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北大文革舊事

（此文成於二十年前，被《華夏文摘》刪節收錄在《網上文革博物館》）

寫完這個題目後，我必須馬上聲明，我不是北大同仁，與北大也沒有任何工作或個人關係。我不是不想沾這個光，而是實在沒這個緣份，我沒在北大讀過一天書，聽過一堂課。唯一在北大受過教育的機會是在１９６７年五月底，紀念“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發表一周年時，在北大大飯廳東牆上看過用金紙複製的聶元梓的大字報。現在很多以作為北大同仁而自豪的專家學者，當時也曾為這張大字報實實在在地驕傲過好幾年。當然，這張大字報也曾製造了大批冤案，把一大批北大師生迫害的家破人亡。文革前的北大，可以說是學派林立，名家薈萃。文革開始後，竟被稱為“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多少名聞中外的學者教授不是被“抓王八”的北大學生毒打至死，就是寧死不受辱，以死抗爭。也許我久居海外，孤陋寡聞，除了季羨林老先生一篇“北大的監獄”外，我沒看見過一篇關於文革期間北大的文章。以聶元梓為首的“新北大公社”，號稱有五千之眾，北大的酷刑逼供，致死人命的冤假錯案，十有八九出自他們之手，這些“響噹噹，硬梆梆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今天都到哪裡去了？

我要寫的，是１９６８年我被抓進北大的見聞。讀者也許會奇怪，北大不是專政部門，我“一不是響馬與賊寇，二不是歹人把城偷”，於北大無怨無仇，怎麼會被抓進北大？這還要從北大的文革歷史談起。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正式打響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炮，作者北京大學的聶元梓一夜之間成為全國盡人皆知的文革英雄。壓對了寶的聶老太欣喜若狂，企圖趁熱打鐵，借北大這塊中外聞名的金字招牌為自己樹碑立傳，名揚千古。這位“通天人物”趁毛澤東在天安門檢閱紅衛兵時，請毛為北大提詞。毛澤東不忘聶元梓立的文革頭功，親筆手書“新北大”。領到了“聖諭”後，聶老太驕橫有加，一心想在北大建立自己的獨立王國。在剷平山頭林立的群眾組織後，成立了“新北大公社”，自任一把手，奪了北大黨委和校長的權，一統北大天下，人稱北大的“老佛爺”，“太上皇”。這位“老佛爺”一心想做慈僖太后第二，在北大一手遮天，專制獨裁，引起不少師生的不滿，以致反對勢力日益壯大，最終成立了對立派“井崗山兵團”。

聶元梓當然不能容忍向她在北大絕對權威的挑戰的行為，動則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威脅對方。要不就搬出江青和中央文革壓人。然而，越來越多的人經過觀察和思考，認清了聶元梓的野心和水平，這種威脅和恐嚇已經起不了什麼作用了。但是反對派師生絕對沒想到，一個欲置他們於死地的罪惡陰謀正在策劃之中。據當時“新北大公社”散發的宣傳材料聲稱，“新北大公社”成員大都是“根正苗紅，三輩貧農”出身的“天生無產階級左派”，而“井崗山兵團”多出身於“地富反壞右”，和反動知識份子家庭，革命階級就是要用武力鎮壓反革命餘孽。實際情況是，很多有正義感的工農子弟由於不滿聶元梓的道行逆施而加入“井崗山兵團”。“新北大公社”中的保聶派多是那些昧着良心賣身投靠以撈取政治資本的投機小人。三十多年之後，在１９９８年北大百年校慶時，井崗山派的北大校友仍拒絕與當年“新北大公社”成員合影留念。

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８號後半夜，拿到“老佛爺”手諭的“新北大公社”武鬥隊向睡夢中的井崗山一派的師生發起突然襲擊，甚至連女宿舍樓都未能倖免。很多人僅穿着內衣褲逃出宿舍，個人多年的積蓄喪失殆盡。這些出身不好的學生家庭都比較富裕，個人財產值錢東西不少，那些貧僱農後代平時看的就眼紅眼綠的，逮住這個機會就跟土匪進了村一樣，立刻瘋搶一空。和他們的老爹當年土改分浮財一樣，狠狠撈了一票。我哥哥是0562的，他的小提琴就被這幫人抄走了。

