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館在英國從羅塔俱樂部到文學論壇

1876年，美國小說家亨利·詹姆斯在歐美間經歷20年候鳥般的穿梭生活後，定居倫敦，開始寫作《英國時光》，記錄他的旅居體驗，評述他為之着迷的這個島國的景物和人情。當寫到倫敦印象的時候，他驚訝地發現，在這個國際大都會竟然找不到一家在巴黎、在歐陸城市街頭常見的供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們休憩、交際的咖啡店。事實上，今天訪問英倫的遊客假使有心，也會察覺，喝咖啡的地方雖有，壟斷市面的基本上是意式咖啡店（如Costa）或美式咖啡館（如星巴克），都是根源於外國的20世紀時髦產品。體現英國本土口味和歷史文化風情的品牌難覓蹤跡。

　　然而，200多年前，英國曾有過一段由咖啡和咖啡館文化所主導的歷史，見證過世界上最壯觀的咖啡館社交景觀。

　　爬梳英國文獻，散文家培根的《生與死的歷史》（1623年）一書提供了較早有關咖啡的記述：“土耳其人使用一種名為‘咖啡’的草本植物，——將其曬乾，碾成粉末，用熱水沖服。他們確信咖啡能大大提升勇氣、增強才智。”此處傳播海外奇談的口吻，說明培根只是聽說過，還沒有喝過咖啡。1755年，約翰遜博士的英語詞典編成，一系列英語詞彙如咖啡、咖啡館、咖啡侍應生赫然在列，茲證明咖啡飲用已融入英國市民生活，咖啡館已成為倫敦常見的休閒場所。而到19世紀，咖啡館迅速沒落，以至於1848年麥考萊出版的《英國史》必須提醒讀者不要忘記咖啡館文化之於他所記述時代（1685-1702年）的重要性：“咖啡館決不能草草一筆帶過。實際上，在那個時代，咖啡館被稱為一種極為重要的政治機構是有道理的……它是都市公共輿論自我表達的主要渠道。”

　　英國咖啡館文化何以興、何以衰，是一段值得鈎沉的歷史，因為在那百餘年間，喝咖啡和泡咖啡館遠不僅僅是風行坊間的一種消遣時尚。英國的社會名流、文人雅士無不是咖啡館常客，他們參與鑄就的咖啡館文化對當時及後來的英國政治生活、文學創作和社交方式產生了深遠影響。另外，麥考萊對英國咖啡館的歷史評價也並非孤例。當代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中把咖啡館看作“英國公共領域發展的樣板”，與麥考萊前後呼應，也值得我們品味。

　　咖啡來到英國

　　英國第一家咖啡館究竟開張於何年何地，文化史家之間頗有爭議。美國學者威廉·H.烏克斯和加拿大學者布萊恩·柯萬採信17世紀古文物專家安東尼·伍德的回憶，主張英國的咖啡館文化起源於1650年的牛津。他們認為，咖啡作為16世紀流行於阿拉伯世界的一種色味古怪的飲料，最早有所體驗並對其青睞有加的是見多識廣的英國旅行名家和跨國商人，因此，咖啡消費在英國登陸伊始便具有小眾、冷僻的高端色彩。在牛津，光顧咖啡館的主要是大學的教師、學子和皇家學會知識精英。志趣相投的大學才子們在此自由聚會、讀書、研討學術，形成拓展科學知識的新空間。該空間有別於紀律嚴明、教學法刻板的大學課堂，又對其形成補充，加上1便士買1杯咖啡就可以在此消磨一整天，因此，牛津的咖啡館得到一個別號，“便士大學”。柯萬相信，咖啡館從牛津傳入倫敦的早期，還帶有小圈子和雅士文化的氣息；1660年王政復辟以後，咖啡館才市民化和商業化，轉型為向三教九流開放的公共場所。

　　然而，英國學者馬克曼·艾利斯不同意以上觀點。據他考證，英國首家咖啡館誕生於1652年的倫敦，坐落於倫敦的商業中心康希爾附近，生意從一開始瞄準的就是咖啡的市場前景：咖啡有提神解乏的功效，附近皇家交易所的商人們、海船船長們、服務於交易的文具店和書店老闆、公證人和律師都可能成為咖啡愛好者；他們投身咖啡消費，公眾社交氛圍也就形成了，咖啡館也就順理成章成為人們交談、閒聊、交易的地方。

　　兩種咖啡館起源論，小眾消費說和大眾消費說，誰是誰非很難分辨。但是，咖啡這一舶來品是在17世紀50年代進入英國市場的，當毋庸置疑。它迅速落地生根，說明市場存在需求，咖啡到來適逢其時。1649年，英王查理一世被處死，英國進入清教主義當政時期。清教當局把飲酒、娛樂視為引人墮落和毀滅的罪惡，嚴加管控。從海外歸來的商人知道，咖啡是一種健康飲品，不會讓人酩酊大醉，它既然適合于禁酒的伊斯蘭社會，也就適合於有清教信仰的基督徒。

　　當然，售賣咖啡是個外來的新行當，免不了與本地的舊環境和舊習俗發生衝突，例如咖啡館與傳統小酒館、啤酒屋之間存在利益競爭，咖啡館引發基督徒對伊斯蘭文明入侵的憂慮，還有，由於咖啡館當時是專屬男性的消費場所，一便士免費續杯的銷售策略吸引無數男士藉此逃躲家庭責任，它還激起倫敦家庭主婦的憤怒，掀起一場反對咖啡、保衛家庭生活的鬥爭。然而，咖啡館帶來的消費革命勢不可擋。同樣是消遣場所，咖啡館與傳統酒館不同之處在於喝咖啡的客人總是頭腦清醒、精神愉快的，因此，咖啡館為吸引客源，逐漸將各種客戶服務及文娛活動納入其間：商談、報刊閱讀、政治辯論、珍奇收藏品展覽、書籍和藝術品拍賣等。商業、政治、藝術、街談巷議，社會各階層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聚集於咖啡館，終使之成為一種極具社會影響力的公共機構。

