而不是形式，所以不存在“資產階級人格”與“無產階級人格”這樣的概念。八九中國民運的性質，從這種道德意義上的理解，其價值遠遠超出了政治意義的民主要求。可以把所謂“民運領袖”理解為“政治精英”，但這場運動的實質是以絕食靜坐的學生、阻擋坦克的市民為代表的，社會各階層的參與、支持是基於人格的感召。可惜、可悲的是：幾乎所有“民運領袖”都不具備這方面的共識和素養，根本不具備人格的力量。學生運動中拒絕共產黨內部勢力的“幫助”，從道德的意義上講是絕對正確的，不要指責學生“幼稚”，請問共產黨內部有可以共同合作的“勢力”嗎?沒有!

當然，共產黨的廣大黨員群眾，大多數是有人格的，百萬遊行隊伍中有多少共產黨員啊，民主運動沒有必要提“打倒共產黨”的口號(也不現實)。但所謂“改革派”的“體制內官僚”以及那些想沿着此階梯往上爬的“精英”，雖然其出身背景、經歷使他們想往“民主”，因為“民主”可以使他們從鄧小平那裡多乞得一些權力和利益。其人格卻絲毫沒有與共產黨特權階層的有不同之處。

我印象中的“改革派”是這樣的：在擁擠的火車上“無意”露出國務院體改委介紹信的有為青年；神秘地透露出“我與陳一咨就中國的前途進行了徹夜長談”——我其時並不知道陳一咨是何許人也、他對中國前途有何高見，值得如此自豪；“嚴家其請我回國去主持一個新開的研究所”——嚴家其的人格如何我一無所知，翻過其“文革十年史”，雖有新意，遠不能與馬基雅維里的開近代史學先河的《佛羅倫薩史》相比；在運動高潮好不容易“捨身投入民運”，又非要當“領袖”不可，自己一旦成名就暗中開始安排後路……這些人大概就是人們所指的“新權威主義者”吧!與隻身擋坦克的王維林那樣的千千萬萬的“芸芸眾生”學生、市民相比，他們的人格連糞土都不如!

所謂“體制內改革”與“體制外改革”之爭純粹是無聊的文字遊戲。從人格上看，從中共總書記、共產黨的大學副校長、普通平民，到右派、“反革命”，這些人之間沒有任何人格上的高低之分，各人以自己的地位、方式在推動民主化過程。

更進一步說，中華民族沒有這些個人照樣要進步，而他們沒有通過為民族的獻身，就沒有存在的價值。而宣稱“繼承八九民運精神”的組織和個人是如何認識八九民運精神的呢?如果說民陣章程上列出“派別公開化”是共認的、無可奈何的社會組織形態的前提的話，那麼實際的運作可以說充分利用了“民主”能夠提供的遮醜布。孫中山先生曾經要求國民黨員，共產黨在初期也要求其成員，要有高於普通國民的人格和獻身精神。所有從事民主運動的人，都應該捫心反省，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就沒有必要打着“民主運動”的招牌。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成立，遠比今天的民主運動要崇高得多，而今天我們之所以站出來反對共產黨的獨裁﹑主要是因為獨裁必然﹑而且已經帶來社會的腐敗﹑人格道德的低下。如果任何一種不同於民主的方式可以減少避免腐敗的話，我們就沒有興趣為民主奮鬥了。如果我們自身沒有起碼的獻身精神，也就沒有必要再重複歷史的悲劇了。

中國的近代史有最輝煌的記錄：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成立，反侵略鬥爭的第一次民族勝利，萬眾擁戴的共產主義的勝利，鄧小平先生文革後剛出山時帶給人民的期望。但我們今天終於意識到：在這個日新月異發展的時代，中國又回到了一百多年前的老路上去了，以“兩個基本點”(“改革﹑開放”與“四項基本原則”的雜交)又開始了新的“洋務運動”。這種停滯的根本就在於整個民族的獨立人格意識沒有確立起來。立志作“當代孔孟”的馮友蘭老先生晚年所言“我是如何由尊孔到反孔的”、“毛澤東思想是當代中國哲學的頂峰”的立場，就是這樣的例子。

盧梭曾經對“公意”與“眾意”進行過區分，公意是指代表整個社會利益的意志，但不一定是多數，如“政治現代化”就是公意；眾意是指“多數可決原則”表達出來的意志，其形式從美國的總統選舉到台灣國民黨的“全體起立”推舉候選人的方式，各有不同。中國由於沒有個人的獨立人格的基礎，談不上“公意”的形式。所以雖然每一個中國人，與外國人單獨相比有時在智力上也占上風，卻逃不脫整個文明的衰落命運。可悲的是民主運動也一直停留在“眾意”層次的運作上(雖然還遠遠沒有達到歐美的議會民主的水平)，糾纏在人際關係、行動方式等的問題上。民主運動的目標就是把公意轉化成眾意。如果沒有獨立人格意識的形成，民主運動只會重複國民黨、共產黨的歷史：以道德的感召而成長，以道德的腐敗而潰退，民運組織變成為自身集團利益、為上層人物謀私的機構。八九中國民運的精神是民族再興的道德意識的覺醒和復甦，它再次呼喚中華民族的獨立人格意識的形成來迎接近代社會文明發展的挑戰，為此，我要大聲疾呼：

每一個從事民主運動的人，首先必須是一個斯賓諾莎主義者!

[首次發表於東京《民主中國》月刊1990年7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