“井崗山兵團”師生被迫奮起還擊，保住了２８，３６　等６座宿舍樓，打退了武鬥隊的輪番進攻，使聶元梓把“井崗山兵團”趕出校園的陰謀未能得逞。在這之前，北京高校兩派還只是在觀點立場上互相攻擊，頂多是辯論激烈時相互推打幾下，從未出現過動用刀槍的大規模武鬥。北大３，２８武鬥開北京高校武鬥之先河，從此以後，各大學武鬥迅速升級，清華，北外，京工，人大等校都出現了以武力把對立派趕出校區的現象，同窗之誼竟成為兵戎相見的生死仇敵。武鬥中殺死對方學生的事件已不再是新聞了。武鬥殺人，北大又一次走在北京高校的前面。

井崗山一派占據的六座樓只有３７齋（文革後改稱樓）緊靠馬路，校園圍牆已被３，２８晚上奪路而逃的學生推倒，是唯一進出校園的通道。然而，各樓之間的通行被新北大武鬥隊封鎖，他們用整條自行車內胎做的大彈弓襲擊行人，很多人被打得頭破血流。井崗山派把學生宿舍的雙層床排列起來，形成一條封閉走廊，方保證了樓間的行人安全。“老佛爺”聶元梓一心要置反對派於死地而後快，一計不成，又企圖以停水斷電將“井崗山兵團”逼出北大。３，２８　以後，絕大多數井崗山一派的師生因無家可歸而離開北大，只有那些決心與聶元梓拼個魚死網破的中堅份子留了下來。他們無路可退，只能背水一戰。為了生存，他們試圖從馬路邊高壓電網接電入３７樓時，雙方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武鬥。“新北大公社”武鬥隊一色兒的礦工頭盔，鐵網面罩，薄鋼板盔甲，兩米長的無縫鋼管扎槍，列隊出戰時，威風不減當年古羅馬武士。反觀井崗山隊伍，頭帶白柳條帽，甚至棉帽子外面套個硬紙盒，手持七長八短的水管做的扎槍，盔甲則是用布縫在一起的幾層洋鐵皮，五花八門，無奇不有，有如當年丐邦聚會，連他們自己看了都覺好笑。然而，就這麼幾百人，被數千人封鎖圍困，停水斷電，絕糧斷炊，居然寸土未失，堅守達四個月之久，直到七月底８３４１軍宣隊進校。中國兵法中哀兵必勝的用兵之道，在北大武鬥中再次得到驗證。至於軍宣隊秉承上諭支持聶老太，繼續迫害井崗山派則是後話。一位我認識的學生，長得象電影〈停戰以後〉里香河縣長班長蘆，外號老班。堅守37樓四個月始終樂觀自信，但後來竟被軍宣隊逼瘋，跳樓而死。還有一個學生被迫害得無路可走而自殺。他躺在上層床上，把電燈里的兩根電線綁在兩隻手腕上去拉電燈開關。沒想到電流通過他的身體時，肌肉突然收縮，身體從床上摔了下來，拉斷電線，才免於一死。

從西直門到頤和園的３２路公共汽車經過北大南大門和３７齋，當時的３２路是一輛ＳＫＯＤＡ大客車帶一輛拖車。“新北大公社”武鬥隊強迫３２路車停駛，摘下拖車推着前進，全副武裝的武鬥隊在拖車的掩護下向３７齋逼近。可能是因為用力不均，拖車突然就地轉圈，藏在車後的武鬥隊一下暴露在對方的大彈弓射程內。被一陣彈雨打得東躲西藏。此時，守樓學生把黃豆撒在馬路上，武鬥隊一個個滑得人仰馬翻，狼狽不堪。“丐邦”們乘勝出擊，喊聲震天，勇不可檔，一鼓作氣把“老佛爺”裝備精良的“御林軍”趕了回去。兩個物理系學生趁機把路邊一萬一千伏高壓線與樓內早已準備好的變壓器及配電設備聯接起來，恢復了供電。這以後，“新北大公社”多次組織武力強攻井崗山派駐守的地盤，均無功而還。最後，他們採取了“封鎖３７樓出口的策略。企圖以斷絕糧食給養，困死餓死對立派樓里的師生。他們日夜監視３７樓出口，不許一人進出，抓捕所有出樓人員。我就是這時被抓進北大的。

