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賢幫毛遠新找老婆

【前言】：徐景賢是文革紅人，曾任上海市委書記兼革委會副主任。他生前寫了兩本回憶錄，第一本叫《十年一夢》，第二本叫《徐景賢的最後回憶》（徐去世後出版）。有評論家認為第二本寫得比較好，一是有史料價值，二是對文革有較深刻的反思，不像戚本禹等文革紅人那樣，至死都不醒悟。

我給毛遠新做“大媒”

　　          (《徐景賢的最後回憶》之二十一)
　　毛遠新在文革期間是個名聞遐邇的人物。
　　革命烈士毛澤民的兒子，偉大領袖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一九四一年二月出生在新疆，全國解放後到北京，長期生活在毛澤東和江青的身邊。在北京讀完了育英小學、一○一中學，憑自己的成績考上了清華大學無線電電子系，一個學期後轉學至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
　　
　　毛遠新是怎麼聞名全國的
　　
　　一九六四年暑假，毛遠新從學院回中南海，七月五日，毛澤東和他作了一次長談，這就是後來由教育部發至全國的文件：《毛主席與毛遠新談話紀要》。
　　毛澤東對毛遠新說：“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你們學院應該去農村搞‘四清’,去工廠搞‘五反’。階級鬥爭不知道,怎麼能算大學畢業?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麼不反?教改的問題,主要是教員問題。”
　　我曾經反覆學習毛澤東的這些論斷，並預感到在文教戰線上正在孕育着一場大風暴。我也知道了毛遠新其人，為他能在毛澤東身邊親聆教誨而無限欽羨。
　　毛澤東啟示我們：“為什麼不反？”文革開始後，我在上海“反”了，毛遠新在哈爾濱也“反”了。他組織了“哈軍工紅色造反團”，成為東北地區的紅衛兵領袖。
　　毛遠新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寫了一張較有影響的大字報，分析了當時的保守派和造反派。
　　他寫道：“保守派中有一些過去享受榮譽的人，其中有一部分人還有一官半職，手下也有一些群眾。這些人工作踏實，忠實職守，這是長處。但是由於他們經常聽上級的指示和命令，去指揮群眾，又由於他們能嚴格的遵守這些東西，而從上級得到榮譽，所以這些人容易養成唯命是從的奴隸主義，頭腦的框框就多些。這樣的地位會使他們過於相信自己，過於相信上級，以致對於統治我們學校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傳下來的私貨，對黨內那些一小撮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所推行的與毛主席的政治路線相對抗的組織路線一概沒有異議，有些人則中毒較深。”
　　他又寫道：“造反派中到處是過去一些‘調皮搗蛋’的人，他們是處於被領導的群眾。這些人生活上有些散漫，是短處，但也有很多長處，這就是看問題尖銳，敢於發表自己的意見，敢於造自己認為是錯誤的反，他們是沒有地位，沒有榮譽，又不被重視，所以他們不怕丟掉什麼，也不想撈取什麼，他們敢想、敢說、敢造反。所以這些人一經被毛澤東思想所掌握，就會成為真正的唯物主義者。”
　　當時很多人都認為他的大字報分析深刻，鞭辟入裡。
　　
　　我和毛遠新的交往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四日，遼寧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毛遠新擔任革委會副主任，以後又任遼寧省委書記、瀋陽軍區政委，這樣我們就開始了比較密切的交往。
　　每次中央開會，與會人員大都住在京西賓館，王洪文和我總要去看望毛遠新。他經常和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住在一起，穿著一身空軍軍裝，綠上裝、藍長褲，因為他從哈軍工畢業後便參加了空軍，當過防空部隊的導彈兵。他比我要年輕八歲，中等身材，長相英武，雙目炯炯有神。他的嘴唇上有一處傷痕，據說是一次車禍造成的，縫了幾針，總算沒有破相。他抽煙很兇，房間裡全瀰漫着煙霧。每次去看他，總看到他在看書，有一次他在讀線裝書明代思想家李贄的《焚書》。據他說，毛主席非常推崇李贄，說古人中像李贄那樣的封建社會的反叛者是罕見的，他反對程朱理學和一切偽道學，否定等級制度和特權思想，同情下層人民的疾苦。我聽了以後，回到上海也借了李贄著的《焚書》讀了起來。
