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何時起“取代”了正史? |
送交者: 隨風飄吧 2017年10月18日03:42:09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三國演義何時起“取代”了正史? “三國戲”最好寫,也最難寫。 好寫,因為魏蜀吳、曹劉孫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遠比中華5000年文明史上的任何一個時代,更為觀眾熟稔。 難寫,因為固定的世界觀架構、人物關係在人們心中早有一定之規,不變,觀眾厭倦,變,觀眾逆反,進退兩難。 新《三國》中的曹操與司馬懿,看起來是同輩人,老《三國》中魏宗萬也是如此,這是演義的錯覺,其實司馬懿小曹操24歲,只比曹丕大8歲,他和曹丕是同輩人,所以《軍師聯盟》的處理反倒是對的 故此,翻拍經典之如“新”《三國》、功夫大片之如《關雲長》、奇幻改編之如《三國之見龍卸甲》,譽滿天下沒來,謗滿天下倒是做到了。 為什麼? 因為“三國”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奇蹟,沒有之一。 “三國奇蹟”:一生二,二生三 三國歷史的底本,保存在陳壽所著的《三國志》和裴松之《三國志注》之中,另有《後漢書》、《晉書》為輔,這兩本“三國”,前者共有368,039字,後者有322,171字,合起來70萬字不到,百年來多少英雄,盡在其中寥寥數筆。 活生生的人物,曾經有妻有子,有愛有恨,卻化作了故紙堆中的一個個字符。 清初文人魏裔介在《三國問答序》中就曾感慨: 世人鮮有讀三國史者,惟於羅貫中演義得其梗概耳。 400年前的中國人,已經很少去讀真正的三國歷史,而是看《三國演義》了解三國的梗概,這無疑是從歷史的“一”,生發出大眾認知中的“二”。 正如清代文人李漁在《三國志演義序》中所說: 今覽此書之奇,足以使學士讀之而快,委巷不學之人讀之而亦快,英雄豪傑讀之而快,凡夫俗子讀之而亦快。 一本講古的演義,能令雅俗共賞,已經是傳播史上的奇蹟,其後衍生出的無數話本、戲曲,更是把“三國”變成一個符號,一個忠與義,賢與智的化身。 譬如關羽。 新《三國》中的關羽,在歷史上確實是三國公認的勇將,不過也僅此而已 橫死敵手的蜀漢前將軍,身後的哀榮,不過是與諸葛亮、張飛、夏侯霸等十二人同列,被追諡為壯繆侯。 整整500年後,唐上元元年(760年),唐肅宗在追封姜太公為與文宣王孔子齊平的武成王時,關羽才得以入選配享的72將。到宋太祖時,還以關羽曾被敵國所擒為由,將他請出了武廟。 然而,趙匡胤絕對想不到,這個被他厭棄的將軍的事跡,在話本里的生命力比他的王朝還要強大,等到羅貫中正式將這些故事收集整理為《三國志通俗演義》一書之後,這位默默無聞了1100年的漢壽亭侯實現了前所未有的逆襲。 明洪武元年(1368年),另一位太祖皇帝以漢壽亭侯的名義,在南京為關羽單獨立廟,與歷代帝王廟、功臣城隍廟並列,統稱為“十廟”,成為國家祭祀的對象。而關羽屈居末座600年的武廟,則被朱元璋完全廢除。 到明萬曆四十二年(1618年),關羽的封號,已經升格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夫人封九靈懿德武肅英皇后,兒子關平封竭忠王,關興封顯忠王,周倉為威靈惠勇公,又把背負着南宋末帝投海自盡的忠臣陸秀夫和張世傑派給“關帝”做左右丞相,讓精忠報國的岳飛擔任關帝的三界馘魔元帥,初唐的名將尉遲敬德來做佛寺的伽藍。 帝王的加持,只是結果,早在關羽加封帝君之前,明朝的大江南北已經遍布,明嘉靖時文人徐渭在《蜀漢關侯祠記》中敘說了“關侯廟”信仰的鼎盛: 漢前將軍關侯之神,與吾孔子之道並行於天下。然祠孔子者郡縣而已,而侯則居九州之廣,上自都城,下至墟落,雖煙火數家,亦靡不醵金構祠,肖像以臨球馬弓刀,窮其力之所辦。而其醵也,雖婦女兒童,有歡忻踴躍,惟恐或後。 