　　從羅塔俱樂部到文學論壇

　　咖啡館作為公共機構的特性，是1658年克倫威爾去世後英國動盪的政局塑造成型的。克倫威爾死後，他的兒子理查德·克倫威爾得不到軍隊的支持，無法延續護國公的軍事獨裁，被迫於1659年退位。由此，內戰清洗所剩的殘缺議會與軍隊為奪權開始內鬥，1649年成立的英國共和政體陷入風雨飄搖。此時，擺在英國面前有兩條路：混戰或復辟王政。國運轉折關頭，政治批評家、關心國事者，不約而同把咖啡館當作思想家園，在此宣講主張、議論時事、思考未來。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共和制理論家詹姆斯·哈林頓和他的羅塔俱樂部。

　　詹姆斯·哈林頓曾是查理一世的貼身侍臣，但他對國王的同情和忠誠從未影響他的共和主義政治傾向。1656年，他出版政治寓言小說《大洋國》，將經典的國家政體問題與國家土地分配情況聯繫起來解釋英國內戰的歷史和共和政體的前提，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種理想的共和政府理論。為了推廣他的政治理念，1659年，哈林頓與他的追隨者在麥爾斯咖啡館成立了“羅塔俱樂部”。他將《大洋國》的觀點整理成概要，每晚與俱樂部成員在咖啡館碰面，討論一個問題或條款。該習慣一直延續到1660年3月，王權復辟大局已定。

　　羅塔俱樂部嚴格遵循特定的言論規範、辯論形式和表決方式討論問題，這為咖啡館建立了一套以文雅、平等和包容為特徵的交流模式。哈林頓的共和理想隨着查理二世上台及自己被捕入獄宣告破滅，然而，他開創的咖啡館辯論模式影響久遠。隨後幾百年，在英國的公共政治空間，不斷可見源自這一模式的論辯規則發揮作用。19世紀的英國議會制改革和選舉權範圍擴大，可以說就建立在這種政治辯論文化基礎之上。

　　斯圖亞特王朝復辟時期，有關共和國問題的政治討論被歸入反君主的罪行，但新聞消費、時政議論並未從咖啡館消失，相反，這裡成為各種密謀、小道消息的集散地。為了控制諷刺、誹謗、政治分歧和反叛思想的傳播，查理二世一度考慮禁止咖啡館營業，後在朝臣勸說下取消動議。不過，政治空氣發生的變化終究產生了影響，咖啡館的文化主題逐漸向文學研究方向偏移，關心天下事的文人們在咖啡館形成了文學圈，以評議世態百象、倡導道德和文藝新風為己任。

　　最早聲名鵲起的是17世紀60年代形成的威爾咖啡館才子圈。威爾咖啡館的桌子上總是鋪滿未發表的手稿和已發表的文章、詩作，由著名劇作家德萊頓在文學討論中充當法官。咖啡館內你一言我一語的議論和一錘定音的仲裁，為當時許多劇作家和詩人確立了文學名望。

　　1712年，約瑟夫·艾迪生開辦巴頓咖啡館。他和理查森·斯蒂爾挾此前創辦《閒話報》和《旁觀者》之影響力，在此聚集起另一個作家圈，構建起又一個討論文學價值和品位的“文學立法會”。

　　咖啡館文學圈最後的輝煌屬於1751年開業的貝德福德咖啡館。由於咖啡館緊鄰劇院，劇評當仁不讓成為此地最熱門的話題。以新一代小說家亨利·菲爾丁、畫家威廉·霍加斯、劇作家哥爾斯密為核心的藝術創作者和批評家化身為英國的“戲劇溫度計”，很大程度上推進了文學批評的社會針砭功能。

　　咖啡館文化的消亡

　　英國咖啡館在18世紀80年代顯現沒落的端倪，到19世紀初近於消亡。

　　咖啡館文化為什麼沒落，歷史學家提出了多種推論。原因一是始於18世紀60年代的英國工業革命。工業革命推動社會財富聚集和貧富分化，促使咖啡館魚龍混雜的平等主義精神讓位於新型的社會分層與隔離：掌握話語權的政治人物、文化精英漸次歸隱於實行會員制的封閉型俱樂部，勞工大眾再次回到簡陋喧鬧、對現實冷漠超然的酒吧中。再有，郵遞業發展，使報紙和新聞時事進入各家各戶，人們不再需要到公共空間打聽消息。服務業規範化，將業務商談引入更注重客戶隱私權的專用辦公室，咖啡館的商務功能隨之消退。

　　另外，拜18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殖民及貿易發展所賜，原本奢侈昂貴的東方茶葉進口量增長迅猛。在家喝咖啡需要多種輔助器具，手續繁瑣，泡茶卻十分簡便，且一壺茶適宜多人同時享用，於是，以家庭為單位的下午茶習俗悄然興起，成為家庭價值至上的19世紀的主流時尚。

　　英國咖啡館消失於歷史的煙塵中。但是，不能不承認，正是由於它在一個短暫的具有革命精神的時期誕生，把人們匯聚在一個共同空間，才激發出新思想、新科技和新發現，孕育出後世的科學飛躍和知識革新。英國現代政治生活所體現的自由和秩序並重的精神、英國文學關懷現實的激情，處處可見這一走出階級分隔最遠的激進時代留下的痕跡。咖啡館點燃的“社會鍊金術”將永遠鐫刻在英國社會的現代化轉型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