　　毛遠新在談話時喜歡縱論天下大事，觀點很尖銳，口氣很大，有點“糞土當年萬戶侯”的味道。一九七零年中共舉行了九屆二中全會，林彪等人大鬧廬山。一九七一年四月，北京舉行批陳（伯達）整風會議，各省、市委書記和中央各部門負責人到會，會議由周恩來主持。毛遠新在會上發言，一針見血地指出：“大鬧廬山是一次未遂政變！”我當時覺得振聾發聵，很受啟發。林彪還在位，只有毛遠新敢於這樣講，我既不敢這樣想，也不敢這樣講。心裡對他很欽佩，把他的傲氣也當成優點看待。
　　一九七三年中共“十大”開會期間，請各省、市代表團提名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的候選人名單，我覺得根據我對他多年的接觸和了解，他應該有資格擔任這個職務，我就在上海組的會議上正式提名他為中委候選人。誰知道這個建議遞交上去不久，就下達了毛主席的意見，說是根據“親者嚴、疏者寬”的原則，毛遠新不宜進入中央委員會。為此，我更加對毛主席充滿熱愛，對毛遠新表示尊重。

    我意外地成了毛遠新的“大媒”
　　
　　過了一段時間，我竟然介入了毛遠新的婚戀，做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大媒”。
　　我回上海以後，有一天，一位軍人持瀋陽軍區的正式介紹信到上海康平路市委辦公地點來找我。他是瀋陽軍區作戰部的陳部長，也是毛遠新的秘書。我在康平路小禮堂單獨接見了他。他是一個憨厚的東北漢子，直率地告訴我：毛遠新已經三十多歲了，大家都關心他的婚戀，但是毛主席有過指示：找對象不要找高乾子女，要找工農子女。這可不好辦了，平白地到哪裡去找工農子女做戀愛對象？這次有了一個機會，瀋陽軍區門診所有一位護士長，姓全，上海人，參軍到了瀋陽，人長得很漂亮，但她自己已經結婚了，她家裡還有好幾個姐妹，有一個小妹妹叫全秀鳳，在上海做紡織工人。別人鼓動她把妹妹介紹給毛遠新認識，交個朋友。毛遠新在軍區衛生所也見過這位姓全的護士長，從姐姐的相貌可以想見妹妹的模樣，而且妹妹又是上海的紡織工人，如果政治條件合格的話，他也願意接觸一下，雙方見一次面。
　　這位陳部長此次來的目的，就是為了要上海對全秀鳳的家庭情況、政治歷史、個人表現等作一個全面的了解，以便考慮是否合適由姐姐把妹妹請去瀋陽“相面”。我聽了覺得此事非同小可，我們要為毛遠新選一個合適的對象，實際上是為毛澤東選一個合格的侄媳婦，而且毛遠新長期生活在毛的身邊，毛對他視同己出。這件事我們一定要慎重對待。
　　陳部長就住在延安飯店等待回音，我不敢怠慢，趕緊把王秀珍叫來商量。王秀珍說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也給她打了電話，希望上海促成此事。我們覺得，這件事一定要嚴格保密，只能在極小範圍內進行。我們把市委組織部門的負責人找來，叫他指定兩名可靠的幹部，集中時間對全秀鳳的全面情況進行了解，寫出詳細的書面材料。但我們根本沒有告訴組織部門這項任務的真實背景。
　　三天過去了，兩名組織幹部跑遍了所有的部門，整理出了一份詳細的書面材料，送到我面前。我仔細看了一下，這次真是查了三代了：全秀鳳的祖父，是上海的碼頭工人；父親是上海的運輸工人，當時是開三輪卡車的；至於全秀鳳自己，在上海的中學畢業後就進廠當了紡織工人，二十幾歲的年紀已經有三年工齡了，而且是共青團員。家裡的哥哥、姐姐等不但政治歷史清楚，而且個人表現都不錯。這樣的基本條件，可否當得上毛家的媳婦呢？
　　我把書面材料交給了陳部長，陳部長很高興，再三稱謝，帶上材料就回瀋陽去了。
　　過了一段時間，陳部長又來上海了，連稱書面材料已經給遠新看過了，政治條件是合適的，也符合毛主席提出的要找工農子弟做對象的要求，但還是要當面見了人再確定是否可以發展戀愛關係。這次他們設計了一個方案：由瀋陽軍區門診所的全護士長邀請妹妹全秀鳳到瀋陽去玩，住上幾天，找一個機會讓毛遠新和全秀鳳自然地見個面，再看他倆雙方的意思。所以，陳部長這次來上海，就是代表全護士長邀請妹妹並陪她一起去瀋陽的。