我有一個高中同學原來住３０樓，３，２８夜晚，在睡夢中被同寢室新北大派用扎槍趕了出去，連外衣都沒來的及穿。這以後他只好住到３７樓。為了不被趕出校園，他不得不為自己的生存權而加入保衛３７樓的行列。因為我所在的大學兩派也在武鬥，我在校無事可做，就到處收揀別人丟棄的武鬥用品，如漆柳條帽的油漆，做面罩的鐵網，破自行車內胎送到３６樓裝備“丐邦”。有一天，我一大早就把收集到的物品送到北大，然後就和熟人聊天兒。沒多久，“新北大廣播台”的高音喇叭就宣讀了“封鎖３７樓狗洞通令”，理由是要捉拿“刺殺聶元梓兇手樊能廷”。

文革時期，無論是定罪名，還是兩派互相攻擊，上綱上線的誇張程度，比起李白詩中的“白髮三千丈”也毫不遜色。在拉圾堆上燒兩封信能說成“企圖燒毀大樓”，打架流了鼻血叫“血洗”，改錐是“兇器”。樊能廷是南京人，化學系６３級學生，天生的樂天派，一開口則笑語連珠，令人捧腹。３，２８武鬥開始後，他被從３０樓里趕出來，也住在３７樓。一日聶元梓以校領導身份到３７樓訓話，樊能廷正在維修通電線路，聽說老佛爺駕到，拿着改錐就跑去看熱鬧。當時聶元梓被人團團圍住，樊能廷也湊上去起鬨。一邊嚷嚷，一邊無意地揮舞手中的改錐。看到明晃晃的改錐，聶老太的保鏢腦子裡階級鬥爭這根弦立刻繃緊了，認定是階級敵人要行刺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立刻發出通令，“捉拿刺殺聶元梓兇手樊能廷”。當時樊就住在３７樓，仍然與平時一樣，樂呵呵地說笑話。但我知道，他心裡未必像他表面那麼平靜。有一個叫劉偉的北大地質地理系６１級學生，身強力壯，是個運動員。一次在校外馬路上被新北大派捉去，嚴刑拷打，竟被用鋼鞭鐵棒活活打死。他的同學為他辦了一個遺物展覽。我看的時候忍不住掉下了眼淚。樊能廷當然知道，如果他一但落到這幫殺人狂手裡，是很難活着出來的。“新北大公社”中“紅五類”的心黑手恨，早在批鬥“反動學術權威”時就已名揚北京高校。他們批鬥時不僅‘觸及靈魂’，而且‘觸及皮肉’，甚至‘製造冤魂’。那些老教授臨死都不明白，為什麼幾個月前還坐在教室里聽他講課的莘莘學子，用鋼鞭木棒把他們往死里打時竟毫不手軟。雖然我與樊能廷僅有一面之交，但出於對他命運的擔憂，三十多年來一直記得他的名字和他當“刺客”的經歷。

３７樓位於北大南校門和海淀校門之間，馬路對面是居民的院牆，無法穿行。行人必須經過這兩個校門前才能離開。我在眾目睽睽之下，離開３７樓出口，向海淀方向走去。當我走近３２路車海淀站時，一輛公共汽車正好進站。兩個彪形大漢以為我要上車，從路旁一下衝到車門口。然而，我卻從他們身邊走了過去。他倆看見自己的身份已經暴露，就不再假裝過路行人，公開尾隨而來。走到海淀校門對面的時候，二人突然撲向我，一人抓我一條胳膊，把我倒剪雙臂一手卡着我的脖子，好像“走資派”挨斗時坐飛機的姿勢，押進全國第一流學府－北大校園。過馬路時，一個胖大和尚般的武鬥隊員（我敢肯定他是學生食堂的大師傅），哆嗦着一身肥肉跑來接應，以防有人來把我搶走。其實這完全是多此一舉，井崗山的人早知道我會被抓，但我是外校人，不會把我怎麼樣。此時他們都在窗前觀察我如何被抓，以便總結出反封鎖的策略和辦法，哪裡會跑來救我。

