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真的很了不起，幾代的家庭教化和社會教育才能培養出這種品行（例如楊絳、錢鍾書夫人）。毛就是“毒化”中國文化的，歷次運動都是挖掘和鼓勵人性最陰暗、最骯髒的角落，把中國的社會道德搞成現在這樣情況的根源就在這裡，我們不能採取歷史虛無主義態度來歌頌過去的罪惡歷史。

這個老太太真的是金枝玉葉

昨晚，老公在計劃夏天的出遊。我就坐在他對面的沙發上看書。一方面是陪着他，遇到有什麼要和我商榷的，也方便交流。另一方面，我完全沉浸在一個叫“戴西”的老太太的傳奇一生里。

老上海人都知道位於南京東路和浙江中路交叉口——最初的“永安公司”。49年後改名“中百十店”，現在又叫“華聯商廈”。

“永安”的老闆姓郭，戴西是郭家的四小姐。

1909年，戴西生於悉尼。6歲那年，父親應孫中山的邀請，來到上海開辦當時最新潮的百貨公司：永安公司。戴西隨父母舉家遷回上海落戶。

她的一生堪稱傳奇。父親是上海灘上最大的百貨商之一。生活對於她，就像陽光下蔚藍廣闊的大海一樣璀璨晶瑩。她從小習慣於華美的生活，可也從不將這種生活視為生命。她從中西女塾畢業後，退掉了她不愛的同是世家子弟的婚約，去燕京讀書。之後嫁給了一個自己喜歡的清華的學生。雖然他沒什麼錢，也不大會掙錢，但是她覺得他有“fun”。“fun”這個詞她說了一輩子。即便在漫長的不堪回首的日子裡，她也總能找到自己遭遇里的“fun”，再告訴獨自在家對母親牽腸掛肚的兒子，而兒子總是透過那些媽媽驕傲的“fun”，才知道她遇到過什麼。

讀她的故事，讓我心潮難以平息的，並不是她49年以後的那些遭遇。像她這樣背景的女人，49年以後會面臨什麼樣的生活，我想也能夠想象得出來。我感動的是她一生都堅持的驕傲和精神。

年輕時，因為追求對生活的趣味而選擇了丈夫。在丈夫落魄失業時，她一樣能驕傲地揚起下巴出去工作。她無視別人的譏笑，為自己不要靠人生活而光榮。在丈夫花心失忠的時候，她既不歇斯底里的發作，也不滿腔悲憤的控訴，只是安靜地把他找回家。50年代丈夫死於上海看守所，她被通知去停屍房認屍。望着面貌全非，變得“就像是一隻插在筷子上的蘋果”的丈夫，她靠的是摸他的手才能感覺那是不是自己熟悉的手。丈夫留在監獄的遺物，她絲毫不避諱全部帶回了家，他用過的洋鐵缸子，她又接着用了許多年。在丈夫的骨灰回家來的時候，她伏在那個骨灰盒上，哭着說了一句：“活得長短沒有什麼，只是浪費了你三年的生命啊。”

戴西在她自己後來的回憶錄里基本不多說她的丈夫，也不跟孩子們評論他們的父親。可是，讀到戴西伏在丈夫的骨灰盒上哭着說的那句話，我相信她是那個最懂他最體貼他甚至依然最欣賞他的人。

這是一種怎樣的自尊。她維護自己選擇過的東西。不因為它們沒有給她帶來臆想中的快樂和幸福就否定它們。她欣賞自己追求過的意趣，也不以自己的獲得來衡量別人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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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公司老闆的女兒戴西（郭婉瑩）

50年代以後，一次次的運動，戴西從一個錦衣玉食有房有車的富家女，被剝離到住進7平米的亭子間，每月只有24元的工資。“晴天時，有陽光會從屋頂的破洞裡射進來。而有北方寒流到來的早上，她醒來時，常常發現自己的臉上結着冰霜。”而每月24元的收入里，她要為兒子的大學生活費每月交納15元，再扣去每月3元的交通月票費，她實際的生活費只剩下6元。她不吃早飯，在食堂吃最便宜的午餐。晚餐就是8分錢一碗的陽春麵。

這麼艱難的生活，90年代戴西提起時，“她輕輕地吸了一下鼻子，好像在回憶一朵最香的玫瑰一樣，她說：它曾那麼香，那些綠色的小蔥漂浮在清湯上，熱乎乎的一大碗。我總是全部吃光了，再坐一會兒，店堂里在冬天很暖和。然後再回到我的小屋子裡去。”

1963年，她被送到青浦鄉下的勞改地接受改造。她住的是原來的鴨棚。這段生活，她在自己的回憶錄里這樣寫道：

“先把稻草鋪在爛泥地上，然後，我們把鋪蓋鋪在稻草上。到了早上，身下的東西全都濕了，我們不得不把它們統統拿到外面去曬。當時，我們八個女人住一個小棚子，擠得連翻身也不能，晚上一翻身，就把旁邊的人吵醒了。我們的鄉下廁所靠近一條小溪流。剛去的時候，我問別人到哪裡去拿水刷牙洗臉，他們告訴我像村裡的人一樣，到溪流那裡去取水用。我拿着牙具到河岸上，我看到人們在河邊上洗衣服，有人在那裡洗菜，讓我大吃一驚的是，還有人在上游洗着他們的木頭馬桶！所以在開始的三天，我沒有刷牙洗臉。後來有人告訴我，我們每天喝的水也是從那條河裡打上來的，不過放了一些明礬在裡面消毒。”