　　我看這件事有了初步的結果，當然很高興，但是我想：上海送去的只是全秀鳳的書面材料，至於她本人究竟是什麼模樣的，連我們上海的這些“娘家人”也不曉得，我想找一個機會和全秀鳳見個面，也可以做到心中有數。我和陳部長商量，他要帶全秀鳳去瀋陽，她們姐妹多時不見了，這次會面總要捎些禮物去。當時物資供應比較緊張，上海的羊毛衫質地好，款式新，是女青年的最愛，但是一般人買不到，只有友誼商店可以特需供應。我可以告知東湖賓館市委招待處的女幹部陪同全秀鳳一起去選購。
　　陳部長徵求了全秀鳳的意見，她果然同意買幾件羊毛衫帶去瀋陽。於是，約定有一天在東湖賓館市委招待處會合，我也按時到東湖賓館去。陳部長把全秀鳳向我作了介紹，我叫她小全，隨意地和她聊了一聊家庭情況和個人經歷。全秀鳳不愧是上海出生的姑娘，長得很俊秀，筆挺的鼻子上有一雙明亮的大眼睛，說一口帶上海口音的普通話，顯得很大方，很得體，說話文雅，不扭扭捏捏，一看就討人喜歡。我心中有了底，覺得這樣的上海姑娘是有“台型”、有風度的。我們談了一會兒話，她就隨着招待處的女幹部到友誼商店去了。
　　之後，就是毛遠新和全秀鳳兩個人在瀋陽的多次接觸了；又過了幾個月，好消息傳來，說是他們雙方都彼此滿意；再過了一段時間，陳部長到上海，給我們送來一筐東北蘋果，還說遠新和小全已經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特別告訴我們，毛遠新已經帶全秀鳳到北京去拜見過毛主席了，毛主席對這位侄媳婦表示很滿意。我們聽了更是興奮和欣慰，上海做的這門“大媒”總算有了圓滿的結果。
　　
　　毛遠新的大起大落
　　
　　毛遠新和全秀鳳在瀋陽結了婚、成了家，我們沒有送過禮，也沒有喝上喜酒，只是有一次，中央在北京召開各省、市委負責人會議，我們在京西賓館遇上了毛遠新，我和王秀珍纏着毛遠新討喜糖。我說：“在我們上海，謝媒人是要吃十八隻蹄膀的。”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也在一旁幫我們說話：“是應該謝大媒，買糖！買糖！”毛遠新拗不過我們，就到京西賓館小賣部去買了一些高級糖果，請我們吃，堵了我們的嘴。
　　一九七六年，我到北京去參加批鄧“打招呼”會議，看到毛遠新身份變了，成了毛主席與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別的中央領導人都難以見到毛，但毛遠新卻可以經常接近毛。毛關於批鄧的一系列指示即所謂的“十二道金牌”，都是通過毛遠新向政治局傳達的，毛遠新成了“欽差大臣”。他還告訴我們，他和鄧小平當面發生過尖銳衝突和激烈爭論，鄧堅不承認自己搞“修正主義”，毛遠新敢於當面批駁他。此時的毛遠新，給我的感覺不單是傲氣，而是有些張狂了。此外，我聽說全秀鳳已經隨毛遠新多次到北京去探望過毛主席了，我暗暗地為他們高興，同時，傳來訊息說全秀鳳懷孕了，我心中祝福他們有一個健康的寶寶、幸福的愛情結晶。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逝世，我到北京去守靈，看到毛遠新在毛澤東的遺體旁邊忙碌。沒有想到：幾天以後，他就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一起被抓起來了。
　　文革結束以後，毛遠新在遼寧的所作所為都遭到了清算和批判，他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十七年，他的妻子全秀鳳也被隔離審查，在這種情況下出生的女兒李莉，成了一個雙耳失聰的聾啞人。
　　毛遠新在被關押了十多年以後，於一九八九年保外就醫，開始時住在江西他的生母朱丹華和繼父方志純處，後來考慮到夫妻長期分居，領導批准他調來上海和全秀鳳同住。一九九三年毛遠新刑滿以後，被分配到上海汽車工業質量檢驗研究所，化名李實，這個名字還是他下鄉參加“四清”時毛澤東給他取的。他努力工作，多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現在，毛遠新和全秀鳳都已退休。女兒李莉愛好美術，考上了上海聾啞青年技校美術班，畢業後參加工作，又考取上海大學美術學院聾啞人成人教育大專班，繼續深造。
　　作為“大媒”的我，至今卻慶幸毛遠新虧得聽了毛澤東的話：不找高乾子女做對象，找了工農子女。正因為如此，毛遠新晚年能有一個幸福的家庭，能和普通老百姓一樣過上平靜的日子。