我被押進海淀校門後，來到４０樓前的一片空地，兩名“捕頭”把我交給一個戴頭盔面罩，手持長槍的武士。此人兩腿叉開，面孔上揚，極力想擺出一付威風神氣的派頭好給我個下馬威。可惜的是他手中的長矛說明他只是個打前陣的馬前卒。我告訴他我是外校來找人的，他厲聲問我是否知道封鎖３６樓的通令，我說進了樓才聽見，我還要回去吃午飯，他看我不象什麼重要人物，就把我交給一個職工模樣的中年婦女去審訊。她要我詳細說明去３６樓找誰，看見什麼人。她還打電話到我所在大學核實我的身份。確認我不是井崗山派的人後，才讓我走，但警告我不得再來。我環視周圍，大約有幾百人在待命行動。可以看出，這是一場武鬥是早有計劃準備的行動。院裡人雖多，但分工明確，各司其職，組織工作周到細緻。雖然各路人馬進進出出，但並不混亂。北大素以文科見長，沒想到還培養出精通武鬥的匪徒。

有一天晚上，我從３７樓出來，騎車朝中關村方向駛去。路過３４樓時，有人向我扔磚頭。我氣不過，調轉車頭返回３４樓下的小門和他們論理。他們沒想到我會如此大膽，一下竟沒有反應過來。當看清我只有一個人時，這四五個人一齊撲了過來，拳打腳踢。有一個人還脫下西北山溝里那種手工衲底的老山槓子鞋，披頭蓋臉地打來。我一面用自行車招架抵擋，一面高喊，你們不問問什麼人就動手，還講不講理，叫你們的頭頭來說話。其中一人聽我話中有話，叫他們停手，詢問我是什麼人。我說是來找同學的，並反問他，你在外校有沒有同學同鄉，如果你去外校找人，被人不問青紅皂白打一頓，你什麼感覺。他有些不好意思，說現在正在武鬥，一個個都火氣挺大的。別人挨了磚頭跑還來不及呢，你到返回來了。天又黑，我們還以為你是井崗山派來偷襲搗亂的。看來，只要氣候環境變化，最高學府里的大學生，也會變成蠻不講理的打砸搶暴徒，而且都有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為他們的行為辯護。

３，２８以後，有些沒參加任何派的學生依然去學生飯廳去吃飯，沒想到新北大派竟派了武鬥隊把守飯廳，見了非公社派的人就打，不讓吃飯。有兩個學生看見情況不好，扭頭就跑。被武士們追上用扎槍刺穿股動脈，儘管他們哀號求助多時，竟無一人上前，眼睜睜地看着流血過多而死。大學同窗，竟然操戈相見並下毒手殺人，北大是“始做俑者”。從此以後，井崗山派被剝奪了去食堂吃飯的權力，他們只好在樓內架起爐灶，用打爛的桌椅床架燒火，煮些乾切面充飢。自從３７樓出口被封鎖後，糧食運不進來，只能飢一頓飽一頓的將就。那天被抓之前，我看見一個初中生模樣的小姑娘提着一個大旅行袋走進３７樓，打開後裡面是滿滿一袋切面。原來是一個學生的妹妹專程從廣州趕來幫助姐姐渡難關。

８３４１部隊進駐北大“支左”後，總算解了井崗山派的圍。學生在３７樓出口搭了一座牌樓，兩邊的對聯是毛澤東手書的兩句話：井崗山的同志們，將革命進行到底。武鬥期間曾在校內住過的井崗山派學生紛紛在門樓前攝影留念。我也湊熱鬧拍了一張手持語錄的照片，而且保留至今。現在看起來，那付神氣樣實在是愚的可笑，但當時確實是很認真的。前兩年回國探親，去頤和園回來路上經過北大，我特意在海淀下車，走到中關村。從海淀校門到南校門中間的宮廷園林般的的石砌圍牆都已變成商店鋪面，當年的“狗洞”早已蹤跡全無了。唯有３７樓三樓一個窗下還依稀可見用磚修補過的痕跡，那是為了接變壓器拆的缺口。除了武鬥時在３７樓住過的幾十個學生，沒有人會知道為什麼這面窗下有修補過的痕跡。回想當年在這裡的經歷，我面對３７樓佇立良久。不過三十多年，北大紅衛兵的殘忍，老教授的慘死，武鬥的瘋狂早已被歲月沖洗得乾乾淨淨。校門口進進出出的師生，有誰知道這裡曾發生過的武鬥和北大的文革冤魂呢。我們這一代已經成為歷史了，又有誰想得到當年進出這個校門的竟是頂盔帶甲，手持長槍的武鬥隊。再過三十年，這些匆匆忙忙進出的年輕人也會成為歷史，被後人忘卻的，他們今天會想到這一點嗎。