娛樂派生出的神祇壓倒了權力尊崇的聖人,平民的文化淹沒了讀書人的真相,這就是傳統中國的“二”生“三”,“三國”的《演義》重塑了“三國”。 正如1994年老版《三國演義》播出時,央視街采的一位老者,斬釘截鐵地說: 我就相信《三國演義》是歷史,我就不信《三國志》…… “三國影視”:章回體,符號化 國人好懷舊,談三國影視,必然把1994年的老版《三國演義》奉為經典。 殊不知,當年老《三國》播出的時候同樣爭議滔滔。 老《三國》中趙雲在赤壁之戰前後的扮相,各大將都戴帶着“前立”犄角的頭盔 比如赤壁之戰時的劉關張,就被人考證出頭頂日本鎌倉時代(相當於我國宋、元時期)的“大鎧”的前立,身穿日本戰國、江戶時代(相當於我國明、清時期)的陣羽織。至於官渡之戰時曹軍士兵搶奪的“玉米”,更被當時的媒體質疑穿越時空,由明朝末年飛到了漢末。 不過即使是最挑剔的評論者,也不能否認老《三國》從頭到腳對《三國演義》原著的忠實。 然而,最好的名著改編劇真的是最好的“歷史劇”嗎? 清代學者章學誠在《丙辰札記》中說: 惟《三國演義》則七分實事,三分虛構,以致觀者往往為所惑亂。 這個說法,其實太過客氣,《三國演義》以章回體講述,有的一回述一事,有多回鋪陳一事,統共一百多個大故事環節,其中,完全無中生有的有三十多個。 比如桃園結義、獻帝認皇叔、過五關斬六將、古城會、義釋黃漢升、諸葛亮舌戰群儒、借東風、火燒藤甲兵、遺計斬魏延等等。 張冠李戴換故事主角的有十三、四個,比如孫堅斬華雄、劉備殺車胄等事都記在關羽名下。 至於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更是取捨處見功夫,比如魯迅說“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能掐會算,甚至會道術借風、續命,如此種種,與歷史上的形象已經相去十萬八千里。 《三國志》中的諸葛亮是“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無應敵之才”,換句話說,就是一個行政統籌的天才,卻不長於軍事指揮,另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忠貞氣質,為時人、後人所敬仰。 至於周瑜,氣量狹窄的形象可謂深入人心,但歷史上的他,在擔任東吳統帥之後,程普自恃功高年長屢屢凌辱於他,他仍“折節容下,終不與校”,以至於程普羞慚之餘對旁人說: 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註:烈酒),不覺自醉。 試問,哪個更有人味兒? 毫無疑問,如果我們熟讀真實的歷史,會發現歷史上的這些“三國”人物更有人性,也不是一個個白色、黑色、紅色臉譜可以完全歸納的人。 反觀《三國演義》,為什麼能夠給予我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 恰恰在於它的章回體架構展示的一個個獨立的故事,就如傳統戲曲舞台上的折子戲,《古城會》也好,《白門樓》也罷,既可連台成本,也可獨立成折。無論觀眾從何處切入,由於人物早已去掉了所有人性的複雜性,從而錨定了性格的符號,簡化為“忠”、“奸”、“妒”、“智”,可以快速識別角色的位置乃至結局,從而完成一個時間段的心理滿足。 這個格式,就是《三國演義》給所有“三國影視”劃定的圈圈,無論是新《三國》也好,《關雲長》也罷,乃至於李仁港近乎於完全架空背景的《見龍卸甲》,都沒有脫出戲台子的窠臼,一個個石頭縫裡蹦出來的英雄,提着刀槍,為了編劇寫在紙上的意義奮力廝殺。 很不幸,他們不是“人”,當然不可能引起人的共鳴,也正是他們,讓“三國影視”成為了一片寫滿字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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