從前她是一個大百貨商的四小姐，她的生活是優渥的。可是，有一天，當生活奪走了她擁有過的一切，在貧民窟的煤球爐上，她還可以用鐵絲在煤火上烤出恰到火候的金黃的土司麵包來，她也可以用被煤煙熏得烏黑的鋁鍋蒸出彼得堡風味的蛋糕來，雖然沒有烤得那麼香。

她被改造得十足就是一個布衣女。她甚至比一般的布衣女經歷了更多艱難可怕困苦的事。但最終當她端正地坐在桌前，文雅地喝着紅茶，雪白的捲髮上散發着洗髮液的沁香，她所表現出來的教養里，依然有一種芳香的、精緻的、對生活微小而純正的堅持。

文革中，戴西又被送去崇明接受改造。她所在的資本家連隊裡沒有女資本家，所以，她和同樣在那兒接受改造的下放女幹部們住在一起。同樣都是來接受改造的，那些女幹部們依然覺得她們可以凌駕於戴西之上。

“清洗馬桶還是我每天的功課。我們屋子裡住了七個人，所以，她們每天出一個人幫我一起把沉重的馬桶抬到糞池邊上去，這就是她們做的。然後，我要倒馬桶，把它搬到河邊上洗乾淨，然後把馬桶搬回宿捨去。馬桶很大，又沒有把手，所以你能想象到我一個人搬它有多困難。有一次，幾個農場的年輕人批評女幹部們，說她們讓我一個人做這樣的事是不對的。但照女幹部們的意思，就是要我這樣做，才能改造好。那些年輕人說：‘我們覺得她們也需要這樣做，來改造好她們自己。’我什麼也沒說。除了干所有要我干的農活以外，不光倒馬桶，每天早上沖滿宿舍里所有的熱水瓶也是我的事。有一天我不小心滑倒了，打碎了她們的一個熱水瓶。我不得不去買兩個熱水瓶膽來賠給她們，就像她們要求我做的一樣。這對一個月只有六元錢的我來說，真的是大支出了。”

那些女幹部們，或許都算是有崇高信仰，有遠大抱負的共產黨員。在四清時，她們大概也曾是工作組的一員，而參與過對他人的批鬥。在她們自己也成為運動對象時，她們人性的醜陋在艱難和苦楚里依然一展無疑。而戴西，沒有什麼信仰，也說不出什麼大理論，她只不過就是個有知識的家庭婦女，但是，她也可以非常堅韌。在她要面對的不僅是女幹部的欺壓，還有同是資本家之間的侵軋和出賣時，她絕不為了立功贖罪，而去揭發傷害難友。她保護的不僅是自己的自尊，還有自己的清白。

戴西在她的回憶錄里講到一個同事因為戴西的課講得比他的生動，更受學生的歡迎，無形中便得罪了那個同事。當運動到來的時候，一些小事，便被同行的私心而演繹成電影裡才有的栩栩如生的大事。那些慷慨激昂的說教後面，其實有着多少不可告人的私慾。人的妒嫉心除了同行，還可以是出於對那種自己嚮往卻又不能擁有的生活的怨憤。他們利用政治運動的堂而皇之，其實只是為了排泄自己的私憤。而這些正是一次次群眾運動的極大動力。所以我始終覺得文革中那些慘絕人寰的虐行，也正說明了人性的醜惡。無論是為了自保而攻擊運動中的對象，還是出於落井下石的快感享受，或為了一報以前無法滿足的私仇，如果歷史今天要諒解他們，我實在是覺得玷污了德行的尺度。

曾經有英國BBC記者來採訪戴西。當他們問戴西每月可以拿到多少退休金時，戴西問他們知不知道中國人日常的消費指數，他們說不知道。於是戴西拒絕告訴他們。事後戴西解釋說，要是她說謊，她就侮辱了自己的德行，而要是她如實回答，那英國人會非常吃驚。“我不想把自己吃過的苦展覽給外國人看，他們其實也是看不懂的。他們是想把我表現得越可憐越好，這樣才讓他們自己覺得自己生活得十全十美。”

她在美國遇到肯尼迪總統的遺孀傑奎琳，被問起她勞改的情況時，戴西優雅地直着背和脖子說：“勞動有利於我保持體型，不在那時急劇發胖。”

寫到這裡我不僅要說，一個人的品質是不是就在青少年時練就養成的。而且，“相對於成長過程中苦難貧窮的日子，富裕而明亮的生活，才是鑄就一個人純淨光明堅韌品質的最好養料。”我們能說，戴西的品質，和當年窗明几淨的中西女塾的影響一點沒有關係嗎？

戴西和她唯一當年也留在了上海的二姐，遺囑里都表示將遺體無償捐獻給上海的紅十字會並且不留骨灰。志願書上寫着：“我志願將自己的遺體無條件地奉獻給醫學科學事業，為祖國醫學教育和提高疾病防治的水平，貢獻自己最後一份力量。”

她們在文件上籤下了自己的名字，但不等於就是真正認同那上面的意思。想想吧，自己家族的墓地在文革中全部被搗毀，父母的銅棺被撬開，棺木和骨殖不知去向，墓碑和用大石頭砌起來的墓園都被敲掉，丈夫的骨灰盒從此也下落不明。

在她的心裡，不能和自己的父母親人安息在一起，哪裡還有她的歸處？

在戴西的告別儀式上，有一幅輓聯如實的表達了戴西的品質：

有忍有仁，大家閨秀猶在；花開花落，金枝玉葉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