１９８９年有篇文章說，北京大學的威望是“五，四”運動建立起來的，象有某種遺傳基因似的，七十年來，北大始終走在學生運動的前面。還有一位北大名人斷言，如果中國所有的女人都是娼妓，所有的男人都是嫖客，剩下的一對羅米歐與朱莉葉十有八九在北大。前一篇文章說，在社會進步的潮流中，北大始終走在前面。後一篇文章暗示，當社會墮落時，北大永遠落在後面。這麼一說，北大簡直成了一方聖土了。成了寧國府門前那兩個石獅子。其實魯迅先生對此早有評價。他說：“教育界的稱為清高，本是粉飾之談，其實和別的什麼界都一樣，人的氣質不大容易改變，進幾年大學是無甚效力的。－－－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壞，體內的一部份決不能獨保健康一樣，教育界也不會在這樣的民國里特別清高的。”丙辰清明詩抄里有這麼兩句話：“北大不大中國大，清華不清人民清”。“兩個校，一張報，幾個小丑嗷嗷叫”，這就是他們在中國人民心中的形象。

文革十年，是中國歷史上最醜惡，最黑暗的時代。（當然，對某些人來說，是‘陽光燦爛的日子’）在這場運動中，北大不僅沒落後，反而處處走在前面。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發動北京高校第一次開殺戒的武鬥，第一批“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舊大學”的工農兵學員。我知道，文革是北大一塊難以啟齒的瘡疤，是北大歷史上違莫如深的禁區，一直為北大同人所迴避。不少當年新北大公社的武鬥干將，因保“老佛爺”有功而留校工作。北大化學系0565的一個新北大公社鐵杆，因出身貧農，保聶老太有功，被軍管會御林軍8341部隊留校任教。（65屆總共才上了8個月的課，能教什麼？）最後官升到北大校長，叫周其鳳。這些既得利益者當然不願揭自己的瘡疤。然而，歷史是繞不過去的，後人有權知道北大文革史實。我這篇文章只不過是引玉之磚，希望知內情的北大同人寫出更多文革回憶錄，留給後人。

我寫這篇文章，並非與北大有怨有仇，也不是嫉妒北大的名聲和北大同人的運氣。我只是希望北大在文革中的這一段歷史不要被遺忘。但總有那麼一些人，一聽到逆耳之言，就指言者因個人恩怨或嫉妒所為，因為他們站在自己的立場上以己度人，實在想不出別的原因。1989年，我對某些國內精英的言行提出異意，他們竟說是因為我追過其中的女性被拒絕而在報復。豈不知那時我已在美國了，而且當年我交女朋友時，他們這輩尚在呀呀學語，不是排成隊抓根繩子被托兒所阿姨牽着學走路，就是在山村野地里撒尿撮泥球玩。有了這段經歷，我對這批好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小人格外提防，因而不得不事先作如下聲明以堵住他們造謠的路子。

我個人與北大沒有任何關係，但我祖上在北大史中還是占有一席之地的。我的祖父是北大前身，清朝創辦的京師大學堂學監。被尊為現代北大創始人的蔡元培，馬寅初任北京大校長時，每次校慶都要恭請我們家老爺子在前排就座，雙手抱拳恭稱一聲”前輩”。我想北大同人中，能有此資歷殊榮者，恐怕屈指可數。此外，我叔叔是北大１９５０年圖書館系的畢業生，我哥哥是北大地質地理系１９６７年畢業生。一門三代都有北大同仁的恐怕不多見。我給北大臉上抹黑事小，若因誹謗祖先之嫌而背上不孝子孫的罪名，不僅壞了我一生的忠孝，下次回國時也沒臉到香山萬安公墓給老太爺掃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